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太爷、爷爷与父亲的印象

二、我的爷爷

　　我太爷共有五个儿子，我有印象的除我亲爷爷外，只有我三爷一个。其他人都在我有记忆之前去世了。我三爷在他们没有分家之前是家里的大管家，作为一个管理大家庭的总管，势必会得罪一些人。因此，他在家庭中的影响比较差，有人说他是“混世魔王”，有人说他为人刻薄专横。就连我太爷分家的时候也认为老三是他的对头，特别是种地的伙计们对他的评价更差。至于他究竟干过什么我也不知道。从我记事起，巷子口老屋里住着我大奶奶，我爷爷、奶奶，我大爷的儿子（我的三叔父）、叔母，我父亲、母亲，我三叔的姑娘亚林和我。我三爷住在巷子顶上的老屋里，他和我三奶及两个女儿组成一个独立的家庭，由于三爷的人际关系较差，所以和他交往的人相对少一些。他大概是解放前一年去世的，他没有儿子，大女儿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小女儿出嫁。我三奶去世后，家里由大女儿和女婿支撑着，生了一个男孩，女婿又离了婚。我这位姑姑和他的儿子一起生活至今。现在儿子娶妻生子，又成为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我大爷去世早，我没有印象。我大奶脾气古怪，吃斋念佛，不爱孩子，我们对她总是敬而远之。我三叔父生性聪慧能干，年轻有为，在县里很有些名气，当过乡长、镇长。抗战开始后，地方上成立了武装自卫队，文安邦是队长，我叔父当了队副，他经常身着戎装，佩武装带，腰里挎着盒子枪，威风凛凛。三叔父对孩子们很冷漠，我们都怕他，后来他和叔母离了婚，娶了巷子顶上闫家姑娘。结婚时八抬大轿，新娘凤冠霞帔，全是剧团里新购置的戏装，声势浩大，游街夸耀了一番，引起全城轰动。泾川解放时，文安邦和他带着自卫队逃跑到黑河，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便掉转枪口起义投诚。泾川解放后，他被以起义人员的身分安排到商业部门工作，肃反中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20年，死在平凉监狱。1988年平反。我叔母改嫁瑶池傅家，数年后丈夫去世，本人因思念前夫神经失常，经常一人到处乱窜，自言自语，郁闷而终。儿子长志，无人照管，到处流浪，至今下落不明。女儿亚玲自父母离婚后，流落他乡，过着非人的生活，70年代回来过一两次，小时候那种天真可爱的神情在她的脸上几乎一丝也找不到了，一副喜怒无常、玩世不恭的样子令人作呕。我问她现在干什么？她一字也不肯说，她抽烟喝酒，无所不为。我看到她那个样子又气又恨，生气地说：“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她虽然没有生气，但她的眼神中却喷射着愤怒的火焰：“你要我怎样？我十岁没有了父亲，后爸虐待我，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1960年差点饿死，我卖淫当婊子才活到今天。我是你姐姐，你姐姐当婊子，你心里好受吧！”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但没有哭出声来，略停了一会，她接着说：“我想妈妈（指我母亲）、想你，想咱们全家，可是我回来谁也不理我，我是被刘家人抛弃了的孤儿，我是反革命的女儿，哪里能容得了我。我住过破窑洞，住过古庙，讨过饭，挨过打骂，什么罪都受过了，可是我要活，我不想死，你说我该怎么办？”她的话像一把把利剑刺在我的心头，我忍不住泪如泉涌，我错怪了她，我不该责备她。一个小小的孩子，失去父母，失去父母之爱，社会又不容她生存，这能怪她吗？那时候，我的家里也是三天两头断炊，哪里还有什么人情面子，更谈不上对她有所帮助。她走的时候，我问她需要不需要钱，她说：“咱家情况我了解，没有饿死人就算幸运，我不需要钱。”我问她到哪里去，她说：“你别管，几十年都过来了，我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走到哪里算哪里。”她走了，永远走了，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几年以后，有人说在新疆见过她，后来又有人说她死了。我三叔父一家就这样来到了人间，又从人间悲惨地消失了。

（一）

　　我爷爷生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经历了光绪17年、宣统3年、民国38年、新中国7年，算得上是阅历丰富的人。他自幼读私塾，习四书五经，成年后太爷把我家最大的商号“长盛得”交给他管理。他精于珠算，当时有“学会狮子滚绣球，不怕走到天尽头”的说法，就是说狮子滚绣球是珠算中最难学的，一但掌握了这种算法，多难的计算问题都能解决。爷爷管理商品井井有条，生意兴隆。因此，他认为一定要读好书，一定要打好算盘，这样将来才会有饭吃。所以我从12岁起，每天晚上睡觉前，爷爷都要给我教一小时左右的算盘。我是爷爷的掌上明珠，他平时什么都依着我，唯独在教算盘的时候，显得特别严肃，一丝不苟。他盘腿坐在炕上，我站在地上，连坐都不行，算盘放在炕沿上，他手把手地三遍三、九遍九开始，天天不断，不到一年“九归”已被我打得烂熟，爷爷高兴地摸着我的头说：“孺子可教、将来一定有出息。”这句话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没有忘记。当我鼓足劲头要学会狮子滚绣球的时候，爷爷被定为地主分子，家被抄了，再也没有人记起这件事。因此，这个狮子滚绣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怎么个难法，我真想知道，却永远也不能知道了。

　　祖父是一个非常和善而慈祥的人，特别疼爱我。据母亲说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特别爱哭，得了一种叫盘肠风的慢性病，今天看来是慢性肠炎。当时的中医大夫对消炎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一天拉几次肚子，疼起来时爷爷抱着我满院子转，天下大雨，也是如此。如果疼得厉害，爷爷便买来大烟泡，请抽大烟的人来给我喷烟，听说这法子真灵，一喷就见效。幸好老人们掌握得好，没有上瘾，不然我一定是一个大烟鬼了。稍懂事的时候，看见邻居家吃高粱面搅团，我哭喊着非要不可，爷爷便拿着碗到别人家去讨要，除了上学，其它时间我一直跟在爷爷屁股后面，人们都说我是爷爷的尾巴。

　　“长盛得”号在西场街，离我家不过50米，展脚就到。这家铺面是西场街最红火的一家，三间门面，一丈多长的铺柜，把铺子隔成里外两半，外面安两条长板凳，专供顾客休息坐的。阳保川里的农民都在这里买货，爷爷把一些常来的客人称为“买主”。我记得直到土改以后，他见了那些人还称作“口买主”、“袁买主”……有些老顾主拿东西不付现款，他们手里都有一个二寸长的小折子，拿了货由掌柜的在折子上写上年月日，如棉花一斤，青盐二斤、白布五尺等等，共多少元，便交给买主拿走。付款后，掌柜的在货款项目下写个“清”字，就算结清了。看来那时候的人还是比较老实的，拿了货不给钱折子仍由买主拿走，一但买主把折子毁掉，岂不是死无对证，财物两空。还有一种，经常不欠账的熟人拿了货，一时付不了款，就把货款情况写在一块木牌子上，这牌子叫“水牌”，缴了钱在水牌上把名字、货款擦掉就行了。这样的管理方法实在不科学，只能凭人的忠诚、良心和信誉办事的。就这样几十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二）

　　店铺里雇用的伙计，过去叫“相公”，就是现在的售货员，解放后叫店员。那时候没有女人干这营生，能站柜台的多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会算账，有经营头脑的青年小伙子，一般站三年柜台以后就自己开起店铺来。我家店铺的最后一个相公姓李，小伙子年轻英俊，很有心计，站了不到两年柜台，泾川就解放了。解放以后他的成分是店员，相当于贫下中农，是党的依靠对象。由于他精明能干，被安排到百货公司，后来当了主任。想起来现在已有70多岁了。有一次我到铺子里玩，看见玻璃匣子里放着“仁丹”，我看李相公正在整理货架上的东西，背朝着我，我便悄悄地揭开匣子取出了一盒仁丹，取掉透明的塑料盒盖，从小孔中倒了几粒含在口中，我的两眼一直盯着李相公，生怕他转过身来。正在这时，李相公若无其事地轻声说：“蛮子娃，你把药倒了，盒子里少下了，怎么卖啊！”我吓了一跳，他好像后脑勺上也长了眼睛，他根本没有回头，却会看见我所做的一切。他整理完货架，顺手就把那盒仁丹取出来说：“你拿去吃吧，反正卖不成了。这不是糖，是药不能随便吃。天气热了，口干了，吃两三粒，含在口里慢慢化完，不要一下吞在肚子里。”说完把仁丹给了我。我惊奇地问他：“你没回头怎么看见我取药的？”他笑着说：“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当什么相公，每天几十个买主买东西，有时候一次来十几个，买几十样东西，然后才算账，所过手的一件一件都得记在脑子里，不然就乱套了。这功夫得很长时间才能练出来，为啥说三年才能学一个好相公，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刚来的时候你爷爷教我的。”

　　爷爷对买主们总是笑脸迎进，笑脸送出，买主一进门，爷爷急忙递上水烟袋招呼坐下来，先拉家常，然后买货，40多年如一日。由于他待人和善，心地善良，博得了商界和顾客们的一致好评。起先被公推为街道的商界负责人，一干就是十多年。后来，他被选为泾川县商务会会长，干了5年，因其事务繁忙影响生意，自动辞职。1947年夏天，县政府抓到了一名共产党嫌疑分子，关押狱中，严刑拷打，此人不认，最后把两个大拇指用细绳子绑在一起，吊起来逼供，要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那人还是不认。政府没有证据，无法奈何，最后经地下党人樊述孔介绍，我爷爷以商务会会长的名义和“长盛得”商号作抵押，缴了300个大洋将这位共产党人保释出狱。解放后，1950年，那人专程从西安到泾川来看望爷爷。那人瘦瘦的，约40多岁，举止文雅。他和爷爷谈了3个多小时的话，在我家吃了午饭才离去。爷爷把“长盛得”商号一直经营到1951年，才转让给原来是我家店员的王立恒经营。土改时，我家被定为地主成分，爷爷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工作组分给他一张铁锨、一只笼筐，要他每天到街上拾牲口粪，进行改造。每天天刚亮爷爷就起床，到街上拾粪，除天下雨外从未间断过。拾回粪后倒在隔壁店房院子晒干当柴烧，后来堆了一大堆。除干这个活外，我家一直养着毛驴，给粮食局加工面粉，以此维持生活，直到1956年爷爷去世。这七八年来一家人基本上是靠吃黑面麸皮活下来的。爷爷是患高血压引起半身瘫痪而去世的，他得了高血压以后经常头晕，因无钱医治一直拖延着，他曾两次晕倒在大街上，第三次摔倒后，半个身子不能动了，口歪眼斜，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无钱医治，曾有一两次请过和爷爷要好的中医来，吃一两剂中药，根本不见效果，不到20天爷爷就去世了。当时我正上初三，一天下午我正在上课，突然心怦怦乱跳，心急如焚、恶心想吐，一分钟也坐不下去，在课堂上向老师请假，老师说马上下课了，再坚持一会。下课后，我立即向班主任张鸿锡老师请假，老师问我请假干什么，我随口说：“我爷爷病重了，我要回去看我爷爷！”张老师问：“谁告诉你的？”我说：“没有人告诉我，我自己知道的。”张老师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想逃学还出坏点子。我只好坚持到放学，坐立不安，后面的课一句也没听进去。放学后，5公里路程我不知什么时候跑完的。回到家里，我直冲爷爷的房中，揭开门帘，只见房子正中躺着爷爷的尸体，脸上盖着一张纸。我一阵旋晕，差点跌倒，我不知所措，不知如何走进灶房找到母亲，母亲见我急忙把我拉到怀里，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在我的手上。哽咽着给我说：“你爷殁了，我知道你很难过，快给你爷烧纸去，不要哭，没有成殓，不能大声哭，去吧！”说着她已经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我的头像挨了一棍子，似乎什么也没听见，母亲推了我一把，我才清醒过来。当我走到爷爷的房前时又站住了，我不敢进去，昨天放学回家爷爷还和我说了许多话，今天怎么他就没了，我和爷爷的感情胜过父母，爷爷给我的爱、给我的关怀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此时此刻我并没有想到这些，我觉得好像我的心被揪掉了，神志恍惚，不知如何是好。我揭起门帘，看见爷爷躺在床板上，穿着蓝色长袍，黑布鞋，两只脚用一撮麻绑着，脸上盖着一张白纸，床前放着祖上传下来的一张长条奠桌，上面放一盏清油灯，一只碗内装着谷子，一炷烧残的香头冒着淡淡的青烟，两边放着一叠白纸和一股香。我走到爷爷头前揭开纸，只见爷爷面色青黄，颧骨突出，双目深陷，脸上没有痛苦，也没有微笑，像一具泥塑木雕的毫无生气的偶像。爷爷胖胖的脸变成了皮包骨，生活疾病折磨他、吞噬了他的血肉之躯和灵魂。就在他第三次晕倒之前，他还坚持每天到一里以外的仓库里扛回100多斤小麦，下午又把面粉送到粮站，其余时间还要到街上去拾粪，他始终信守一条就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谁料想这鬼偏偏就叫到了他的门上，叫走了他的生命。

（三）

　　爷爷一生生活俭朴，从不奢华。民国38年，已经是洋货流行的高潮时期，爷爷仍用土布手巾和铜脸盆洗脸，不用牙膏牙刷。脸盆端来，先撩上水在盆外把手洗净，掬些水含在嘴里漱口，再把手指放在嘴里把牙洗净、漱口，然后洗脸。这种洗漱习惯在泾川很多老年人中常能见到。冬天，爷爷有时候还穿套裤（套裤只有两条裤腿，大腿面上有带子，可以拴在裤带上）。很明显这些习惯是满人传下来的，套裤是骑马用的。他认为羊肚子手巾很贵，套裤还可以穿，不需要缝新的，为了省钱。平常吃饭“以粮为纲”，每顿饭两碟小菜，全家人吃，吃饭时掉一块馍渣、一丝面条都要拾起来吹吹土吃了。他常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从小爷爷就给我们教会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经常告诫我们粮食是农民费尽千辛万苦种出来的，千万不能浪费，不能糟蹋，糟蹋粮食老天爷会降罪的，雷神会击头的。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善待他们，不可无理，不可小视，要尊敬他们。爷爷以身作则，为我们做出榜样。直到现在，我家过去的佃户见了我们仍很亲切，每到城里赶集，经常在我家寄放东西，喝水歇息，如亲友一般。

（四）

　　我奶奶去世早，我印象不深，只记得她抽大烟，经常和家里人吵嘴。她是泾川窑店将军铺人，姓樊，大概是在我五岁时去世的。我舅爷是农民，生前经常来我家。我参加工作后，他的后人在县粮局工作，因当时生活紧张，人人都六亲不认，加上我家里是地主成分，他就更不敢认了，所以我至今没有去过他家。最近，父亲告诉我必须到他的舅家去认一下门，不然他去世后，我们连老外家都找不见。1946年，爷爷又娶了一位乡下女人，她很勤奋，待我们也很好。只是因为她长期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农民家庭，对城里的生活不太适应，干活干不到地方，和家里其他人有一定距离。她喜欢讲农村中发生的故事，我听了很新鲜，所以和我的关系很好。爷爷去世后，不久她也离开我们回乡下去了。后奶奶走的时候，有点凄凉地说：“这个家里我是不能呆下去的，你爷爷没了，别人都看不起我，你还不懂事，我靠谁去？奶奶很爱你，你也爱奶奶，我不走不行啊！”当时我心里很难过，不要奶奶走。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奶奶已经不见了，家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奶奶走后好长时间，我的心里总是空虚的，像缺少些什么。我常想，奶奶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她的生活是否有保障，能不能吃饱穿暖。后来我家被下放到农村以后，三天两头饿肚子的时候，我才想到奶奶走对了，要不她还得当上地主婆，同样要受气、挨饿。

　　爷爷的葬礼非常简单。由于当时家里穷得叮当响，每天为吃饭发愁，哪里还有力量操办丧事。人死了不管多么困难也得埋葬，这个担子自然落在了平常不理家事的父亲头上。父亲没有办法，只能求亲告友，借了些钱才买了一口杨木棺板办理了丧事。当时只来了一些至亲送葬，爷爷的葬礼比起我的太爷爷来差的远了。爷爷去世时65岁。按照我家的遗传性看，我太爷85岁去世，我父亲81岁还健在，我60岁还很健康，爷爷至少少活了15至2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