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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过年乐

2013年03月18日 来源:作者原创 点击数:

过年乐(二)

  正月初一,泾川人的习俗是不出门,不会客,不走亲访友,大家都在自己家里过年。街道上静悄悄的,很少能见到人,这种宁静与各家大门上张灯结彩,对联红灯形成强烈的反差。吃罢早饭全家无事可干,老人们因一夜的折腾疲惫不堪,大部分睡觉去了,只有爷爷每年这天饭后都要领着我到街道上看对联。大街上的对联,我们一户不露地往过念。每到一处,爷爷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着让我先读音,后解释意思,我不认识的他教我认,然后把对联上的字联结起来,讲出意思。并详细介绍对联上的字是什么字体,是由那位先生写的。有些讲究的人家门上贴门神,专门请人或自家有人用红纸黑墨画的,贴在门上。有山水花鸟、人物,这些画比千篇一律的秦琼、敬德要高雅的多。通过看对联,使我从小认识了很多字,学到了不少书法知识。街上偶尔遇上一个大人,不管辈分如何,两人碰面都要恭恭敬敬地作一个揖,互问新年好。这种风气现在看来可笑,那时如果谁不这样做,大家就认为他没有教养,不懂礼数,会让人看不起。

  在什字街口、衙门口平时最繁华的地方,有时会有一个做糖人玩具的小手艺人,趁过年之际想法赚孩子们的压岁钱,如纸做的风车、猪尿泡做的拨浪鼓,鸡毛做的泥蝴蝶,山桃核刻的小猴子、小篮子,泥做的小狗、阿福、小鸡等,都很受孩子们喜欢。泾川当地人有两三家在正月初一这天专卖“豆沙糕”,这种小食品是用绿豆做成的。将绿豆煮得透熟以后,去皮捣成面团状,加上糖,放在方盘中压成薄饼,然后用尺子量好,划成长三厘米,宽一厘米的长方形小块,一毛钱买两三块。这种小食品孩子们特别喜欢吃,每年只能在正月初一见到,其它时间想吃也没有,孩子们给卖豆沙糕的青年编了几句顺口溜,一见盘子上街,便三五成群地围过来,齐声喊:“豆沙糕,脚把骨捣,捣烂了,贴好了,拾起来,又跑了。”声音又大又响,气的那人追着我们一群孩子满街跑,越喊越高,越跑越快,最后那个青年只得给我们每人分两块吃了了事。看完对联,我总要到摊点上买几样玩具,吃几块豆沙糕的。这时大概是天刚过午,太阳驱走了寒气,街上出来的人逐渐多了。

  合志沟山货巷口的一小块高地上有两家铺面,一家面馆,过年时都关门停业,平台边上有一棵大柳树,说书人杨忠和早已在这里摆开场子。一条长板凳,一个小茶壶,一把黑色的破折扇,还有一个小长方形的木块,杨先生叫他惊堂木。四五个游手好闲的老年人已端着小板凳坐在了周围,几个孩子也围了过来。杨先生瘦高个子,青黄脸,腰里缠着腰带,裤角上扎着腿带,格外精神。他边抽着烟边和几位老顾主聊天,等待听众。一会儿人来多了,他咳嗽两声,清清嗓子,抓起小茶壶喝了一口茶,一手把扇子一亮,一手把惊堂木在板凳上一拍,只听“啪”的一声,场子立刻肃静了。杨先生站起来,双手抱拳绕场一周,向听众拜了年,然后书接上回说了起来。泾川原来还有一个外地说书人,我只记得他是一个穿长袍的光头老汉,身体胖胖的,那时候我年龄小,他说过什么书我记不得了,当我能记事时他已经不在了,也许回老家了,也许去世了。后来杨忠和接了他的班。我是说书人的忠实听众,春夏秋冬每天晚饭后只要有场子我每场必到。我曾经系统地听过他说的《七侠五义》、《小五义》、《雍正剑侠图》、《三侠剑》等等。诸如白玉堂、杨香武、欧阳春、白眉毛徐良、吕四娘、爱莲池、胜英、胜子川、鬼见愁等等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对少年时期的我影响很大,我曾梦想做一个一张口就能取人项上首级的剑客。或学一身金钟罩、铁布衫、达摩老祖易筋经的神奇本领,天下无敌。杨忠和说书善于绘声绘色,很有一些表演才能,如他说到江湖英雄打斗时的招式,总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比划出来。由于他没有受过武术训练,做出的动作腰不随胯,十分难看。通过他的表演,起码可以加深理解,特别是英雄人物使用暗器的动作颇是逼真。例如他说《三侠剑》中的金镖,叙述胜英打镖时的情景“胜英见房上有一黑影晃过,急忙把鱼鳞紫金八卦刀拿在左手,右手向胯下一摸,一只金镖已拿在手中,说时迟那时快,右手一扬,只听‘噗’的一声,金镖正击中黑影左肩……”在他扬手之际,嘴巴缩成一条缝,上下嘴唇含在口内,一扬手口中冲出来一口粗气,发出“噗”的一声,这动作影响了很多爱听说书的学生,很多人至今还模仿杨先生的投镖动作逗人笑。遇到不听书的学生,他们把手在胯下一摸,高声喊:“×××看镖,噗!”的一声把对方吓一跳。当他说到千金小姐出门时,他扭腰提臀,“轻移莲步”,学小脚女人走路,声音娇气,令人发笑。每说到要紧情节,便来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把听众的心紧紧地拴在故事情节里。这时他脱下发黄的瓜皮小帽,深鞠一躬,双手抱拳说:“各位老少爷们,大年初一恭喜发财,说书人过年说书,口干舌燥,为的是发点小财,挣几个茶水钱。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说着把帽子往人群中一递,大家一毛、两毛、三分、五分地把钱扔进他的帽子里。我每次都要给他扔几分钱,也有人把纸烟扔给他。收完钱他坐在板凳上喝了几口水,点燃香烟,不到几秒钟,那烟头就出现了半寸多长的烟灰。只需三口,一支香烟在他的嘴边化为灰烬。每吸完一口,两股又粗又长的白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他叫二龙出水,这是为了节约时间而练出来的特殊本领,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年,他说的是《三侠剑》,没看过原著的人和我都说他说得好,看过原著的人则骂他信口雌黄。其实说书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发挥充实话本的故事情节,说书人在话本里加一些自己编的情节无可厚非。杨忠和文化素质一般,所加的情节大多是一些粗俗的东西。因此,骂他的人自有自己的道理。由于我听书入了迷,竟忘记了吃饭,父亲、爷爷叫了我几遍我就是不回去,后来母亲硬把我拉了回去。回家后我大哭大闹,不吃饭,爷爷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把母亲说了几句,主要原因是正月初一过年,一家人喜气洋洋,我的顽皮破坏了祥和的气氛。晚饭是火锅、蒸馍、小米稀饭,由于等我,火锅煮干了三次,稀饭也熬成了粥,大家一肚子的不高兴。父母亲本可以教训我的,因为有爷爷这把保护伞,我幸免于责难。晚上睡在床上,爷爷又给我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心甘情愿地向爷爷认错。

  除说书的还有一种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学无所用,又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去干有辱斯文的事情。虽然生活清贫,但不卑不亢。三元宫有位王生先就是这样。茶余饭后,他经常在文庙门上的一家茶馆里谈古论今,旁听的人很多。他虽然不是说书的,比说书的更受人敬重。因为他讲的是古今历史,诸子典藉。因此,听他讲解的人比听说书的人的文化层次还要高。  

  初一过后,初二开始,走亲访友,直到十五,几乎天天有人到我家里来。我家也一样,从初一开始走亲戚、家门、姑姑、舅舅、叔叔、婶婶。凡是沾亲带故的一家不漏的都去拜访。有些是爷爷带我去,有些是父亲带我去,有些是母亲带我去,反正不论谁出门拜年,都要带我去,不论到谁家,主人都要给我给年钱,我的老人也要给人家孩子给年钱。每到过年结束,我会有一大笔收入,而家里也有一大笔开支,实际上我所得到的压岁钱是用老人的钱换来的,况且支出的远比我得到的多得多。尽管如此,我得到的钱归我所有,从没有人向我索要过,只有母亲怕我胡花钱,为我暂时保管而已。我若需要买什么,只要正当,母亲从来不加干涉,我除了过年花一些零碎钱,钱主要还是用在上学上。泾川城里人过年,正月初一不吃饺子,而是吃臊子面。正月初五吃饺子,这一天叫“五穷”,“五穷”两个字怎么写,至今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初五要吃饺子,我也不清楚,由祖上传下来多少年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地吃了多少辈人,也没有人去追根问底,直到我结婚以后多年还是这样。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华国锋主席正月初一到群众家里吃饺子,与此同时,不知谁从收音机里偶然听到,台湾的蒋经国也在台湾群众家里吃饺子,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哪时是不能收听敌台广播的,我是绝对没有听,只是听别人说。当时我信以为真,看来中国人初一都吃饺子。泾川人特别怪,定在初五吃饺子,于是我大胆地进行了改革,这一年我也在正月初一吃起饺子来,不过小时候我还是按照家乡和家庭的习惯过日子。正月初七叫“人七”,据说这一天人的灵魂要回来,吃长面能拴住灵魂,所以就叫拉魂面。这虽只是吃一顿饭的小事,可是家乡的人却认真的让人难以理解。“初七”前一天晚上,总要让家庭中擀面手艺好的人,亲自擀几案板非常精细的长面,第二天用来“拉魂”。临解放时,泾川城里有人买了一台手摇压面机,起初没有人敢用,说是机器面没有擀的面好吃。有人还说机器面把面腰压坏了,吃起来没有精丝。还有人说机器压出来的面一股煤油味,根本不能吃。后来有人试着压着吃了,说机器压的面好吃,长宽窄均匀,比手工擀的面好吃的多,于是这台机器确实红火了一阵子。又到后来,因为压机器面要花钱,面铺老板贪图面粉,压面铺又冷落了一阵子。可是正月初六下午,这台压面机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人们排着长队,有时要等到天黑才能压上。再后来乡里的人这一天也到城里压面,从初六下午三四点钟开始排队,一字长蛇阵弯弯曲曲几十米长。大部分人是挑着笼筐来的,最后的要等到天明才能压上。有些人太阳出来也压不上,只好扫兴而归,因为他们要赶十几里路才能回去,如果赶吃饭时候回不去,恐怕人的魂早已跑了,只好自己回家擀面条吃。这种情况在生活困难时期尤其显著,哪年头,人们连糠菜都吃不上,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城里人每人每天几两粮食,每人二钱油,乡里人更不用说了,每到年关,每人能分到几斤麦子,他们总要把好粮食用在刀刃上。当然拉魂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大部分都是留在初七吃的。吃也要吃好,吃出个名堂,机器面时髦时是要吃机器面的。我舅舅家在太平塬上,离城十多里,有一年初六下午五点多他才到县城。队排在100多米外,再有五六家就轮到我家了,我灵机一动把我舅舅的笼筐悄悄地提到了我家的前面,谁知还没有放稳就被人抓着胳膊提了出来,被人大骂一顿后还上了纲,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破坏革命秩序。我吓得浑身打颤,满头大汗,满脸泪水,这时不仅一人骂我,我后面的人也大骂了起来,有一个人把我的篮子提了出来,不让我站在他们的队子里。当时我不敢放声大哭,却忍不住满脸泪水,哽咽地上气不接下气,我舅舅只好拉着我提着笼筐,到最后面去排队。走了几步远,一位老人拉着我小声说:“来,夹在我前面!啥话也别说,不要哭,等一会儿就到了。”他又对我舅舅说:“你还是排在你原来的地方去吧!”我舅舅安慰了我几句,到后面去了,谁知他原来的地方已插不进去了,只好排到最后。我的面在一个小时后压上了,我舅舅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才压上面,据我舅舅说,差点把他冻死。实际上主要是饿,饥寒交迫,活受了一夜罪。不过他赶上了初七的早饭,灵魂总算被拉住了,使我全家感到欣慰。当时天已黑了,我的两眼被泪水遮得模模糊糊,没有看清那位好心老人的长相,也不知道他是谁。几十年过去了,没有机会感谢他,我的心里一直不能平静,如果他如今还健在人世,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如果他已归天,我想来世他会是一个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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