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太爷、爷爷与父亲的印象

一、太爷的印象

　　前面我已说过，我的家族有多大，我不知道。原先有家谱记载，可惜家谱不在我家，即使在我家恐怕早已被付之一炬，因此，只能从我知道的说起。

　　1943年，我三岁那年冬天，我的太爷（曾祖父）去世，享年85岁。由此推算他应生于1858年，即清咸丰八年，一生经历咸丰4年、同治13年、光绪34年、宣统3年、民国31年，可算得上是五朝元老。我家有一张民国18年（1929年），祖父花了三百白洋为他拍摄的一张一尺大的照片，压花纸板，装裱十分考究。太爷头戴顶戴花翎，身穿朝服朝靴，正襟危坐，俨然是一个清朝达官的派头。照片上方一块长约6寸，宽约1寸的黑底板上，有他外甥萧兰亭书写的简历“公，全世，字冠卿”，这时我才知道了太爷的名字。据记载他为清代进士，不知做过什么官。奶奶曾给我说过：“你太爷到兰州开会的时候，坐着马拉的轿车，要走半个多月。他爱吃面条，我们擀了几天面，晒干装了一木箱子给他带去的，来回40天。”到底开的什么会，谁也不知道了。后来太爷突然辞官不干，在家里办起学堂，当了私塾先生。再后来吃斋念佛。照片上说：“晚年参证释谛”，大彻大悟起来。据我母亲说我太爷敬佛非常虔诚，一日静坐三次，几十年如一日。因为他早晚一个人住在上庭房内，如何坐法无从知道。到了中午，当我太爷在佛堂上香的时候，全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发出声音，院子里十分肃静，连我这比较调皮的孩子也不准哭闹。万一哭闹起来，母亲便急忙把我抱到大门外面。太爷静坐大约在两个小时左右，后来家里人不习惯这种寂静，索性都去睡午觉，一觉醒来，还不敢出声。太爷坐完了总要咳嗽两声，听到咳嗽声大家知道坐功结束了，才开始各自正常的工作。这种情景我还略有一点印象。老人们讲我太爷六十多岁以后，曾害过几次重病，每次情况不好，就给他做棺材，做好不久，他的病又好了。一两年后，他的同龄人中有人病危，来不及做棺材，人去世后，就把他的棺材抬去。一连两副棺板都被别人提前占用了。79岁那年，太爷又病得不轻，家里重新做了一副柏木材，谁知太爷的病又好了。为了让太爷高兴，还是因什么风俗，每年都要定期把棺板油漆一遍。多年以后，棺板上的漆皮如同玻璃一般。后来把棺板里面用油布糊了，再刷上油漆，又用蜡灌了。太爷去世那年并没有害病，气色似乎比上年还要好些，过了古历十月，大家都觉得老太爷又能过上新年了，都暗暗为他祝福。有一天，早饭后太爷到铺子里和我爷爷说了一会儿话，回来照常拜佛、烧香、静坐，家里人照常睡午觉，或关起房门坐在火炉边，或坐在热炕上做针线，院子里和往日一样静悄悄的，坐功时间快到了，家里人开始悄悄地做干活的准备，一般多则两分钟，少则一半分钟总会听到太爷的咳嗽声，然而这一天却迟迟没有动静。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好静悄悄地等待着。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动静，谁也没有勇气到上房里去看看，更不敢大声说话，人们早已沉不住气了，开始串门子打探消息。快吃晚饭了还不见动静，母亲着急了，大着胆子上了台阶，听了听房子里毫无声息，便悄悄地探头张望，她发现太爷盘坐在炕中央的坐垫上，两手放在腹前、脸色蜡黄，母亲一看觉得不妙，便连声叫了几声“爷爷、爷爷！”没有人回答。母亲吓傻了，撒腿就往铺子里跑，把情况告诉了我的爷爷，爷爷回家到太爷面前叫了两声爹爹，才知道太爷早已灵魂出窍。爷爷没有惊慌，把家里人叫到一起，让他们分头准备后事。他到察院门上的下寺里请来了佛教方面的人，为太爷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随后又请来阴阳先生，按惯例入殓。佛教方面的人在下寺里为太爷做了七天佛事，道教的韩道长一行7人在我家打了7天清醮。那时我只有三岁，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丝隐约的片段，具体情况已记不清了。听老人们说当时我很听话，道士们诵黄经的时候，我恭恭敬敬地跪在灵堂里，烧完了一炷香还没有起来，直到今天老人们还经常提起此事。出殡那天，家族中没有出五服的人都来做孝子，男男女女白花花一片，送葬的亲戚朋友不计其数，人人头戴孝帽，手持挽联挽帐、纸花、纸马、纸筒，花花绿绿摆满半条大街。孝子们男人扯牵，女人扶灵，四对唢呐前面开道，从巷子街出发进南城门，出北城门直到泾河桥头送葬队伍方才解散。孝子们把灵棺送往瑶池沟纸房湾墓地安葬。不知过了几七，下寺的佛教人士送来一张毛笔写的偈帖，原文我记不清了，大意是我太爷前世积了很大功德，今世功德无量，潜心修行功德圆满，已进入极乐世界，说这些话是“扶乩”时在沙盘上写出来的。扶乩是道教中传达神意志的一种方法，要两个小男孩抬上一根木杆，木杆上楔一支木笔，下面放有沙盘，当神灵有什么要向世人传达的话，就会操纵木笔在沙盘上写出来。这张纸片一直夹在一本叫《洞冥宝记》的书中，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我怕因此再遭迫害，便乘夜深人静时塞在炕洞里烧毁了。当时，泾川城里人都在议论，说我太爷坐化了，成了神，现在城里80岁以上的人大都知道这件事情。太爷去世后，留下来的就是巷子口的那套老宅，一件皮袍，一顶狐皮火车头帽子和两张照片。我长到八九岁的时候，看了太爷的照片，真想把他穿过的那套官服穿一穿。可爷爷说，有一年耍社火，被借去做戏装，再也没有还回来，只把那件皮袍和帽子留给了爷爷。解放后生活困难，爷爷把皮袍卖给了当时在县法院当秘书的我二舅，二舅把皮袍改做成一件新式的皮大衣。这件皮大衣我二舅去世后留给了我的表弟，表弟有时穿着取暖，不过那样式已过时，当我看到那件皮衣的时候，不由人总有一种辛酸涌上心头。一件极其平常的皮衣传了四代人，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经历了多少风雨沧桑，至今依然完好。而人却是哪么脆弱、短暂，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逝去。过不了三五年，他们的后代也许会把他们忘却了，真是人不如物啊！

　　我太爷的书法在当时小有名气，听老人讲，他在世的时候，庭房的外厅堂上放着一只方凳，上面有一块明代的大方砖，太爷每天在方砖上练一个多小时的字，经常有人提着点心来向他求字。他不写中堂、条幅之类，专写牌匾。写的时候用斗方纸写好，然后用红笔一勾，把不太好的笔划加以修改，便交给来人拿走了。他一生没有留下什么作品，除前面说过的重修铁佛寺碑以外，我家门牌上“斯铭陋室”四个字就是他亲手书写的。有人评论说这几个字“用笔圆润、不露锋芒、绵里藏针……”“文革”期间，工作组逼我父亲用刀子把字刮掉，刮了半天，划的乱七八糟还能看见字形，最后用白粉涂了三遍才没留下痕迹。

　　昨天，我回老家，把我太爷照片上的那一段话抄了下来，原文如下：“先生讳全世，字冠卿，系前清明经进士，品学兼优，为士林范，晚年潜心修养，参证释谛。现年七十有二，精神矍铄，录嗣子以世变日丞，预作未来之虞，因肃进衣冠，摄影以存，并将先生拟就联语十二字，附书于后以作永远之纪念，时民国十八年夏历二月二十六日也。”非以形求真我，为留迹于后人。

愚甥萧纯清谨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