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人所遗忘的海原大地震

　　“纪难节”

　　伤亡是骇人的。

　　震情最惨烈地是海原。海原县城以东不远，现在还有一处埋葬地震遇难者的“万人坟”。坟堆连着坟堆，占地数百亩。震后仓促下葬的死难者太多，甚至有七八个人同葬一个墓穴。

　　地震发生时是农历十一月初七，在当地成了特有的“纪难节”。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后人们，来到“万人坟”祭奠先人。

　　按照《中国民报》1921年3月的地震灾情调查表，海原县死亡人数约为4.5万余人，被压毙的牲畜有7万余头，房屋则倒塌了8/10。半年后，北洋政府的正式官方文件，将海原县死亡人数确定为7.3万余人，约占海原县总人口的59%。

　　其次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官方的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

　　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静宁等五县，死亡人数均过万人。

　　造成如此巨大伤亡的根本原因，首先自然是地震之烈。张思源说，海原大地震震级达8.5级，也有研究称是8.6级，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并非最高，但考量地震破坏力的烈度却达到最高的12级，这意味着“毁灭性的破坏”。

　　据震中各县县志记载，地震后，海原县城内除一座钟楼和一座极矮小的土坯拱窑外，其余建筑物皆被夷为平地。西安州全城震毁，房屋倒平，麦场上的石碾子自地面跳起一人多高，落下来砸死了一头牛。靖远县东区之干盐池，房屋无一存者……

　　另一个造成巨大伤亡的原因与当地人的居住方式有关。这一点，中国最早实地考察海原大地震的地质学家翁文灏、谢家荣等人都明确指出过。翁文灏所作《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的地震》写道：“人民居住非土房，即土穴，支以木料者绝不多见。故经震动即倒塌坠落，不克自持，而人亦随之。”

　　关于海原大地震，当地人最恐怖的记忆多来自窑洞。

　　土穴，即窑洞。深受侵蚀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一遇震动，黄土如巨浪崩泻，淹没整个村庄，依山凿掘的窑洞顿时成为墓穴。

　　本世纪初年，宁夏广播电视局曾制作过一部海原大地震电视纪录片，片名借用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的题目：《在山走动的地方》。纪录片采访到了几位经历过地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口述实录。

　　85岁的吕金芳老人(2002年采访，已去世)是干盐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洞子(窑洞)，一下子摇得没有痕迹了，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三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洞子里。”

　　96岁的张怀智老人(已去世)说：“地震把崖窑的门壅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

　　海原县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炳军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海原县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许多地震时倒塌的窑洞遗迹。在这些废弃的窑洞的墙壁上，都能见到一处一处的手指抠抓下的痕迹，深深的，并带着血。血手印垂直的下方墙角，则是森森白骨。可以想见，窑洞的主人曾经是多么绝望而徒劳地试图用双手挖开掩埋他的黄土。

　　这场大震甚至改变了人们千年以来形成的居住习惯。而今，在海原一带的黄土梁上，再也见不到挖窑洞为居的人家。“打怕了么！”与记者同车到海原的马福生说。

　　“打”，在当地方言中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字眼，常与“死”并用。亡于地震，在当地人口中就叫“打死”，或就是单单一个“打”字。

　　马福生的话，可以理解为“震怕了”或“死怕了。”

　　伏尸累累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直到它发生10天后，才明确地记载在国内媒体上。12月26日出版的《民国日报》报道：“本月十六日平凉及四乡十余县，地震十余次，倒塌房屋，压毙生命牲畜无数，为固原县尤重。”

　　这是当时最接近震中真实情况的报道。消息来自固原县电报局。固原县电报局也因地震倒塌，三名工作人员抢出电报机，架设天线，连接电源……地震数日后才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电报：“大批遇难者的尸首遍布四野，伏尸累累而无力掩埋，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灭迹。”

　　关于大地震死亡人数，众说不一，但从1921年的最初考察开始，最保守的估算也超过20万人。此后数十年，科学界普遍采信的数据是23万余人。

　　今年，中国近现代重大地震考证研究项目宁夏项目组重新整理了近90年所有的地震历史资料后，把这个数字修正为27万人。

　　领衔项目组的是宁夏地震局局长张思源。他说，三倍于“5·12”大地震死亡人数，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与之接近的只有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而唐山大地震的震中在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海原大地震，震中在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地广人稀，毁于地震的数座县城，规模不过数万人口而已。动辄半城皆殁，家家披丧，何其惨烈！

　　张思源说，目前统计的海原大地震死亡人数，不但有在地震中直接死亡的，此后的余震、寒冷、饥饿、瘟疫，又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由于年代久远，死亡原因已难以详细区别。

　　但那场地震，无疑是死神降临的起点。

　　时值隆冬，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在1922年4月24日《新陇》卷1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及震后天气情况。“十七日(余震)终夜不休，八时陡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牲畜冻毙者不计其数……”

　　曾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亦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当地人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派有急赈，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

　　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记略》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待到地震后两个多月，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等人到达震区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惨景：“活下来的人无心去掩埋那些从废墟里拉出来的尸体，遇难的人和动物的尸体仍然一起摆在街道上腐烂。”

　　“十万火急”

　　在海原地震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份“十万火急”打头的电报。那是时任甘肃省省长的张广建向民国大总统及国务总理发出的求援电报。

　　可就是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发出的时间居然是1921年1月20日—大地震发生已一月有余。当时的政府机构是如何救援这场旷世灾难的，可见一斑。

　　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天灾、人祸交替的世纪苦难。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刚替代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统治，加之国力匮乏，面对奇灾浩劫，竟无动于衷，惟以总统徐世昌之名捐了1万块大洋。此外，再无政府力量出手救援。

　　震中各县，地方官府同样遭遇重创，多数陷于瘫痪。海原县县长钟某的妻子、儿子同时遇难，钟某哀极发疯，隆德县知事邓某妻子和女儿遇难，痛不能言……

　　县衙自身不保，省政府不知所措，北洋政府置若罔闻，震中人民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冻馁、瘟疫接踵而至，灾情进一步加大。

　　地方官员和乡绅组织的自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亮点。

　　当时的静宁县县长是周廷元，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据其本人《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所称，他在地震后的次日凌晨，就从县仓内出粮，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铺购置衣物，帮助没有衣服避寒的群众，又从仓库取出帐篷搭盖草屋充当灾民住所，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为受伤民众医治……

　　当时，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刊发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十分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感性语言描述周廷元震后作为：“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旺盛，十分能干的人，对人民是一种真正的福分……人们对这位官吏充满赞美。当地震来临时，他立刻命令人们冲出去。并叫人们离开住房……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还命令出资埋葬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

　　震后70天，甘肃旅京人员在报刊上撰文痛述灾情之烈，抨击当局冷漠态度，悲叹：“莽莽七十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蚩蚩九百万人民，与共和国内为孤孽饮痛而无泪可挥”。呼吁国人慷慨解囊，以救助黎民火荼之苦。旅京沪各地的甘肃籍人士纷纷倡捐救灾。

　　当时，在民间组织的募捐救灾活动遍及全国。旅京甘肃同乡会组织的甘肃赈灾救济会，是较有影响的赈灾组织。该会成立后，即制定了简章，办事规则，向社会各界发出哀告书，向军政要人黎元洪、曹锟、张作霖等人呼吁资助。

　　不过，大灾面前，这样的救援何等力不从心。

　　1921年整整一年时间，民间赈灾救济组织仅收到16个省150余县、单位、军队和500余人的捐款3.1万元大洋。如此微薄之数，可见赈捐之艰难。

　　救灾举措本就举步维艰，杯水车薪，北洋军阀在甘肃的执政者代理、甘肃督军陆洪涛又出了个雪上加霜的“昏招”。

　　他迫于财政和军饷困难等原因，和甘肃军阀孔繁锦一起铸造铜币。这种铜币以民国铜币做样板，进行翻砂铸造，大量发行流通于兰州周围城镇和地震灾区。直到现在仍有存世。

　　这些铜币质量粗劣，版别众多，只能在甘肃省境内流通，在外省根本不能使用。而甘肃又是灾区，救灾物资特别是粮食匮乏严重，翻砂铜币大量入市，等于是人为地制造了通货膨胀，甘肃救济崩溃，民间怨声四起。但军阀们不顾灾民的死活，翻砂铜币继续发行了长达4年之久，造成饿殍遍地。

　　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梁曾回忆，由平凉运来的两车锅饼，刚刚抵达固原县的郊野，就被饥民蜂拥围堵而上拦乞，护押锅饼的士兵也叱之不退，这些饥民“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

　　同时有文献记载，1921年的正月初七，这个陆洪涛还在和一班官吏们在督军署饮酒赋诗，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1923年3月19日，甘肃籍国会议员周之轮等人在给中央赈务处的公函中，描述震后两年余的惨状：“敝省自震灾以后，民生凋敝，日益颠连，加以雹灾旱荒频岁歉收，始则省外各县更迭蒙灾近，且流离之惨延及省垣。”

　　逃难，成了众多地震幸存者求生的惟一选择。王炳军告诉记者，海原县死于地震的人十有五六，幸存的又有一小半背井离乡，现在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海原人，多数都是那个时期逃难人的后代。

　　留在故乡的人吃光了存粮，吃光了牲畜，甚至用来耕种、运输的牛马也被宰杀殆尽。靠着微薄的救济挨到第二年的春天，野草、树叶又成了吃食。直到数年后，海原民众才又得温饱。

　　第一份地震科考报告

　　“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观测地震，在中国可以说是从海原大地震之后才开始的。”柴炽章这样说。

　　第一批到达极震区的观测者，严格说来竟非中国人，而是从北京赶来的几个外国人。

　　这一行人，是抱着救灾的目的前来的。1921年3月6日的《中国民报》报道：“据国际赈灾救济会称，现派赫君等赴贵省灾区实地调查，俟回报后即行筹备相当救济之方。”

　　“赫君”即为现在翻译的霍尔，国际饥饿救济协会派驻北京的总干事，同行的还有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克劳斯。

　　他们当年3月初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陕西进入甘肃，先后到平凉、隆德、静宁、兰州、固原、镇戎(今同心)等地。

　　大地震后，山河壅塞，交通断绝。这一行人先乘火车，后雇马车，最后骑着毛驴、骆驼进入几乎沦为孤岛的极震区时，那里的人们已经在恐惧、寒冷和饥饿中苦熬苦挨了两个多月。

　　可悲的是，霍尔等人并没有带来灾区渴盼的救援。虽然他们在极震区记录了大量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回到北京后还制成了纪录电影放映，号召捐款救助。国际饥饿救济协会也确实筹到了不少捐款，但那已是震后第二年。据说，那一年华北五省大旱，国际饥饿救济协会以此为由将款项抽走，地震灾区未得援助。

　　不过，霍尔等人的调查报告《在山走动的地方》发表在1922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成为了当年对地震现场最生动、写实的描述。更为珍贵的是，他们拍摄了大量的震害照片。现存的海原大地震影像资料，一多半出自克劳斯之手。

　　这几个外国人并非专业的地质工作者，他们的记录偏重于地震造成的苦难。这样的场景在极震区随处可见，每走一步都足以震撼人心。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在极震区中探访了月余，却错过了震中海原。

　　第一批进入极震区进行专业地震考察的中国地质学家，脚步稍稍晚于霍尔等人。

　　1921年4月，当时的内务、教育、农商3个部派出翁文灏、谢家荣、王烈、苏本如、易受楷和杨警吾6名委员赴灾区调查。其中，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对中国的地质学教育和研究应用做了众多的开创性工作：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学问做到院士，当官做到总理”的人(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这次考察，也开创了中国地质学上的多个“第一”。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介绍，这个科学考察组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震现场考察，提交了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绘制了第一份震区烈度等震线图。

　　除了对地震发生的情形做了详尽描述之外，翁文灏等人也表达了对于地震预防及应对的很多意见。翁文灏在《为条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中建议，中央观象台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应通力合作，改变一无专门设备，二无专精人才的局面。他还特别提及“地震仪”的设置：“汉时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是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惜继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视古代地震仪尤大进步，能于波动状态为极精细之研究……此不可不早为之计者也。”

　　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地震观测工作的序幕。

　　和后来地震前兆及其预报研究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

　　比如现在地震宏观预报非常关键的地下水的变化，在当时就受到了关注。泾川、定西、会宁等县报告，大震后井泉味道比以前略咸。宁夏、静宁、环县等报告则称，震后泉水升高尺许至十余尺不等。宁夏县的泉水较震前微温而臭，通渭、海原等县则有井泉枯涸的报告，隆德县有大震前井泉忽涨，震后复原的现象。

　　不过，囿于当时的科研能力，谢家荣认为，井泉的变化视各地地形地质情况而异，不能一概而论，颇难断定。所以，他只是把它列出来“以备将来之研究”。一直到30多年后，这些异常现象才被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重新整理研究，并成为了地震宏观预报的重要参考。

　　颇为可惜的是，翁文灏一行也和霍尔等人一样，与实际的震中海原失之交臂。

　　或许是地震后的交通实在难以前行，或许是此前各种错误报告造成了误导，翁文灏等人经呼和浩特、银川到达兰州，尔后进入震区，经会宁、静宁赴固原，再由固原经平凉、天水返回兰州。海原其实就在他们的这条线路北部不远，却没能在第一时间进入考察者的视野。

　　尽管对极震区内的大多数地方未能实地考察，但是翁文灏一行所得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特别是翁文灏在此后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震中并不在此前所说的甘肃平凉，而应该在灾害更重的海原，但具体位置还不能确定。

　　因为那场地震极震区的范围基本都属当时甘肃省的管辖范围，所以当时被笼统地称为“甘肃大地震”。而按照地震学习惯地以震中来命名为海原大地震，则要等到它发生了38年之后。

　　对海原大地震系统的科学研究，随着此后中国连年的战乱而被搁置。直到30多年后，才在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中展开。

　　“活教材”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派郭增建等6人组成地震预报考察队，对海原大地震进行实地考察。

　　“那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结束，苏联帮助了中国好多个大项目，他们的专家要求，在设计图纸和施工之前，必须先知道这些地方的地震情况。我们就全力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生于1931年，1953年进入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郭增建说。

　　为期一个月在极震区的详细踏勘中，他们第一次访问到并勘察了由李陵堡经海原县城南至干盐池的地震断裂带。这一断裂带穿山跨谷，整体走向约为北西向，长约100公里，此前从未被提及。而经过详细勘察，考察组确定震中位置就在海原县的干盐池至西安州之间。

　　而从这个考察组定名为“地震预报考察组”就可以看出，他们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关于地震预报的研究。也正是这次考察，取得了地震前兆和宏观预报的重大突破。

　　郭增建说，例如前震、地下水的变化、声音、发光现象、动物的异常现象、小孩的动态、天气反常等前兆现象，我们在海原地震中都找到了。其中异常现象最突出的有地下水、动物。

　　实际上，海原大震时，还有不少有关地下水位变化的记载，而且有人已经初步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如《固原县志》记载道：“向居平原之人，家有井绳十丈，震前忽强半而能汲水，人以为水旺，其实地震之预兆也。”

　　地下水位的变化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变化突然，而且幅度很大，在西北干旱缺水的地区，极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次，水位大幅度上升的时节正值冬季，按正常的地下水位动态变化，水位本应逐渐下降，然而当时却一反常态，水位大幅度上升，这就必然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

　　这种反常现象，翁文灏等考察时就已发现，也曾提及。但谢家荣等人对了解到的事实半信半疑，在报告中说：“是否确实，或纯系附会，亦颇难断定。”

　　海原大地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文献资料中未见到记载，但从1958年以来的历次考察结果来看，大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不仅有，而且十分普遍。极震区的动物异常最为明显，震前一个月就开始出现了。

　　在那段时间里，震中地区即海原县干盐池、西安州、红羊、杨明堡等地，狗表现得十分不安，有的对空乱吠，有的爬在地上号哭。入夜以来，吼叫尤甚，声音凄惨，彻夜不绝。固原县城里，震前五六天，入夜狗不断嗥叫，当时人们普遍对此现象感到奇怪，有人模糊地感到不是好兆头，但大多出于迷信和恐怖，并未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

　　可以说，我国民间所掌握的宏观前兆，在这次地震考察后得到了明确。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发生7.3级地震。我国地震工作者曾经做出中期预报和短临预报，这也是世界地震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预报地震实例。柴炽章表示：“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不能与海原大地震做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中应用的预报方法，几乎都源于海原大地震的研究成果。”

　　柴炽章也是对海原大地震进行了数十年研究的地质专家。1982年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海原活动断裂带考察。他惋惜地说，当年的研究都太偏重于专业，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口述史。现在，经历过地震，能够有明确记忆的老人已经基本亡故了。

　　在当年的考察中，柴炽章曾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海原县李俊镇的一道黄土梁山脚，几个工人正在修建简易公路的路基，四下曝土扬尘。

　　柴炽章走上前去搭话，询问几个工人是不是在施工中挖到了死人。一句话问得几个人面面相觑。就在前一天，他们刚刚挖到了三具白骨，本已吓得不轻。

　　原来，此前一年，一位老人曾给柴炽章指点过这个位置：“山走过来，直接把那里的洞洞子壅住了，一家子人没一个跑出来。”

　　然而，大地作纸，书写下了地震的全部历史。

　　柴炽章告诉记者，从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开展的考察开始，对海原大地震的考察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热。

　　这是因为，很少有地震能像海原大地震这样，在地表留存下大量的地质构造变化痕迹。可以说，海原地震断裂带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价值最高的地震遗迹，是一部地震学的“活教材”。

　　比如唐山大地震，除了满城的废墟，几乎观察不到地下的变化。“5·12”大地震痕迹留在地表的除了废墟还有大量山体滑坡，但是看不出地质板块运动的轨迹。而海原大地震直接把这些痕迹清晰地刻在了黄土高原上。而且这一片区域地广人稀，人为破坏少；气候干燥少雨，土壤贫瘠，自然破坏也少。时至今日，仅在海原县境内，就有11处保留完整的大型地震遗迹。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地震研究原始资料。

　　“在科学研究领域，入地比上天要难得多。”柴炽章说，“人类已经登上了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但对脚下的地球，最深的钻探只有12公里。如果把地球比作鸡蛋，连蛋壳都还没有打破。地震的研究之所以进展艰难，就在于此。在频发的地震灾害面前，人类越发感到无力。不要说抵抗，事先预报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鲜有成功。”

　　海原大地震90年过去，地球又被几十次大地震摇撼过，人类的无力感并未消除。留存在黄土高原的地震遗迹，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许多谜题一样，依然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