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群：西汉临泾县和安定县，东汉安定郡、北魏泾州原创治所在泾川还是在镇原？

临泾，因水为名

只要从地名学切入，把临泾县名诞生的一刹那，即把原创的朝代、原创的本义、原创的原因、原创的根据紧紧抓住不放，就足够了。这也只有临泾县诞生的那一瞬间、西汉那一位或若干位命名者知其初衷，命名之后不必再怀疑其原创时的特指性。正如人出生后有以出生地、出生处取名者,只有父母知道,以后走到天涯海角，一般不再更名，也不改原创名成因。地名中以山水、姓氏取名者很常见且通俗易懂。地名学与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地名由语词构成，从词汇学、词源学、文字学的角度，对地名进行语词分析，临泾属于描写自然景观的、属于方位距离地理形态特征之类型（如海岸、河道、湖泊等）。地名是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特定包括特定的主位、特定的范围、特定的时间，也就是特定的时空。

临泾，近泾河。泾州古城距泾河1里，临泾县诞生时因泾水而原创县名。西汉临泾县原创地因此在今甘肃泾川县。因为镇原县城距泾河140里许，临蒲河。屯子镇距泾河90里许。镇原曙光川口村距泾河80里许，在洪（横）河川。如此而已。

我们天天都在讲文化自信，我们要坚信西汉时的祖先至少不会比我们笨多少，至少熟悉汉字，知道汉字是表意文字，要坚信西汉时的祖先对汉字是敬畏的，对汉字本义、汉字组成之词的原义的运用能力是及格的,他们绝对深谙对汉字组成的名词的特指性、专用性、权威性是不可以讨论的，对安定郡每一个县的县名原创是严肃的,而不是苟且的。在立郡设县的第一时间的特定情况下，县名字义是直指、是特定的、唯一的，没有第二种解释。泾，当然指泾河。临，指近泾河。也非指邻泾州、泾川县域（如陜西因在河南省陕县以西而名），因为当时泾州、泾川建置还未问世。如果对临泾这两个汉字的本义和特指之义在两千多年以后还要讨论，诚如今人怀疑河南河北之河是否是黄河？湖南湖北之湖是否是洞庭湖？如果临泾县原创时在镇原，为何不依镇原县境的蒲河、茹河、洪（橫）河而原创为临蒲、临茹、临洪（橫）？如果是因为泾河入了《诗经》，全长455.1公里（蒲河全长204公里、茹河全长171公里、洪（橫）河全长187公里），名气从商周起就远远在蒲、茹、洪（橫）河之上而取泾，这要有西汉时的文献作证，否则也只能是猜测。这正如把古泾州和金朝起名的泾川县原创名如果定为蒲州、蒲川县、茹州、茹川县、洪州、洪川县一样，是很荒唐的。至于原创即隋以后的临泾在镇原，那是地名迁移，大家懂得。

对以泾水为州名、县名，史书有载：《通典》：“后魏太武帝置泾州，盖以泾水为名”。

《元和郡县志》载：“后魏太武帝神麃三年于此治泾州，因水为名”。

《元和郡县志》载：“保定县，上，郭下。本汉安定县地，今临泾县安定故城也……属安定郡，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泾州。至德二年改保定县。泾水在县东一里”。（注：因安史之乱厌恶安禄山之安而改安定为保定），唐代的保定县就在汉安定县地，汉临泾县在汉安定郡故城，汉安定郡故城就在唐保定县。泾水在唐保定县县东一里，这句“泾水在县东一里”，给原创临泾县城址划出了刚性界线，古今未变。

《太平寰宇记》：“《晋太康地志》云：安定郡领临泾、朝那、乌氏、鹑觚、阴密、西川六县，属雍州。及魏神麃三年于此置泾州，盖因水为名”。

我在《泾川文化遗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6月）中撰文认为：临泾原创之意，无论如何分析都是临泾水之意，这种临水地名从古至今在中国存在的例子很多，世人皆知，如临汾临汾河，临澧临澧水，临漳临漳河，临汝临汝河，临沂临沂河，临武临武水，临沭临沭河，临湘临湘江，临洮临洮河，临夏临大夏河，临泉临泉河，临桂临桂河，临颍临颍河。如果临泾地名原创时在镇原，镇原县城临蒲河，就是临蒲。

行文至此，临泾县原创地和原创地名之论己经完成。本文盖因泾州故城出土有汉代3枚官印和数百枚汉币及汉代遗址；泾川太平镇发现有北魏临泾县域的墓和临泾民、临泾侯内史、北魏临泾县中原在今泾川南原之文字记载的墓志铭，泾川存在北魏临泾、安定字样的北魏二巨碑；有北魏宣武帝元宏敕赐的安定临泾古城南山之嵩显禅寺和碑记；有写回中就是泾州、汉武帝多次到泾州拜王母的出自《全唐诗》的咏史诗，有因汉武帝通回中道、拜王母而形成的汉乐府《上之回》宋代考证碑、诗碑在泾川而不在镇原等等刚性之证据未被明朝以来写临泾的写者所引用。如果本文不强调，作为临泾的定性史料，或许长久被视而不见。还有西汉安定县不在泾川，北魏泾州治所在镇原县上肖乡万俟沟圈，需要重述泾川出土的相关文物、泾川发生的重大历件的地理方位和交通条件等材料。如此，特赘述如下。

泾川临泾故城出土有汉代3枚官印和数百枚汉币

一.汉“别部司马”印，1984年，在水泉寺泾州临泾故城东城壕的山坡上发现别部司马墓，出土铜印“别部司马”印、西汉后期剪轮五铢和直一小钱200多枚，另有货布2枚、大泉五十数枚，其年代当在西汉末年或两汉之间。（刘玉林《甘肃泾川出土的古代官印》《文物》1988年第1期）别部司马，中国汉代官职名。汉有军司马，为大将军属官。大将军营（即大将军直属部队）分五部，每部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秩比千石。不置校尉之部，单设军司马一人。其余将军领兵征伐时，所属也有司马等官领兵。其中别领营属者称为别部司马，共所率兵士数目各随时宜，不固定。

二.“汉率善羌长”印，1965年，在水泉寺泾州临泾故城出土“汉率善羌长”印，是东汉羌族自治官吏的官印。（出处同上）

“汉朝对羌族归附的许多部落首领多封官授爵，有王、侯、君、长等。同时颁发印绶，有铜质、银质、金质等。“汉归义羌长印”为1953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乌什喀特古城遗址中发现。这枚印章应该是当时汉朝颁发给新疆南部地区古代羌族首领的印章，也是汉朝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的见证。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1965年甘肃泾州古城内水泉寺村曾出有一枚“汉率善羌长”印。铜质，印面为方形，驼纽，通高2.6厘米，厚1.1厘米，边长2.4厘米，印面阴刻篆书“汉率善羌长”五字。该印印纽为驼，但羊和骆驼都带有少数民族官印的特色。印的大小、印面形状都相差不多，而印文中的“汉”、“羌长”三字几乎完全相同，由此推断两印可能为同一时期的印。根据“汉率善羌长”印的出土情况，该印的年代较易确定。该印的出土地在汉代时属安定郡，根据史书记载，安定一带羌人活动频繁的时期是在东汉，主要是汉羌之间的战争。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春，安定降羌烧何种反，郡兵击灭之”，“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徙衙”，帝永和六年（公元142年），“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凉部震恐，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从永元十四年至永和六年这四十年间，汉羌战争持续不断，安定郡频遭战火，致使郡治两次迁移。汉羌战争对东汉的国力损耗极大，东汉政权不得不采取一些招抚政策，“汉率善羌长”印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封赐给羌族某部首领印，也极有可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从其他类似授印规制来看，东汉时期赐予少数民族的官印似已有统一形制，印文所采用的字体、铸印材质、大小规格、印纽等都体现了出了官印的一致性。“汉归义羌长”印的特征基本符合了上述一批东汉印的特点，因此可以断定该印的年代为东汉时期。”（360个人图书馆）安定郡东汉时迁至泾川，除文献记载外，该印是刚性证据之一。

三.汉“广武令印”，1982年，水泉寺泾州临泾故城西1.5km处出土汉“广武令印”，“长宽2.5cm,铜质,方台状,背桥形纽。印文为阴刻篆书“广武令印”四字该印形制规整小巧，是汉代官印中的珍品为研究汉代官制及泾川建制的重要实物资料。”（魏海峰《泾川馆藏文物精华》2018年8月）

问题：如果西汉安定县、东汉安定郡与县不在水泉寺，临泾县在今镇原县城西二里或今镇原县东南五十里、今镇原县东南五十里屯子镇3个地方，水泉寺仅是村野， 以上汉朝的将军官印、东汉朝廷封赐给羌族某部首领的官印、汉代县长官印为何不在镇原县城西二里、镇原县东南五十里、屯子镇而在泾川水泉寺泾州古城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