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富强：泾川舍利瘗埋脉络之演变与定位

泾川古称泾州，坐落于泾河上游，地处关陇要塞，上承泾水之险，下控西戎之地，既是长安以西的首要军事重镇，更是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双向传播的核心枢纽。自西汉佛教沿丝路东渐以来，泾川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成为僧侣汇聚、佛事昌隆之地。境内不仅有绵延百里的石窟群，更在方圆不足一华里的区域内，先后有四座寺院见证了舍利瘗埋的盛事，多批佛舍利的集中出土，以其数量之丰、规格之高，使泾川赢得“华夏佛宝圣地”的美誉。泾川舍利瘗埋跨越北周、隋、唐、宋四个朝代，历时四百余年，其发展脉络既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政治背景与宗教政策，也清晰展现了中国舍利瘗埋制度从初步确立到成熟完善的完整历程。奠定了泾川作为舍利供养中心、瞻仰与朝圣中心的地位，支撑了“西有敦煌，东有泾川”的甘肃佛教文化发展格局。

一、宝宁寺：北周舍利瘗埋，早期供养的奠基之作

在甘肃泾川的土地下，沉睡着一段被实物唤醒的佛教往事——宝宁寺的舍利瘗埋，它既是北周至隋唐时期泾川佛教活力的缩影，也是早期舍利供养的奠基之作。

（一）一次施工，揭开千年佛藏

1969年，泾川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的一次施工，意外叩开了一座跨越数朝的佛事遗存：一方青砂岩质石函被发现，函身一侧刻有铭文，内部还嵌套着大铜函、小鎏金铜函与琉璃瓶，层层包裹之下，藏有10粒珍贵的舍利。这些实物的出土，为一段缺乏文献记载的历史提供了最直接的佐证，也让宝宁寺的舍利瘗埋故事，从模糊的传说走向了可触摸的真实。

（二）时间迷雾：隋与唐的两次安放

关于这批舍利最初瘗埋的时间，学界至今仍有争议。学者冉万里通过对石函形制、铜函样式、舍利容器组合的综合分析，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

- 舍利最初可能在隋大业年间被瘗埋入宝宁寺；

- 到了唐代初年，人们并未重新打造容器，而是直接沿用隋代的套函，进行了二次瘗埋。

这一观点也引出了一连串待解的谜题：隋代的舍利从何而来？是否是宝宁寺原有舍利的再次瘗藏？北周至隋代的高僧慧明和尚，是否真的参与了这次舍利瘗埋？将佛像底座改制成石函的人，会不会就是他？但至少可以说明慧明所造之佛像是宝宁寺舍利瘗埋的前世。

（三）北周印记：佛灯未灭的丝路要冲

尽管石函铭文无法直接证明北周时期就已完成舍利瘗埋，但它清晰地告诉我们：北周时期的泾川，确实存在宝宁寺，且寺内曾发生过舍利瘗埋事件。更重要的是，铭文与实物共同指向了一位关键人物——慧明和尚。他铸造佛像与底座并加以供养的举动，为后来的舍利瘗埋埋下了伏笔，也间接证明：即便北周武帝灭佛让佛教历经波折，地处丝路要冲的泾川，依然是佛教传播的活力节点，佛灯从未彻底熄灭。

2005年，宝宁寺原址出土了一尊高1.65米的北周石佛立像，其“莹芳殊丽”的风貌，与石函铭文的记载完全吻合，更是直接印证了慧明和尚造像的史实，让这段模糊的北周佛事，终于有了清晰的面容。

宝宁寺的舍利与造像，不仅是泾川佛教史的珍贵碎片，更是丝路文明交流的无声见证。它们提醒着我们，在那些被岁月掩埋的细节里，藏着中国佛教早期发展的鲜活脉络。

图1宝宁寺遗址出土舍利石函

二、大兴国寺：隋代皇家立寺，官方舍利瘗埋制度的开端

在甘肃泾川的大云寺右侧，藏着一段被岁月掩埋的皇家佛教往事——这里曾是隋代大兴国寺的所在地，它不仅是隋文帝推行佛教政策的核心据点，更开启了中国古代官方舍利瘗埋的制度化进程。

（一）为修复裂痕而建的皇家寺院

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让北方佛教遭受重创，社会信仰体系出现巨大裂痕。隋文帝杨坚登基后，选择借助佛教力量，重新凝聚人心，巩固大一统帝国的合法性。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杨坚下诏，要求全国各州统一修建 “大兴国寺”。泾州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响应诏令建起大兴国寺。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名臣李德林为此寺撰写碑文（今已佚），成为建寺最直接的文字证明。

（二）从高僧信徒供养到国家制度的跨越

隋文帝不仅广建寺院，更在仁寿年间（601-604年）三次下诏，向全国各州分发舍利，敕令修建舍利塔。泾州大兴国寺便是最早一批承接这一任务的寺院。

文献记载，当时泾州为了盛放舍利，“三家各献旧磨好石”来打造石函，足见地方官府及名门望族对这件皇家大事的支持。这次瘗埋严格遵循隋代“仁王三分舍利”的规制，采用了石函—铜函—琉璃瓶的三重套函结构，地宫也延续了南北朝以来的竖穴式形制。这是一次标志性的转变：泾川地区的舍利供养，从此前的高僧大德供养瘗埋行为，正式升级为国家主导的宗教制度，为后世唐代舍利瘗埋奠定了范式。

（三）寻找消失的寺院遗址

如今，大兴国寺的地面建筑早已消失，但考古学者和历史研究者从未停止对它的追寻。根据文献线索和遗址分布，学者们推测：大兴国寺很可能就在今天大云寺博物馆的西南侧，或是大云寺西侧那片古塔基之地。

（四）被遗忘的历史价值

大兴国寺虽不如大云寺那般闻名，却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隋代皇家佛教政策的“活化石”，见证了隋文帝如何用宗教力量巩固政权；它开启了中国舍利瘗埋的制度化时代，让舍利供养从信仰行为变成了国家礼仪；它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串联起泾川从北朝到隋唐的佛教脉络。

三、大云寺：女皇的政治密码与金棺银椁里的舍利瘗埋中国化

在甘肃泾水河畔，藏着一座见证大唐风云与佛教中国化的地宫——泾州大云寺地宫。它既是武则天时代政治与宗教交织的缩影，也是舍利瘗埋中国化，佛俗融合化的划时代典范，更是佛教文化融入华夏传统的里程碑。

（一）因“经”而起的皇家寺院

武则天想要打破“女性不能称帝”的传统束缚，从佛教经典《大云经》里找到了依据——经中记载“女性菩萨转轮为王”。天授元年（690年），她下令全国各州修建大云寺，专门供奉《大云经》，为自己的统治赋予神圣色彩。

泾州大云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动工。施工时，寺右侧古塔基（推测为隋时大兴国寺）下意外发现了舍利，这在当时被视为“吉兆”，当地官员与僧人便决定将这批舍利重新瘗奉安葬。

（二）五重套函里的“中国风”创举

延载元年（694年），泾州工匠打造了石函、鎏金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五重嵌套的容器，将14粒舍利小心安放其中，再埋入大云寺地宫。石函盖上刻着“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四面还刻有唐代医学家孟诜撰写的铭文，详细记录了舍利的来历与安葬过程。

这次瘗埋有两个突破性意义：

地宫结构：不再用简单的竖穴坑，而是仿照中国传统墓葬，修建了砖砌石台、甬道和宫室，让地宫更像一座“地下宫殿”。

棺椁葬制：首次将中国古代的棺椁制度用于舍利瘗埋，把佛教圣物的安放与本土丧葬习俗结合，开启了舍利瘗埋“中国化”的先河，后来成为全国通行的规制。

（三）地方官员、高僧大德与名门望族主导的“吉兆”供养瘗埋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舍利瘗埋虽非武则天的直接命令，但因其勅建大云寺而起，可以说是间接参与者。大云寺是奉诏修建，但瘗埋舍利是因为古塔基出现“光影之奇”的祥瑞，由大云寺维那上报孟诜后，决定在盂兰节（7月15日）将舍利重新埋入大云寺佛殿地宫，并专门建塔供奉——也就是说，大云寺的塔是为了安葬舍利才修建。

1964年，大云寺地宫重见天日，金棺银椁依旧完好如初。如今，泾川原址重建了大云寺，成为人们触摸大唐佛韵、感受文化融合的重要窗口。

图2大云寺地宫出土五重套函

四、泾州龙兴寺：舍利供养从“统治阶层”走向“民间”的千年见证

在甘肃泾川大云寺博物馆东侧，一片沉寂近千年的佛教遗址，揭开了中国古代舍利供养制度的重要转型——这里就是龙兴寺遗址。它的发现，填补了北宋时期舍利瘗埋从“皇家主导”走向“民间普及”的关键历史空白，相关考古成果已于2025年正式出版，为这段尘封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答案。

（一）偶然发现，唤醒千年古寺

2012至2013年，当地村民在整修道路时，意外发现了佛教造像窖藏坑等重要遗存。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泾川本地文物工作者随即联手，开展了长达5年的系统勘探与发掘。

经过细致的考古工作，龙兴寺遗址的全貌逐渐清晰，相关研究成果最终汇编为《泾州古城龙兴寺遗址发掘报告》，于2025年7月正式出版，为解读北宋泾川佛教文化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僧俗合力的24年舍利盛事

北宋年间，泾州龙兴寺的两位僧人——云江与智明，开启了一场跨越24年的“舍利搜集苦修历程”。他们深入民间，耗时二十四载，共搜集到“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最终于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完成了一次由僧众参与的集中瘗埋。这不仅是泾川地区继北周宝宁寺、隋大兴国寺、唐代大云寺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舍利供养瘗埋事件，更成为龙兴寺遗址最核心的历史印记。

（三）见证转型：舍利供养的“世俗化”关键

与隋唐时期舍利瘗埋多由朝廷主导、彰显皇权不同，龙兴寺的这次舍利供养，核心力量转向了僧众与俗家弟子，标志着舍利供养从“官方专属”走向“民间参与”的重要转变。

（四）具体的供养形式极具特色：

舍利被分装在4个圆形琉璃瓶中，精致的容器既体现了对圣物的珍视，也反映了北宋手工业的工艺水平；佛牙佛骨则用镇寺级金线袈裟包裹，尽显尊崇；在本寺僧正惠照大师及义英（或为北宋高僧义英待进一步考证）等僧众及俗家弟子的参与下，这批圣物最终被安奉于地宫之中。而带有明确纪年的砖函，更是成为这场盛大供养瘗埋活动的直接物证。

龙兴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不仅还原了北宋泾川佛教的发展脉络，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包容性——从皇家专属的神圣仪式，到僧俗共参与的民间盛事，舍利供养的每一次演变，都是文化融合与社会发展的生动注脚。

图3龙兴寺地宫出土陶棺、琉璃瓶、佛牙、佛骨及舍利

五、古泾州舍利瘗埋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古泾州舍利瘗埋在八个核心维度均遵循了中国佛教舍利瘗埋的历史脉络与基本规律，同时具备鲜明的独特特征，主要体现为：舍利瘗埋次数多、数量丰、时间跨度大、种类全、参与阶层广、出土文物多，这六个“世所罕见”的特征，奠定了泾川作为舍利供养中心、瞻仰与朝圣中心的地位，确立了其作为丝路佛教东传西渐“咽喉枢纽”的重要角色，巩固了其丝路佛教文化“交融中转站”的核心定位——上承西域佛教艺术，下启中原供养传统，成为陕甘交界、中原与西域交界的佛教文化传播核心枢纽，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副核心区域。

古泾州舍利瘗埋一脉相承，是中国舍利瘗埋制度历史脉络演变和基本规律在一个地区的集中呈现，是中国舍利瘗埋制度延续发展的真实呈现，全方位的印证了其发展脉络演变与基本规律。古泾州舍利瘗埋完整覆盖北周至宋代，清晰呈现中国舍利供养制度的迭代轨迹：从北周宝宁寺高僧大德供养（石函就地取材），到隋代皇家敕令确立“建塔瘗埋”规范，再到唐代大云寺将中原棺椁葬制引入佛教，创造石函、金棺、银椁、铜匣、舍利瓶五重套函的划时代形制（被学界视为舍利瘗埋制度的巅峰），最终宋代回归简约供养（搜集多方舍利集中瘗埋供奉） 。其演变既遵循“从西域罂坛到中原棺椁”“从高僧大德到皇家再到世俗化”的中国化规律，又保留时代独有的政治与宗教印记，是研究中国舍利瘗埋制度不可替代的实物标本。

泾川舍利瘗埋及其境内众多佛教历史遗迹与馆藏佛教文物，客观支撑了“西有敦煌，东有泾川”的甘肃佛教文化发展格局，直观印证了中国佛教发展“早期传入—萌芽期（汉、三国时期）—初步发展—兴盛期（南北朝时期）—全面发展—鼎盛期（隋唐时期）—与本土宗教融合—世俗化、平民化期（宋至明清）”的完整脉络，同时也印证了佛教文化从上层贵族阶级向底层平民阶层不断普及、演进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刘富强（1986—），男，汉族，甘肃泾川人，现供职于甘肃省泾川县博物馆，研究方向：佛教文物，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