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两岸百里石窟长廊500余石窟初探

　　导语：2000年3月，由县上成立的“泾川县西王母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工程领导小组”临时抽调我本人和王秀成二人调查“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下文就是调查结束后我的第一篇文稿，原载于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甘肃泾川与西王母文化》一书的498—521页（我本人为该书的副主编）。新华社兰州分社记者张燕就是依据此文采写了题为“泾河两岸惊现百里石窟长廊”的通稿，并征得了甘肃省文物局领导和专家的认可后，于2001年12月26日，从互联网上发出。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泾川百里石窟长廊”的信息才在全世界传播着，至今仍在传播着。并不是象2006年11月24日“法制网—甘肃政法网频道”记者周文馨、李天琪报道的“泾川石窟：在风中哭泣”里所说的那样。2006年12月11日，周、李二记者又以《民主与法制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把“泾川石窟在风中哭泣”一文中的小标题取掉，大标题改成“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在哭泣”从网上发了出来。2007年10月，我从网上看到后，在我的“博客”里发了一些纠正文章后，《民主与法制时报》的“哭泣”一文不见了，只有“法制网—甘肃政法网频道”的“哭泣”之文还在网上。我只是在此把“泾川百里石窟长廊”的相关真实情况亮出来，以正视听而已。

　　别无他意，敬请读者谅解。

　　2000年6月6日至8月6日，正值中国僧人的“夏安居”期，也是厉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高达39度，北京曾出现过40度的高温天气，泾川城里的各种扇子都卖脱销了，大城市里的电风扇和空调据说也供不应求。天热的发了狅，泾河已干枯了，许多农民连玉米、高梁未能种到地里，旱地里的小麦长了不足一尺高，减产65%。我和王秀成同志骑着自行车，没有一丝凉风。正在改造的312国道上，被大小汽车煽起的灰沙，烫着行人的脸，整个泾河川道象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过气，冒着这样恶劣的气候，笔者有欣参与了历时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徒步调查了泾川县境内，泾河两岸分布在百里之遥的、佛教文化遗存的石窟艺术资源现状。调查结束，汇总情况后，面对一叠厚厚的文字记录和几十页类似写生画的500多个石窟位置、地形、山势草图，以及数百幅爱不释手的彩色照片，心情激荡，思绪万千，许多面目全非的石佛残像时隐时现地幻化在梦呓般的眼前；那些面部被毁的泥塑彩绘高浮雕佛像及菩萨像和立体壁塑画面在脑海里重重叠叠；那些开凿于偏僻山沟里的洞天福地，层峦叠翠，清静幽雅，奇异的构造，再次引起我们探秘的兴趣；遗憾的是这些佛教艺术遗迹史无记载，许多疑团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思索再三，抬起这笨拙的手，拿起这支沉重的笔，顺着梦呓般的思绪和灵感，试推论这千百年前境内佛教弘布情况，初探佛教文化在泾川的遗存，大多且无文字记载的、又无从说起的几百个现存石窟艺术之规模及特点，将其介绍给人们，意在一方面引起我们对这些佛教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亦可为那些对石窟艺术研究的学者提供一批信息，以便对泾川境内现存的几百个（有的学术价值极高）的大小石窟（龛）的保护和研究，笔者还认为，泾川佛教文化遗存，是与泾川西王母文化遗产难分高下的有形古代传统文化资源，亦应一并加以学术研究，有助于梳理泾川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探求这些开发之早，渊源之深，变化至大，前盛后衰，衰后而又可能得到保护的古文化遗迹的泉脉所在。

　　一、丝绸之路开拓与佛教的传入

　　在无从直接涉足泾川石窟有关问题之前，应先回顾泾川处于丝绸之路咽喉之地位和作用，以及佛教东进中原对泾川的影响，才能研讨对这几百个石窟的开凿过程等一系列有关问题。

　　大约在西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受皇室之托，先后两次率百余人和300余人出使西域，起初其目的在于剪除匈奴之羽翼，是为实现武帝远交国策的军事战略，因此，曾经千辛万苦，翻陇山，渡黄河，越千里茫茫戈壁，出生入死于荒漠之中，历时13年艰苦岁月。当时，因欲联盟的乌孙内部为王位继承之事而发生矛盾和纠纷，所以，张骞并非初战告捷，而两次遭到匈奴的生擒和俘获，后经死里逃生，终于公元前126年，以未成“大业”而返回长安。此行虽未完成联盟乌孙之目的，却出人意料地对开拓一条友好的“丝绸之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张骞二度西域不但“大业”告成，并使汉王朝势力范围大为扩展，同时，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这一军事考虑的行为，怎么也没有“想到丝绸一度曾被罗马人当货币使用，更想不到有倾国之貌的埃及英年女皇克里奥波特拉（CIeopatre）以透明丝纱显露玉体，使崇尚裸体美的罗马大帝恺撒安冬尼们纷纷拜倒，风糜成习，以迄于今。”（窦宋仪《丝绸之路的复兴在人》），自那以后，锦衣绣服既成为罗马人富室风尚，绸幕丝帘也为教堂习用，比价与黄金相同的丝绸，正因为丝绸之故，西方人在对世界之东方民族的文明了解后并没有以“亚历山大征途”或“成吉思汉驰道”等名字来对这条中西陆路大通道命名，而是用“丝绸”象征这个中西来往的彩虹一般的桥梁来命名，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丝绸之路”这一西方人对起始于关陇，经河西走廊及延伸的中西交通要道的专有名称，在我国古代的许多历史文献和有关资料中是找不到的，这一名称的出现，是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才首先提出“公元前127年至114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名为“丝绸之路”。往后，还是一位德国史学家阿尔波特.霍尔曼在他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也指出：“把这一名称（丝绸之路）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叙利亚的道路上去。”“叙利亚尽管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也是其较大的市场之一。而且，叙利亚主要是经过由通向亚洲内地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而获得生丝的。“由此可知，中国的生丝在昔日的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丝绸之路沿途的历史名城和重镇曾对此起过多大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海运未开之前，“丝绸之路”是中国中原通向西亚或西亚通往中国中原的陆路，其东西段几乎由甘肃境域接通，而这一段又由河西段和陇东段两部分组成。河西段是指甘肃西部的千里河西走廊为主；而陇东段是指由都城长安起始，到甘肃中部的黄河上游一带，根据有关文献史料分析，此段曾有三条道路可以通行。经甘肃陇西的南路和陕西陇县的中路暂且不论，现就此三条通道中最重要的陇东黄土高原的泾川为主的北路这一主干道的重要线索，来看佛教文化是怎样由“丝绸之路”东段的北路东进中原大地的。

　　“丝绸之路”陇东段的北路，始从长安为起点，是到达河西走廊武威的唯一捷径，是沿着陇东黄土高原的泾河中上游泾川这一关陇名城的西北方向，经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海原等地又入甘肃静远后，北渡黄河到景泰，然后到达河西走廊东部古城武威，再继续西行。

　　汉、唐时期的泾州（泾川），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陇咽喉，而且是西出京都长安关中的第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由于安史之乱以后，陇右陷于吐蕃，陇西、陇县的南路与中路均埂塞不通，河西往返京都长安，均以东段北路为主干道。因此，古泾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是值得今人研究的。

　　古“丝绸之路”自明、清以来，整整冷落了600多年，这一海盛陆衰的历史事实，虽与郑和七下西洋，传播了当时华夏古国科技文明有关，而帝国主义者在“丝绸之路”的战略争夺，更是扼杀了欧亚陆路交通之命运的这一因素，则不能说不为主要原因，由其是沙俄帝国的直接侵略，引导了大英帝国主义，运用指南针和后舵以及火药这些华夏古国科技文明成就，使他们的轮船才得以远航来华，再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制成前膛枪，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强盗般的血腥式掠夺，才使文明古国一厥不振，一落千丈，衰败之即，又倍受弹丸之国日寇的欺辱。但是，那些张牙舞爪的法西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百多年后，昔日大英帝国用枪炮掠去的我东方明珠香港，今又能在和平时代，顺存的重归于曾在延安窑洞里崛起的人民中国。前苏联解体后在“丝绸之路”西端分出五个小国，仅然以其丰富的石油和煤气，与我们在第二座亚欧大陆桥上相互交换，互惠互利。日本人竟拿钱来保护瀚海中的莫高窟，新“丝绸之路”又正在复兴，复兴后的新“丝绸之路”又必将再现昔日辉煌。

　　从历史的演进和文化的传播规律来看，在海运未开之前，首先由东来传播佛教文化的沙门弟子和西天求法的比丘们，有意或无意地跋涉了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这条古道。这应该说是对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其深远的历史作用。佛教文化的传入，使以儒、道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来世文化并未全然淹没，竟在汉、唐盛世形成了佛教文化的黄金时代，同时，儒、道文化在吸收了佛教文化之后，更显得和平化了。这大概是儒、道文化博大精深，能与佛教文化融合，并孕育出儒、道、佛合流的新文化的特殊缘故。由此说来，“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今中西经济往来的陆路通道，并且在经济往来之前，中西文化交流已由此陆路通道交流着，这一中西陆路文化交流的开端正是以出世为主的印度佛教文化为先导的。因此，佛教文化东入汉地的弘扬与传播，与“丝绸古道”密切相关。泾川不仅是这古道上的历史名城和门户，同时有可能是陇东佛教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