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两岸百里石窟长廊500余石窟初探

　　在凤凰沟，还发现了当地老百姓古来传称的“倒吊金（经）塔”石窟，这两处石窟，倒是与上述提到的印度“支提”窟极为相似，如果说河西的中心方柱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北凉的话，那么，泾川的163窟和201号“倒吊金（经）塔”窟，可能早于河西的中心方柱窟，至少也是出自同一时期。

　　祝世林先生提到的“十六国时，高僧竺佛念曾驻罽与安定，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弟子中道温、僧LUE，是东来泾州的僧人”。这一线索不能不引起笔者在此联想。从201号窟旁的200号窟内，只有洞口内壁两侧留存的两身约1米高的浮雕石像，而正面却无造像的痕迹，可以看出，此窟很可能是曾今来泾州传教的西方高僧自己开凿的修练习禅之所，并特意选择在约距古泾州城东，泾河北岸10里之遥，山青水秀，清静幽雅之地开一洞天福地，辟置“支提”，拜佛修行，静心修持。另外，当时的凤凰沟和其北的丰台，很可能称为上古地名“风沟”和“风台”，择此女娲出生的“风沟”与生长的“风台”之神山仙沟内，凿仙窟以修禅，要想达到精神求得飞升，灵魂求得超度，在这样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能够如此谐调和交相辉映之地，超脱红尘，真乃洞天福地。至于凤凰沟过去是否曾今称为“风沟”？其北的丰台，曾今是否称为“风台”？史前无记载，但古时的地名，今人叫转了的，变了样的比比皆是。笔者在这里只是个说法而已，不足为论，但是，如今的凤凰沟人，为了纪念神话传说中的“凤凰女”曾在此坐化的传说，早在唐代就修建了规模较大的“娘娘庙”道观，并且定为每年农历七月七日为传统庙会，据说是纪念那位在此坐化了的“凤凰女”。

　　既然祝世林先生指出：“十六国时高僧竺佛念曾驻罽于安定，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弟子中道温、僧LUE是来自泾州的僧人。”那么，163号和201号中心圆柱式石窟及“倒吊金（经）塔”石窟与这些早先来泾州弘扬佛法的高僧有无联系呢？笔者因无专业知识来断定这一人与事的碰撞，只是把问题提出来。竺佛念如果是驻罽于安定的话，“罽”则是“罽宾”，是佛教圣地，在今克什米尔罽宾的东都——犍陀罗，《瀚海驼铃》里说：“其中心在今巴基斯坦白河瓦，包括与眦连的周边地区，西北到阿富汗东南部的哈达，东南到今印度河东岸。自从贵霜王朝的迦腻色君王大兴佛教始，犍陀罗就成为西北印度的佛教中心，著名的佛教‘犍陀罗艺术’就产生在这里，它曾今深刻地影响到我国新疆及河陇地区的石窟造像和绘画。”十六国时，竺佛念高僧能在罽宾和安定之间来往活动弘法，可想泾川在当时的佛教就已非同一般，它在泾川的佛教文化中必然留有痕迹，对泾川佛教的发展也必然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说到这里，也有顺便提一下的必要。

　　现藏于省博物馆内的1976年在境内玉都镇太阳墩出土的“归义候窖藏”，该文物共10件，其中高19厘米四足方座、背项光、伞盖鎏金铜坐佛一尊，铜扁钟3件，铜熨斗2件，铜盆2件，铜锅1件，“归义候”铜印1件。这10件就阿窖藏法器属于两晋十六国时期遗物，是鲜卑族建立的西秦政权在本县境内活动情况的研究性文物资料，也是早期佛教艺术的珍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研究所佛教考古专家金申教授认为、甘肃泾川出土的这一尊十六国金铜佛像，其“构造与石家庄北宋村佛像大同小异，惟光背为二圆形，系身光背和头光背二重光背，纹饰为莲瓣状，边缘饰云气纹。上方支撑圆形伞盖，盖顶亦饰有莲瓣纹。四足方座上阴刻山峦纹。伞盖的柄插入光背后的卯孔里。如此完整的十六国佛像堪称绝品。”泾川的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曾于1988年在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展出，在当时展出的中国古代金铜佛和中亚及东南亚的40余件十六国铜佛像中，惟泾川出土的这一尊十六国金铜佛像最完美，亦最完整，所以堪称绝品。

　　张怀宁先生的《泾川史话》认为：“431年，夏主赫连定消灭西秦。西秦最后一个领导人乞伏慕末（莫）焚城邑，毁宝器，率族人500余出降，被押送去天水。泾川玉都出土的这一批文物，可能是乞伏慕末（莫）在离开封土居地时，派人于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埋入地下的祖传器物，金铜佛像保佑着归义候大印。古往今来，不知黄土埋了多少人，多少宝……。”从“十六国时，高僧竺佛念曾驻罽与安定”，“中道温，僧LUE等来自泾州的这些高僧”和十六国时期“归义候窖藏”鎏金铜佛及其它法器；163、201号中心圆柱式窟和“倒吊金（经）塔窟”存在的事实，将此三者联系在一起，似乎它们是同一时期所发生的同一性质、且有密切关联的三件事，此三件事不可能是一般的偶然巧合，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至于泾川何时始有佛教？最早创建的石窟或寺院是哪一个？又是何人创建？绝大部分史无记载，地方志书亦无墨迹，笔者也是从以上三个事件的相互关联中推测于此，主要也是为了提出一个线索，好让学者们作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关于佛教传入泾川的时间问题，出土文物和石窟提供的年代是：玉都镇太阳墩出土的公元385——431年西秦鎏金铜佛；北魏南石窟寺之碑记载：“大魏永平三年（公元510）造”；王母宫石窟造像具有北魏太和年间风格。

　　泾川境内“寺庙林立”，确有其事，当时的县城里就有上寺（准提寺），下寺（毗卢寺），城南嵩山（今高峰寺）上有北魏敕赐嵩显寺，唐代又增修了高公佛堂，山脚下有萧寺（嵩鹿寺），泾河北岸泾州古城内有水泉禅寺（即镇海寺，又名华严海寺，海印寺），宝宁寺、永宁寺、永庆寺、白衣阁、大云寺（今又复建了大云寺博物馆）、太阳寺、汭河南岸的龛山寺、王母宫石窟寺、东岳庙、五龙庙、城皇庙、王母宫、城西三里铺昆卢寺、县城东15里处，泾河北岸的南石窟寺，再东十里的丈八寺石窟寺，与丈八寺遥相呼应的千佛寺，千佛寺东临的罗汉洞石窟寺，又东行50里，泾明乡泾河北岸盖郭家村至郝家村一带的太山寺石窟寺，南原飞云乡的东高寺、西高寺，汭丰乡郑家沟村与北原合道乡柳寨的两处白马寺，红河乡东庄有哈家寺（原名龙凤寺），现为张老寺国营农场有张老寺，荔堡镇杜家问城村有白依寺，黑河赵家台、合道赵家台、汭丰三十梁、龙王村、凤凰山等地的观音堂，中国保留的五大宗教在县城有道教、佛教、基督教、玉都镇有天主教、城关镇回民村，村村都有伊斯兰教堂，各教派都有合法的宗教协会，原来，儒、佛、道三教合一的道观、寺院村村都有，私人家庭设置的佛、道禅堂（又名堂子）为数不少。原在水泉禅寺、袁家庵、东庵、准提庵、和尚沟、从王母宫石窟寺至甘家沟，再到罗汉洞，直至泾明乡盖郭家村的太山寺泾河南北两岸百里石窟长廊的400多个大小不一的僧房窟，都是僧尼的居所地。

　　据清宣统末年《泾州直隷州地理调查表》记载：当时全县大小佛寺（堂）就有133处之多。正如俞剑华《中国绘画史》所描绘的“石刻造像，弥山冈谷；佛寺画壁，层出不穷，几乎人持佛号，家燃净灯，佛教之盛，达于极矣”。遗憾的是如明珠般镶嵌在“丝绸之路”黄土高坡，秀水青山中的无数大小庙观禅堂，在厉次战火中累建累毁。也许泾川古地是兵家常争地之故，难怪就连佛教僧众居住的石窟群中，也有不少具有严密防犯的奇特洞窟，就连回中山巅规模宏大的王母宫建筑群，也难免兵刃之戮而毁于战火之中，自西汉之初始建，至今至少也是第四次重建。也许是吸取前几次毁于战火之教训，此次重修的西王母、东王公等殿堂建筑物，只凭一把火想烧掉，大概是妄费心机。

　　关于王母宫石窟和南石窟群及罗汉洞石窟群，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个较为祥细的介绍，这三个石窟群是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中级别最高、价值最高的三个石窟群，堪称陇东石窟之典范。还因为，此三个石窟群曾今引起过美国人的极大兴趣，他们以来华“考察”为名，曾于1923年和1925年，先后两次派来的所谓“考察团”，都来到泾川，并在实地勘察了此三个石窟群落。

　　至于丈八寺石窟群，除了现存的“丈八大佛”窟和其余数窟外，2000年我们普查时，还在其水沟内新发现了至少有7个有价值的僧房窟群，。

　　太山寺石窟群，除了最东端的一个10平方米的平顶方形洞窟，其东西两壁面雕刻了18身尺余高的坐姿石刻像外，原有的“龙行太山寺”的题记已无法寻觅了。由于洞窟内的18身雕像头部均已被破坏，无法辩认雕像的主题和内容，以及雕像的人物形象和名称。我们根据洞窟的型制和大致建造年代，我们初步判定为宋代遗迹，18身造像可能是十八罗汉造像，因为在唐代以前，罗汉造像为18身，而宋以后，在罗汉造像中增加了译经大师唐玄奘和法注记二位造像，所以，宋代的罗汉造像就成了18身，又称为十八罗汉。

　　另外，在太山寺的最西端，即现在的白家大桥河北岸西端200米处，有一个小型洞窟，人无法站立进入其内，其正面有一身主尊石雕坐像，左右两壁面各有三身与正面同高的造像，由于风化太严重，造像几乎只剩轮廓，我们认为属于早期的七佛造像窟。又因为太山寺石窟群的西端白家村一代，是出土了“泾川人”头盖骨化石的旧石器遗址，而最东端，是宋家新石器遗址，由此，我们认为，太山寺石窟群可能属于早期石窟，因为，太山寺石窟群的中心段洞窟，可能是因地震而造成许多石窟的坍塌，这是只有到实地才能看到和感觉到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