刘小龙：《南石窟寺之碑》的书法特点与定位

《南石窟寺之碑》是我省泾川北魏时期最重要的历史遗存。刊刻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是北魏华、泾二州刺史奚康生平叛沙门起义后开凿石窟所留的记载碑文。内容记载了泾川南石窟寺1号七佛主窟的建造纪年及全过程，是研究古泾州历史的可靠资料。自1925年发现以来，为学术界瞩目，其书法、历史地位在业界得到肯定。

南石窟寺与《南石窟寺之碑》的发现

南石窟寺位于我省泾川县城东7.5公里的泾河北岸，现存5个洞窟，均坐北向南，开凿于白垩纪红砂岩上。其中第1窟为北魏开凿，是国内最早以表现七佛为主的七佛窟，它开创了佛窟营造史上一种新的形制。

北魏孝文帝时期(太和十年至二十三年，即公元486年-499年)，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封建化进程，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因而，北朝后期的造像都受到了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开凿于公元509年的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当属于这个阶段。主持开凿的为时任泾州刺史的奚康生。

奚康生，河南洛阳人。《魏书》《北史》皆有传。北魏后期，关陇一带农民起义频频发生。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造反，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率部镇压这次起义的正是战功显赫的奚康生。平叛以后，他担任了三年的泾州刺史，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奚康生几乎动用了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经过千百名能工巧匠穷年累月的劳动，终于造就了南、北石窟寺这两座佛教艺术的殿堂。

《南石窟寺之碑》的书法艺术特点

《南石窟寺之碑》是北魏时期泾州文化艺术的主要历史遗存，在北魏书法群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观其书法精神和特点，具有几个特征。

1.隶意明显，用笔朴茂。尽管经过了刀刻，但从拓片来看，一些字还是基本如实地反映了书丹时的原貌，毛笔书写的痕迹依稀可见。透过刀锋去看书丹时的情形，书写者用笔的劲健、持重可见一斑。其中侧锋自然、协调的变换以及笔画形态、粗细等方面的微妙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如碑中有捺画的一些字，中、侧锋用笔极为厚重，一些有长横的字，仍保留有隶书横画的波尾姿态万千。

《南石窟寺之碑》具有由隶向楷过渡阶段的特征，另一方面更为碑刻增添了一些庄重、古朴之美。

2.结体多变，平中见奇。此碑在结体取势上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寓变化于平正之中。主要看起来，结字横扁、紧密，平正取势。甚至有些字达到了不能再扁的地步，如“酬”“嚣”“斑”等字。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有些横画较多的字，横画的间距很小，几乎达到密不透风的地步，如“三”“圣”“皇”等。

此碑显得持重、温文尔雅，稳健、质朴，平正取势。但仔细分析，其在结字取势方面蕴藏着丰富的变化。比如，横画之间在走向上总有程度不同的区别，所以我们无论在单个字还是在整块碑中几乎看不出像《史平公造像记》那样的横画走向来。

再比如，单字部件之间的位置安排往往突破常规，这可以说是《南石窟寺之碑》在结字取势富于变化方面最具特色的一个表现了。如：左右结构的，或左高右低，或左低右高，或左右错落等，将左右两部分重新组构成一个整体;《南石窟寺之碑》有一个特点，当左右结构的字左侧部件笔画数较少时，其位置往往被提得很高，而且大有继续“拾级而上”的趋势。这样的安排往往使得类似的字形显得稚拙而率真;有些笔画上下散开，离得很远，使得整字布局出奇制胜;有些笔画左右互相谦让，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或者改变结构，分担重量，类似这样的巧妙安排，碑中还有不少，但表现的都是整体之重，险绝之感。

3.章法奇特，风格统一。此碑虽书写在方格中，但字势平正，字形较扁，与龙门诸品相比，布局更加有趣，直追汉碑。其整体风格虽多变，但很统一，碑中字形大小变化，寓隶于楷，参差变化，其中对于相同偏旁或同一点画，变幻不尽相同，跌宕起伏，富有生机。

《南石窟寺之碑》在北魏书法群体中的定位

《南石窟寺之碑》原存于南石窟寺，民国初年发现于泾川县王家沟村，后移碑泾川县文庙，现存泾川县王母宫石窟寺文管所。碑通高225厘米，宽105厘米，厚17厘米，题额为“符文式”篆书阳刻“南石窟寺之碑”，额上横列楷书云：“石窟寺主僧斌”。碑文楷书23行，行38字，因碑下部有断缺，现每行最多存34字。碑文记载了奚康生创建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阴有出资修建石窟的施主题名，共3列，计56人。

北魏碑刻，大多未见书碑者署名，《南石窟寺之碑》亦然。缘何与奚康生同朝供职的北魏悍将杨大眼的造像碑记《杨大眼造像记》能名满天下，而奚康生的开窟碑记《南石窟寺之碑》鲜有人知?笔者认为这与泾州地处中原以远、错过了清代碑学中兴时期的学术关怀有关。加之《南石窟寺之碑》发现于民国之后，早期金石专著多未著录，因而至今待字闺中，尚未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

综观此碑，不仅其本身有着丰富的历史意义，况且是唯一仅存的南北石窟寺造像碑，对于今天研究泾川北魏历史、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