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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年03月19日 来源:作者原创 进入论坛 点击数:  我要评论 【收藏

一、太爷的印象

  前面我已说过,我的家族有多大,我不知道。原先有家谱记载,可惜家谱不在我家,即使在我家恐怕早已被付之一炬,因此,只能从我知道的说起。

  1943年,我三岁那年冬天,我的太爷(曾祖父)去世,享年85岁。由此推算他应生于1858年,即清咸丰八年,一生经历咸丰4年、同治13年、光绪34年、宣统3年、民国31年,可算得上是五朝元老。我家有一张民国18年(1929年),祖父花了三百白洋为他拍摄的一张一尺大的照片,压花纸板,装裱十分考究。太爷头戴顶戴花翎,身穿朝服朝靴,正襟危坐,俨然是一个清朝达官的派头。照片上方一块长约6寸,宽约1寸的黑底板上,有他外甥萧兰亭书写的简历“公,全世,字冠卿”,这时我才知道了太爷的名字。据记载他为清代进士,不知做过什么官。奶奶曾给我说过:“你太爷到兰州开会的时候,坐着马拉的轿车,要走半个多月。他爱吃面条,我们擀了几天面,晒干装了一木箱子给他带去的,来回40天。”到底开的什么会,谁也不知道了。后来太爷突然辞官不干,在家里办起学堂,当了私塾先生。再后来吃斋念佛。照片上说:“晚年参证释谛”,大彻大悟起来。据我母亲说我太爷敬佛非常虔诚,一日静坐三次,几十年如一日。因为他早晚一个人住在上庭房内,如何坐法无从知道。到了中午,当我太爷在佛堂上香的时候,全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发出声音,院子里十分肃静,连我这比较调皮的孩子也不准哭闹。万一哭闹起来,母亲便急忙把我抱到大门外面。太爷静坐大约在两个小时左右,后来家里人不习惯这种寂静,索性都去睡午觉,一觉醒来,还不敢出声。太爷坐完了总要咳嗽两声,听到咳嗽声大家知道坐功结束了,才开始各自正常的工作。这种情景我还略有一点印象。老人们讲我太爷六十多岁以后,曾害过几次重病,每次情况不好,就给他做棺材,做好不久,他的病又好了。一两年后,他的同龄人中有人病危,来不及做棺材,人去世后,就把他的棺材抬去。一连两副棺板都被别人提前占用了。79岁那年,太爷又病得不轻,家里重新做了一副柏木材,谁知太爷的病又好了。为了让太爷高兴,还是因什么风俗,每年都要定期把棺板油漆一遍。多年以后,棺板上的漆皮如同玻璃一般。后来把棺板里面用油布糊了,再刷上油漆,又用蜡灌了。太爷去世那年并没有害病,气色似乎比上年还要好些,过了古历十月,大家都觉得老太爷又能过上新年了,都暗暗为他祝福。有一天,早饭后太爷到铺子里和我爷爷说了一会儿话,回来照常拜佛、烧香、静坐,家里人照常睡午觉,或关起房门坐在火炉边,或坐在热炕上做针线,院子里和往日一样静悄悄的,坐功时间快到了,家里人开始悄悄地做干活的准备,一般多则两分钟,少则一半分钟总会听到太爷的咳嗽声,然而这一天却迟迟没有动静。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好静悄悄地等待着。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动静,谁也没有勇气到上房里去看看,更不敢大声说话,人们早已沉不住气了,开始串门子打探消息。快吃晚饭了还不见动静,母亲着急了,大着胆子上了台阶,听了听房子里毫无声息,便悄悄地探头张望,她发现太爷盘坐在炕中央的坐垫上,两手放在腹前、脸色蜡黄,母亲一看觉得不妙,便连声叫了几声“爷爷、爷爷!”没有人回答。母亲吓傻了,撒腿就往铺子里跑,把情况告诉了我的爷爷,爷爷回家到太爷面前叫了两声爹爹,才知道太爷早已灵魂出窍。爷爷没有惊慌,把家里人叫到一起,让他们分头准备后事。他到察院门上的下寺里请来了佛教方面的人,为太爷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随后又请来阴阳先生,按惯例入殓。佛教方面的人在下寺里为太爷做了七天佛事,道教的韩道长一行7人在我家打了7天清醮。那时我只有三岁,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丝隐约的片段,具体情况已记不清了。听老人们说当时我很听话,道士们诵黄经的时候,我恭恭敬敬地跪在灵堂里,烧完了一炷香还没有起来,直到今天老人们还经常提起此事。出殡那天,家族中没有出五服的人都来做孝子,男男女女白花花一片,送葬的亲戚朋友不计其数,人人头戴孝帽,手持挽联挽帐、纸花、纸马、纸筒,花花绿绿摆满半条大街。孝子们男人扯牵,女人扶灵,四对唢呐前面开道,从巷子街出发进南城门,出北城门直到泾河桥头送葬队伍方才解散。孝子们把灵棺送往瑶池沟纸房湾墓地安葬。不知过了几七,下寺的佛教人士送来一张毛笔写的偈帖,原文我记不清了,大意是我太爷前世积了很大功德,今世功德无量,潜心修行功德圆满,已进入极乐世界,说这些话是“扶乩”时在沙盘上写出来的。扶乩是道教中传达神意志的一种方法,要两个小男孩抬上一根木杆,木杆上楔一支木笔,下面放有沙盘,当神灵有什么要向世人传达的话,就会操纵木笔在沙盘上写出来。这张纸片一直夹在一本叫《洞冥宝记》的书中,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我怕因此再遭迫害,便乘夜深人静时塞在炕洞里烧毁了。当时,泾川城里人都在议论,说我太爷坐化了,成了神,现在城里80岁以上的人大都知道这件事情。太爷去世后,留下来的就是巷子口的那套老宅,一件皮袍,一顶狐皮火车头帽子和两张照片。我长到八九岁的时候,看了太爷的照片,真想把他穿过的那套官服穿一穿。可爷爷说,有一年耍社火,被借去做戏装,再也没有还回来,只把那件皮袍和帽子留给了爷爷。解放后生活困难,爷爷把皮袍卖给了当时在县法院当秘书的我二舅,二舅把皮袍改做成一件新式的皮大衣。这件皮大衣我二舅去世后留给了我的表弟,表弟有时穿着取暖,不过那样式已过时,当我看到那件皮衣的时候,不由人总有一种辛酸涌上心头。一件极其平常的皮衣传了四代人,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经历了多少风雨沧桑,至今依然完好。而人却是哪么脆弱、短暂,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逝去。过不了三五年,他们的后代也许会把他们忘却了,真是人不如物啊!

  我太爷的书法在当时小有名气,听老人讲,他在世的时候,庭房的外厅堂上放着一只方凳,上面有一块明代的大方砖,太爷每天在方砖上练一个多小时的字,经常有人提着点心来向他求字。他不写中堂、条幅之类,专写牌匾。写的时候用斗方纸写好,然后用红笔一勾,把不太好的笔划加以修改,便交给来人拿走了。他一生没有留下什么作品,除前面说过的重修铁佛寺碑以外,我家门牌上“斯铭陋室”四个字就是他亲手书写的。有人评论说这几个字“用笔圆润、不露锋芒、绵里藏针……”“文革”期间,工作组逼我父亲用刀子把字刮掉,刮了半天,划的乱七八糟还能看见字形,最后用白粉涂了三遍才没留下痕迹。

  昨天,我回老家,把我太爷照片上的那一段话抄了下来,原文如下:“先生讳全世,字冠卿,系前清明经进士,品学兼优,为士林范,晚年潜心修养,参证释谛。现年七十有二,精神矍铄,录嗣子以世变日丞,预作未来之虞,因肃进衣冠,摄影以存,并将先生拟就联语十二字,附书于后以作永远之纪念,时民国十八年夏历二月二十六日也。”非以形求真我,为留迹于后人。

愚甥萧纯清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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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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