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飞云几道悬疑迷题

　　 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但是这里的人步履蹒跚地从一代走向又一代，留下许多凝重的脚印。有些使人陶醉，印证着生命的创造力；有些却模糊了、淡忘了，让人遗憾，然而这些也是他们创造的不可重复的文化啊！这里提出的几道问题，仅凭记忆，定有不确切之处；一些揣测，缺乏依据，必有谬误。仅以此供有兴趣的后起之秀去挖掘，去回答，有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

　　 一 、瓦云驿可曾有“驿”之悬案

　　 飞云早先称作“瓦云驿”，四里八乡的人叫串了音，也有称作“瓦玉子”的。不知什么原因以后改称飞云，有无官方依据可考不得而知？民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说有人当众草书“瓦云驿”时将“瓦”写成了酷似“飞”字的草体，于是便逐渐演变成“飞云”；另一种说法是当政者嫌“瓦云”二字“土气”，因此便改称为飞云。其实原先叫瓦云驿的称谓多好，更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驿站历史虽长达3000多年，但留存的遗址、文物并不多。飞云位于泾川县东部与陕西长武塬接壤，在这条塬上，高（高平）、瓦(瓦云驿)、窑（窑店）三镇隶属泾川县管辖，飞云地处三镇的之间，东西相距其他二镇各15华里；西距泾川县城50华里，东邻陕西长武县城45华里，近乎介于二县城之中央。据郭万仕先生著文称，在泾川县城内也有一古驿站遗址，位于原文化馆的西侧，人们称其为“马号”。从地理位置上考虑，飞云有可能为古代长安通往西域“古丝绸之路”上驿站之一。照此距离推测，陕西长武县城内应该也有一古驿站遗址存在，才近似合理。飞云原先为一座小城池，四周筑有城墙，设有东西二城门，城门上建有城门楼，上世纪50年代还可见到楼内的神像、石碑等文物。西门外原为一条可供车马行驶的土路，两旁为民居，当地人称之为“西官路”，这条土路向西延伸，经黄柏、高平、黄家铺、疙瘩关由泾川南门进入县城；东门外也是一条土路，两旁也为为民居，人们称之为“东官路”，向东延伸，经东高寺、将军铺、窑店、洪家铺、由长武西门进入县城。在官路旁原先长着许多参天大柳，一字排开下去，随着官路延伸，这应该是著名的“左公柳”吧。上世纪50年代，尚有从新疆、青海来的驼队、马队、马（牛）车队沿着这条官路通向西安，有时入夜时分能听到时远时近驼铃的叮当声。由此看来，这条官路应该就是长安通往西域“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似乎无疑了。

　　 飞云东街、东门外官路两侧居民均属“刘家洞”一族，基本为刘姓，其他姓氏的只有几户。刘家洞是小城周边的一个大庄，位于城东北，距城约1-2里。据说是由“山西大槐树”迁徙而来。位于城东官路以南，西兰公路（今312国道）北侧的塬上葬有刘氏家族先祖的坟墓，有两个坟堆，据说是一男一女。坟墓四周设有约10 m2 大的坟场，四周植有苍松翠柏，由于年代久远，上世纪50年代未见有墓碑或牌坊存在。每逢清明时节，刘家洞男丁举庄出动，杀猪宰羊，鼓乐喧天，笙管齐鸣，在老坟场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有时还要选派代表赴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

　　 中国历代规模最大的官方移民当属明朝在山西洪洞的移民活动，粗略算来刘家洞一族从山西来到飞云定居已有600--700年的历史。历经数百年的繁衍生息，这一族群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按照族内的习俗，每到五代就要衍生出一支，称其为“一朵”，也叫做“出五服”，如此排列下去，族群形成一幅典型的“树图”。有些分支将其一朵祖先像貌（男、女均有）描成“影”，图像的排列成倒树图状，男丁有名有姓，女眷有姓无名（如刘门马氏），亲缘关系层次十分清晰。逢年过节及婚丧大事，都要请出影来，供奉祭拜。刘家洞族群分为若干“朵”，大多依所在地理位置取名，如“城门上一朵”、“庄口上一朵”、“老院里一朵”、“瓦窑上一朵”等。瓦窑上一朵座落于东官路的中部，座南向北。在瓦窑上一朵群居的正对面，隔官路的另一边有户大宅子，座北向南，当地人们称作“马号”，户主姓张，其祖上来自何方，不得而知。上世纪50年代，这处大宅为东西两院，东院是张家居住的处所，由侧门可进入西院；西院有宽敞的院落、马厩和供来往客商居住的下处，面向官路劈有大车门，是方圆数十里有名的大车马店。这所宅子，是否就是古时瓦云驿站的旧址，不敢断言，缺少更多的依据。“马号”与“瓦窑上一朵”的居所隔路相邻，此一朵取名为“瓦窑上”，毋庸置疑，在居所附近设有或者曾经有过一座烧制砖瓦的“瓦窑”。古时的瓦窑已算不错的“工业”设施，供应四方砖瓦，应该远近闻名。瓦云驿的名称是否会由“瓦窑”这一地名演化而来？瓦云驿与瓦窑孰先孰后，就成为以上演绎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

　　 各朝代的驿站虽形式有别，名称有异，但其组织、功能是相近的。元代从长安经兰州至新疆干线驿道上，甘肃境内曾设置了驿站24所。明王朝开拓了宁夏、固原、西宁等边防驿道，甘肃境内主要驿道上设置83所驿站。到清朝中期，甘肃的驿道已基本形成网络，驿站增加到132所。“瓦云驿”当属谁家？

　　 二、西高寺“吴起头”塑像由来之疑惑

　　 古代建筑布局讲究个阴阳对称。在八卦方位图或六十四卦方位图中，在径向方向上的卦象都呈阴阳对称，都是两两相对应。这种阴阳对称，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向心合力，也只有这种阴阳对称才能做到平衡。从飞云小城的布局也能看到这种轴向对称的特征。早先在东城门内东南角上有一座寺庙（后来前院作为镇公所的办公场所）；恰恰在西城门内近乎西北角处也有一所寺庙（后来前院成为飞云小学的校址），两寺之间成东南——西北的径向对称。还有，在东城门外东南角紧靠城墙处有一座大涝池（俗称“涝坝”），是积存雨水的池塘，直径约70 米大小，雨季水深处可达2米以上，周围生长着清一色的大柳树。几乎一年四季有水，是供附近百姓洗涮衣物、家畜饮水的重要设施，且夏可供儿童嬉水、冬可滑冰；无独有偶，在西城门外西北角，紧靠城墙处也有一座同样的大涝池；城东有个东高寺，距城约五华里；城西又有个西高寺，距城约3华里，地处小城东西两寺也互成轴向对称。这些建筑阴阳对称的布局怕不是简单的巧合吧。东高寺的庙宇，前世纪50年代尚存，毁于“文化大革命”。欣慰的是，郭志远老先生早年摄有飞云东高寺古柏的照片，为泾川八景之一的“古柏垂青”留下珍贵的资料。东高寺的庙院与老庄的“红庆寺”、刘家洞的“玉皇宫”相比规模不算太大，供奉的是哪路神仙，已记不清了。上世纪50年代好像也有过庙会，但不如红庆寺、玉皇宫的庙会那么出名。

　　 西高寺，只闻其名，未见其寺。按理也应该有一所寺院，却不知建于何时，毁于哪年。西高寺的居民主要以赵姓为主，不知赵氏《庄谱》及有关《志》中有无记载，不大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在西高寺庄口位于西兰公路南侧塑有一尊吴起头像，当地人称其为“吴起爷头”，又恰在西兰公路旁，是飞云一大景观，西高寺的标志。车马行人，看到吴起爷头，便知到了飞云。 吴起头像为泥塑，面朝西。高约莫3米，下径约2.5米，头戴黑色风帽，红脸黑须。地平线上仅见嘴巴以上部分，下巴和颈部均在地平以下，与历来资料上记载的吴起画像的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并且塑造得不很“专业”，泥塑外表用白灰粉过后，再用黑、红二色（估计是油漆）勾画出摸样。面部神态不够生动，未能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点，不知来历的人，会误认为是“关老爷（关云长）”的头像。不管怎么说，这尊吴起爷头像包含着太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值得去追朔、去挖掘。

　　 依稀记得一些传说。说是古时有一股狂风从西方刮来，飞沙走石，昏天黑地，眼看着西高寺就要被埋没。这时吴起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躯阻挡住了风沙，西高寺一方百姓得救，吴起却被黄沙掩埋，只漏出头颅，窒息而亡。为纪念吴起，后人便在庄口雕塑头像，逢年过节供以香火，尊为镇庄之“神”。

　　传说与史实大相庭径。据史书记载，吴起（约公元前440—381年）出生于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东北)，处在在群雄争霸的战国初期。由于弱小的卫国经常遭受强国欺凌，家境又由富庶走向败落，造就他求强争功，却又狭偏易狂的心理。他自幼聪颖好学，成年后为了谋取仕途，因送礼而耗尽家产，结果一官未得反遭同乡嘲讽。由此激起吴起狂怒，竟然杀害了讥笑自己的三十余人，逃往鲁国，临行扬言不做卿相誓不还乡。到鲁国后，他求学于儒家大师曾子，又因母丧不归，被注重孝道的曾子逐出师门。求官若渴的吴起，便横下一条心，走乱世从军之途，并潜心攻读兵法，在鲁国军中崭露头脚。刚好齐国来进攻鲁国，鲁君想拜吴起为将，抵御齐国的强大攻势。可是吴起的妻子恰恰是齐国人，又因岳父家是齐国名门且有恩于他，鲁君迟疑不决。情急之下，吴起便不顾夫妻情义，斩下夫人首级，换来鲁君封他为将， 统军抗齐。由此也留下千古骂名，《史记》评价吴起是“猜忍人也”，就是猜忌残忍的人。但是，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先向对方“示之以弱”，并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齐军，骄其志，懈其备，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吴起的得势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一时流言四起，鲁国有些人在鲁王面前中伤吴起，因而鲁君疑虑，便辞退了吴起。 吴起离开鲁国后，又去投奔魏国。魏文侯听说吴起善于用兵，就任命他为将军，率军攻打秦国，吴起不负重托，连克五城。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拥护，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今陕西部一带)的守将，抗拒秦国和韩国。之后又攻下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次年，攻秦至郑(今陕西华县)、筑洛阴(今陕西大荔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尽占秦之河西地区(今黄河与北洛河南段间地区)，置西河郡，任西河郡守。特别是《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大的诸侯国。

　　 吴起镇守西河期间,强调兵不在多而在“治”，首创考选士卒之法。主张严刑明赏、教戒为先，认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之众亦无益。吴起做将军时，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因此，深得士卒爱戴，战时就一往无前地拼命，创建了一支非常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吴起任西河守将，威信很高，但魏国选相时，却败在田文(魏贵戚重臣)手下。在魏不能得志，反遭权臣陷害，于是又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

　　 楚悼王平素知吴起能干，他一到楚国就被任相。在楚任相期间，开始大刀阔斧地实行一系列改革：他严明法令，撤去不急需的官吏，废除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主要目的是加强军队，使楚国力大增。以后又向南平定了百越（浙、闽一带）；北面兼并了陈国（豫东周口一带）和蔡国（河南驻马店蔡县），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使楚国空前强大。可是，由于他触损了贵族的利益，楚国的王公贵族嫉恨吴起，都想谋害于他。到楚悼王死后，王公贵族中的大臣群起而攻击吴起，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本想以此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因为若作乱者射吴必射中楚王，这将会使作乱者沦为反叛罪人。但是，穷凶恶极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并且箭也射到了悼王的尸体。悼王葬后，太子(楚肃王戚)即位，全部杀了因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悼王尸体的人，被诛灭的宗族达七十多家。

　　 自古史家对吴起的评价颇有争议。吴起出仕鲁、魏、楚三国均建奇功，且留下用兵治国的《吴子》名篇启迪历代兵家。春秋战国的两位著名军事学家孙吴二人中，比著作孙胜于吴，比武功则吴过于孙。传统观念公认德才兼备，方具名将之风。后世史家和将领却大多尊孙武而轻吴起，说是由于出自不单重才尚要重德。吴起虽在史册上留下让后人赞叹的武功、韬略，但他为争权利不择手段之举却使其形象大为逊色。著名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吴起的结论是“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看来吴起是死于乱箭之下，并非传说的“沙埋”。对吴起的“下场”尚另有说法，据《战国策·秦策》、《淮南子·缪称》等古文献记载，说吴起被射杀后，又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肢解”。郭沫若也认为吴起被射杀后，又遭肢解，而肢解时则用的车裂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不知古“车裂法”行刑如何进行，估计与“五马分尸”酷刑大同小异。“五马分尸”后的头颅肯定是“肢解”其中的五分之一，这一线索，兴许对“吴起头”像的来历提供了一些可“猜测”的空间。

　　 时下最流行打“古人牌”，而这种热衷于打“古人牌”现象，正极具传染性地在许多地方蔓延，并成为制造经济“泡沫发展”的最好道具。西高寺吴起像并非新时期的产物，早已有之，无打“古人牌”的嫌疑，而且塑造地不如陕西吴起镇那吴起像入时，气派（见右图）。国人似乎有了一条不约而同的共识，大凡给古人塑像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已被“神”化了的古人，如关云长、孔子等，到处都可以塑造，飨以人间烟火；二是尚未“神”化但是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或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古人，如屈原、岳飞等，一般在其出生地或长期生活过地方塑像，求个“原生态”，以供瞻仰。如果说某某古人到过某地为“依据”，也来塑像，这样一来，若干年后其不变成全国塑像林立了！

　　 吴起山东定陶人士，出生地与今之陕、甘绝无瓜葛；魏国任命为西河郡守，在西河居住较久。西河是指今日黄河与北洛河南段地区间，今之陕西渭南东北部一带的大荔、澄城、合阳、韩城一带。也曾领兵西征，《阴晋之战》破秦军于今陕西华阴一带，这些地方距今天的泾川飞云西高寺都很遥远，况且那时秦都尚在雍（今陕西凤翔），此时西高寺可能属秦国地界，吴起恐难到此“一游”。看来西高寺人为吴起塑像，都不在上述理由之列。

　　 吴起的丰功伟绩主要表现在入仕于鲁、魏、楚三国期间，是春秋战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并留有用兵治国的《吴子》名篇。特别是在楚国任相期间的政治改革堪称有胆有识、深谋远虑。敢于触动封建奴隶制度的根基，是难能可贵的，可与次后秦的商鞅变法相提并论。假若楚悼王不死，吴起的改革得以实现，统一中国的可能应该是楚，而不是秦。“不在其位，怎谋其政”，吴起争取权利的某些手段是有不妥，但是吴氏谋“权”为的是精兵强将、富国强民，远比那些“谋权为私，祸国殃民”的阴谋家可敬的多。从此角度着眼，西高寺人敢在“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叫骂声中的封建社会为吴起塑像，令人肃然起敬。吴史中，多处提到吴起为将，一贯善于用兵，和下层士卒同吃同住、共担劳苦，睡不铺席子，行不乘车马，士卒生疮，吴起用嘴为他吸脓，深得士卒爱戴。这种体恤下情，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风，也被指责成“为了笼络人心”、“讨好士卒为其卖命”，未免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吧。也许正因为吴起非凡的军事天才、安邦治国之良策深得一些有远见“同党”的赏识；廉洁而公平，体恤下情的作风使一些“下属”得益而感激。这些“同党”或“下属”有可能就是今天西高寺赵氏家族的祖上。为了纪念吴起，同情他惨遭杀害，临末身首各异，又未落个囫囵尸体。头为躯体之首，因此在西高寺庄口敬塑吴起头像，以示后世，永远铭记。以上仅为揣测而已

　　 三、“西沟沟”药王洞之迷

　　从飞云东门外，沿“东官路”向东至村东头，再向北走去不远，有两个村子，分别叫做“西沟沟”、“东沟沟”，也是刘家洞一族的两个“朵”。这两处村落的特点是沿着沟边座南向北面沟而居，有小路通往沟底，取泉水为生（城里、官路上居户用井水）。两村沿一条沟分东西居住，因此称作东、西“沟沟”。西沟沟西侧，有一块向北伸展的缓坡地，三面临沟，成“半岛”状，上面建有一座“药王庙”，四周建有围墙，供奉着药王爷（孙思邈），药王庙隔沟与刘家洞的玉皇》遥遥相望，四季香火甚旺。附近居民若染有疾患，便去庙里求神讨药。讨药有一定的规矩：先上香、烧裱，回吩（呈述）病情，再把裱纸折成小三角，开口超上，插在香炉里。然后到庙外停留一段时间，估计药已讨到，回头再次上香、烧裱，收起药包。后用火化为灰烬，让病人服下或作药引子用。凡有药王庙的地方必有“药王洞”。陕西耀县是孙思邈的诞生地，城东药王山是他长期隐居之处。后人在此修庙、建殿、塑像、立碑，药王山成为著名的医宗圣地。塑像背后，有一岩洞，俗称药王洞，深达几十公里，洞内刻有全国各地药王庙的石谱。按照过去的风俗，凡石谱上刻全国有名次的药王庙，每年农历二月二前，都要到这里取神水；陕西省陇县城北约二公里处的北坡村后也有药王殿和药王洞，据说也是孙思邈隐居过的山洞，洞壁呈赭黄色，不生草木，说是他在炼丹时，被雄黄熏蒸所致；河南修武县云台山，茱萸峰半山腰也有个药王洞，洞口高、阔各约10米，深达30余米，传说也是药王隐居、炼丹的处所。各处的传说大同小异，药王洞是用来隐居、藏药和炼丹的地方。只是洞的大小、深浅不一，有些是天然岩洞，有些确是人工开挖的。西沟沟的药王洞比较奇特，洞口设在庙院外西边沟沿下的半山腰，有一条小路通向洞口，比较隐蔽。平常无人光顾，洞口蒿草丛生。只有每年“二月二”庙会时，人们才会想起，传说这天躜了药王洞能除百病、腰腿不痛。欲要躜洞首先需准备好灯笼火把，用来照明。

　　洞口约1.5米高，大人要弯腰才能进入，洞中时宽时窄，有些区段只有蹲下去才可前进。全洞长约100-150米，洞底豁然变大，犹如民居窑洞。洞内未见其他物件，只有一些烟熏火燎的痕迹。这个药王洞与上述的相比不够宽大、体派，让药王在此隐居、藏药和炼丹，着实在有些屈驾了。此洞犹如近代地道战时的地道，用来躲避战乱临时藏身，倒满适用，修洞意图为何，令人迷惑不解。此庙、此洞不知建于何时，如今可能已是庙毁洞塌!不论怎样，也是一方百姓创造的点滴文化遗迹，恐怕早已被人们忘却，因而记之。

　　 四、渠槽子沟里的文化及“龙骨”之说

　　 东、西二“沟沟”面临的这条沟称作“渠槽子沟”，南北走向。沟底水位很高，随便掘个坑就会形成泉。沟槽长年有一股细流，沿沟渠流淌，如果打个小坝，就会聚成小湖，方便较大量的用水。每逢大雨，山洪暴发，土坝必被冲垮，过后再搭，成本不高，损失不大，花点劳力而已。住在塬上的人们，苦就苦在缺水，渠槽子沟地势低洼，水源充足，因而此处形成了一个小气候，土地湿润，水草丰盛，是放羊割草的好去处。一些有“眼道”的人，便在这里开避小块梯田，种植些蔬菜、瓜果、果树之类，倒有一笔不错的收入。

　　 在这条沟里也曾有过一时兴盛的“小化工工业”—“打靛”。靛蓝，是一种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还原染料。在秦汉以前，靛蓝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了。战国时期荀况的千古名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源于当时的染蓝技术。这里的“青”是指青色，“蓝”则指制取靛蓝的蓝草。

　　 前文提到，这里土地湿润，很适宜蓝草生长。人们利用山坡地种植蓝草，就地把蓝草加工成固体蓝色染料的过程称之为“打靛”。在沟里找个较平坦的地方，挖一深坑，坑底、坑壁用胶泥（类似陶土的粘泥巴）夯实、抹平。先将割来的蓝草倒入于坑中，加水浸泡（靛甙易溶于水），保持适当时间后，再用粗布过滤，收集滤液，按比例加入石灰，再用木拐棍急剧击水（打靛）。后来才明白，急剧击水实际上是一种搅拌的方法，是为了加快溶解于水中的靛甙能与空中氧气充分地接触，也有利于微生物繁殖，将靛甙分解、氧化成为靛蓝，并在碱性条件下靛蓝得以沉淀。之后将沉淀物上层水舀去，等靛蓝的水分大部分蒸发后，则可将其盛到适当的容器内，这样就制成了供给染房染布使用的蓝色染料—《靛蓝》。

　　 飞云街上经常有两三家染坊，承接四方百姓自纺自织的土布。那时很少洋布，百姓衣着、褥被之类均用土布。蓝色染布分“单蓝”和“双蓝”，也就是染一次和两次之分。能穿上双蓝衣褂的人是属经济较条件好的人家。经过一定特殊工艺处理 还能染出花布，通常为蓝底白花，由于染资较贵，这种布只用于妇女、儿童制作头巾、围裙、兜肚使用。之后由于科技的发展，合成染料逐渐取代了天然染料。如今虽已时代变迁，但是这里的劳动人民传承古老优秀文化的品性，总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祖上似乎开过中药铺，儿时尚见过闲置的药柜，还有一些大黄、檀木、三七、龙骨之类的零散药包，看到“龍骨”二字，无比惊异。龙在年幼无知的心灵里是十分神奇的，看见有龙的骨头，还能不去探听？此后就倍加留意，有时弄点出来玩玩，总觉的不像骨头，松松软软的。后来从大人谈话中知道，在渠槽子沟里就能挖到“龙骨”。由于龙的神奇传说，又听说本地就有“龍骨”，因此印像颇为深刻。

　　 后来从资料得知，那里有什么龙的骨头，无非是古代动物骨骼化石而已。《本经》、《本草纲目》都有记载，“龙骨”为古代哺乳动物如象类、犀牛类、三趾马等的骨胳的化石。用于中药习称“龙骨”，也称“五花龙骨”。药材龙骨，呈骨骼状或破碎为不规则块状，不具花纹，但有的具纹理、裂隙或棕色条纹和斑点，质坚硬不易破碎，更无片状脱落，断面平坦，有关节处见蜂窝状小孔；“五花龙骨”以质硬、色白、吸湿性强者为佳，为不规则块状或圆柱、半圆柱状，大小不一。全体淡灰白色、淡黄白色或淡黄棕色，夹有蓝灰色及红棕色的花纹，深浅粗细不一。表面平滑，时有小裂隙。质硬而脆，易成片状剥落，断面显网纹，吸湿性强，以舌舔之有吸力。无臭，无味。以质酥脆、分层、有五色花纹、吸湿力强者为佳。“龙骨”主要成分为碳酸钙、磷酸钙，尚含镁、铁、铝、钾、钠、氯、硫酸根等。性味甘涩平。归心、肝，肾经。用于潜阳安神，阴虚阳亢，烦躁易怒，心悸失眠，头晕目眩，癫狂惊等症；煅后功偏收敛固涩，多用于遗精早泄，带下崩漏，虚汁久泻，湿疮痒疹，疮口不敛，外伤出血等。

　　 据有关资料报道，1973年庆阳地区合水县发现大象的骨骼化石，有大象头骨，大象的脊椎骨、腿骨、肋骨、肩胛骨、盆骨、腕骨等相继出土，被命名为“黄河古象”。它身高4米，体长8米，象牙长达2米多，好像两把长剑，所以又叫剑齿象。在驰名中外的“黄河古象”出土面世前后不仅发现了与“黄河古象”同时期生存的驼鸟、双峰骆驼、长鼻三趾马、原脊象、鼢鼠和羚羊化石，还发现了白垩纪(12000万年前)的鱼、原始牛、披毛犀、最晚期的鬣（liè）狗（哺乳动物，外形略像狗）和中国罕见的翼龙(即环江翼龙)等古动物化石；以及喜潮湿的莎草植物、宜干旱的蒿属植物和见于亚热带的栎属植物的标本。据这些动、植物化石，可以认为古生代的陇东是一片汪洋，部分地方隆升为陆地；经白垩纪的地壳上升，到第三纪，一个广阔平坦的剥蚀面便出现了。第四纪的风又把黄土和岩石风化物搬运来，覆盖在这里所有的河谷、斜坡和原野上，由于地貌内应力的作用，又将黄土堆积的低平盆地抬升起来，于是便出现了一个表面完整的黄土高原。那时候陇东黄土高原，是—个森林茂密、气候炎热、沼泽密布的大草原。“黄河古象”和它的同伴们就生活在这里。随着大地的炎凉变化和黄土高原逐渐解体，这个大草原经雨水的侵蚀、河流的切割，形成了支离破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区，这便是今天的陇东黄土高原。

　　 泾川飞云应无例外地属于陇东黄土高原区，与庆阳合水县属相同地质年代。在相同地质年代的地层中，必定保存有相同或近似种属的古生物化石。因此，渠槽子沟有存在“龙骨”的成因条件，看来渠槽子沟里有“龙骨”之说并非空穴来风。不知有一日能不能再次面世，只有拭目以待了。

　　 五、 老塬上“七冢”之迷

　　 从飞云“东官路”北行，经东沟沟、元朝，再由郭家向东便是“老塬上”地界，这一路老早就是一条供大车行走的土路。老塬上也称老庄，居户以薛姓为主，著名的红庆寺就在这里。老庄距飞云约10里，隶属飞云管辖，居户大多沿沟而居。这一带有一片平原，包含元朝、郭家、坡头、丰台、老庄、南峪等几个村庄，称作七冢坳(方言读作niao )。七冢坳之名来自此处有七个“冢”的缘故。“七冢”位于老庄的赵家咀以东，南峪以南，郭家以东通向老庄方向土路的南侧，几乎紧靠土车路，从飞云去老庄必经此处。七冢并非一字排列，而是自北向南成3-3-1或3-2-2（记不清了）排列。“大跃进”年代之前，七冢完好存在，靠路边个别冢，有人图方便从旁边取土，损失了一些底周的冢土。完全损毁可能是在大搞“亩产万斤卫星田”时代。早些时候，估计冢高8-10米；底周长约50-60米；各冢之间相隔大约15-20米，形状呈“鐘”形。儿时不知来历，看见冢形似钟，误以为应称作“七鐘坳”。关于老塬上“七冢”的来历，未曾查阅过有关《州、县、庄志》，不知那里如何记载，记忆里留下的只有一些几乎快要忘却地传说。据传原先“七冢”在“北塬”，由于挡住了土地爷的去路，土地爷一生气，一拐工棍把它们赶到七钟坳来了；相传有时晚上还能看到有“鬼”提着灯笼在“七冢”之间串门。传说不可为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老早人们似乎已知道这些土堆是墓，而不是烽火台。如果是墓堆，绝非平头百姓家的祖坟，因为在平地上构筑如此浩大的土方，非官家而不可为。

　　 有关资料对“嘉平陵”有如下记载择述：嘉平陵是十六国时期夏国君主赫连勃勃的陵墓。赫连勃勃葬地，史载不详，只有世传。清嘉庆《延安府志》载：“赫连勃勃疑冢，在陕西延川县东南六十里白浮图寺前。有七冢，相传为夏王疑冢云”。《延川县志》载：“白浮图寺，在县城南六十里，寺前有七冢，前人以为夏王疑冢”。《延绥榄胜》也载：“白浮图寺，在（延川）城南七十里处，相传赫连勃勃葬地”。现仅存二冢，位于延川县稍道河乡古里村东1.5公里处。墓地北临交口河水，东西南三面环山塬，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二冢间距18米，冢呈椭园形，高10米，长径17米，短径9.6米，周长60米。冢北200米处为白浮图寺遗址，近年村民建起一座简易庙宇，内塑赫连勃勃像。1991年9月延川县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妥善保护。

　　 传说中泾川飞云的“北塬”，从地图上看应该是镇原县、庆阳县、环县直到定边。延川县位于泾川飞云的的东北，但总的方向来说也属北。这就有点巧了，老塬上的七冢真的该不会是被土地爷从陕北延川赶到这里来得吧！

　　把两处“冢”作一对照，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一，赫连勃勃疑冢距延川县城60-70里，七冢坳距泾川县城也有60-70里；其二，延川有七冢，老塬上也有七冢并且大小、形状颇为相近；其三，赫连勃勃疑冢附近有个“白浮图寺”，老塬七冢不远处有个远近闻名的“红庆寺”。赫连勃勃原名刘勃勃，字屈孑，匈奴首领刘卫辰之幼子，是汉与匈奴的混血儿，因为他的祖母姓刘，所以早期他也姓刘。刘卫辰死后他便投奔在高平公没奕干门下，没奕干把自己的女儿许给勃勃作妻，并且又推荐勃勃给后秦统治者姚兴。秦王姚兴见勃勃美仪容，躯魁武，纵论军国大事、天下英雄、言语得体，见解非凡便任他为持节，安百将军统领三交（今榆林西）五部鲜卑2万余部落。公元407（夏龙升元年）年，赫连勃勃叛变姚兴，并杀岳父没奕干，吞并其各部落，自立为王，因《史书》、《汉书》记匈奴人为夏后氏后裔，遂自称国号为夏。不久南下攻取秦属岭北诸城，又西吞南凉，从此一跃成为十六国之一。夏凤翔元年（公元413年）命叱干阿利调秦岭以北10万人筑都城统万城（故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他说：“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传说统万城是“蒸土筑城”，也就是把白石灰、白粘土搅拌，进行注灌，类似于今天的浇注法。 公元416年，赫连勃勃挥师南下，一举拿下长安，418年,在长安称帝。但是他未在长安居住，却留下太子，镇守长安，自己回到统万城去了。昌武元年（公元418年），赫连勃勃回到统万城，这时宫殿大成，又改元真兴（公元419年），并刻石歌功颂德。此后数年间，夏先后攻取后秦的定阳（今陕西宜川）、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高平（今平凉，一说固原）、杏城（陕西黄陵）、上邽（今甘肃天水）。到后秦灭亡前，夏已控制了宁夏、陇东、陕西西北及内蒙河套地区。公元425年赫连勃勃病死，谥武烈皇帝，庙号世祖，葬嘉平陵。后太子赫连昌继位，427年，北魏攻取统万城，次年，赫连昌被擒，431年夏亡。

　　从以上史实来看，公元407年夏建国到431年夏亡，泾川飞云当属夏之地盘。老塬七冢又极符合“嘉平陵”的建墓习俗，因此这里可能是赫连勃勃又一“疑冢”，或者可能就是其“真冢”。另外，在赫连昌继位时，赫连定（勃勃第五子）官居雍州牧、镇守长安。后来他带领军队奔赴安定（泾川北），进封平原王、大将军、领司徒。428年，赫连昌被魏所擒，他便率遗众数万，踞平凉，称皇帝，改承光四年为胜光元年。赫连昌死后被赫连定将其王兄按帝王礼仪葬于泾川境内也极具可能。那么飞云老塬七冢也有可能就是赫连昌的陵墓或疑墓了。

　　以上仅为推测而已，并无史实依据，飞云老塬七冢之由来乃仍一大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