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两岸百里石窟长廊500余石窟初探

　　三、透过泾河百里石窟长廊，初探古泾州佛教盛况

　　泾川的佛教文化究竟始于何时？史无记载，众说不一，且难以断定，只能根据佛教留存下的遗迹和遗物，以及与佛教文化相关联的各种遗痕来推而论之，难免有臆度之嫌，实属无奈，这样提出一些观点，或者不同的观点，也只是为了求得专家、学者的争鸣和斧正，以使泾川昔日佛教盛况有一个较为能使人们接受和信服的文字补充，为后人找补这块缺失部分提供一些线索。

　　中国的石窟艺术是随着佛教始入汉地不久就出现了的，但最初都是一些极小的个人行为，多为僧侣们自凿。较大或较复杂一点的洞窟则是后来，佛教逐渐兴盛与发展，以及影响的迅速扩大而兴起了佛教石窟寺，并与汉文化融汇后，产生了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文化艺术。佛教初传时期并没有佛的具体形象，当时的佛教僧众认为，佛是神圣和超人的，其形象不是一般人所能造做的，随意造做佛的形象，是对佛的不敬，所以最早的佛教艺术是以某种偶像，如佛塔、轮法、菩提树、莲花等为象征性地代表佛的存在。

　　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中国石窟艺术体系。佛像的雕刻、塑造，人物形象刻划，山水、花草、景物等等，都成为佛教造像、雕塑、绘画、装饰的主要题材，把民族艺术与佛教艺术，以及石窟艺术结合得完美无缺，有的毫华大型石窟内，雕塑、绘画、装饰得富丽堂皇，尤如佛教艺术大观园，堪称墙壁上的博物馆。

　　源于印度的佛教石窟最初多为僧人修行习禅而开凿，因此，大都选择于远离城镇的深山密林的石崖畔，也有凿于河道岸边的石岩断面的悬崖峭壁上。起初的石窟开凿，窟容较小，且在一般行人可到之外，随着佛教文化的发展和石窟的功能用途的不同，便由单纯供僧人修行而上升为佛教教义和教化众生的宣教场所或讲堂。从分布在泾川境内泾河两岸的几百个石窟（龛）的构造形式来看，除了上述僧众修行习禅、宣教、讲经而外，有不少石窟建造在悬崖峭壁上，进入石窟有由栈道而入的（如南石窟东形如“大象”山崖上的27、28、号石窟），也有从秘密入口处再经竖井躜到上层石窟里的（如蔣家桥南石窟群），也还有从险道进入石窟内，再横躜近10米的井状甬道，才能到达更神秘的石窟内（如南石窟东此次编为33、34、35、36、37、号石窟，而且洞中还有套洞），再如罗汉洞西水泉崖的石窟，除了有与此相类似之处外，还有秘密出口和转移通道，实为“狡兔三窟”也。在这些石窟里，如果有足够的贮备，昔日僧侣们凭借一根棍棒和几块石头，亦可一僧当关万夫莫开。在33——37号互通洞窟内，其中33号洞窟就是一个保存完好，也未风化的长方形平顶式大洞窟，库容近30平方米，可能是僧众聚会之所，内有供观察和值班瞭望所用的专设位置，要到达此洞只有34号洞与35号洞之间相隔8米有余，直径却只有1米的横井式躜入躜出的通道，自4号洞后另有一低于该洞的石窟，可能是一贮藏窟，唯36号石窟位置略高，窟顶有凿成直径36cm的圆圈，可能专供僧人打坐习禅之用。有的石窟内似乎还专设了佛教居住文化中称为东司（厕所）的位置，如27、28号窟及33——37号石窟内。

　　开凿于何家坪、甘家沟、罗汉洞千佛嘴一带，南石窟东西十多里，以及凤凰沟、太山寺等地，距地面较低处，一般人容易出入的小石窟，可能是开凿较早的一些小型简单石窟。其理由是，程杞国著《中国僧人》一书中，在论及僧尼们的居住文化时说：“佛教初到时，即没有固定的传教说法场所，也没有一定规制的佛教寺院，鹿野苑初传轮法即是在露天弘法。随着佛教的传布，皈依者日盛一日，僧伽规模越来越大。由于没有固定的住所来适应僧侣急剧增加的情况，所以早先的僧人只得常常在山边洞穴、林中树下、房檐庙廊、旷野荒堟冢，铺上随身携带的团垫座具一领，或草编蒲团一个，两足跏趺，随居而安。”

　　另外，石窟开凿的规律，起初大都是由僧人自己出资，在出入方便的地方凿成只能供一人坐势的小矮窟，因此，笔者认为，泾河两岸，开凿于沿岸较低处的那些小型石窟，可能是泾川最早的石窟。再如，印度的佛寺有“僧伽蓝摩”之称年。“僧伽”指僧众，“蓝摩”则为园林之意。而僧众所处的园林却有精舍与支提之分。精舍起初为宣教或讲经场所，后来变为僧侣的居所，舍内初设置佛塔，后来才立像，中间设殿堂，以便于佛事活动，四周环置僧房。支提大都依山开凿。从一些石窟专著来看，源于印度的“支提”窟，也称“制底”，其原意是“塔庙”或“舍利殿”。“支提”窟的后面凿成半圆形，中间留一圆形塔，塔的两侧凿成八角形列柱，在塔的正前方留一方形或长方形的拜堂。这种源于印度的“支提”窟，随着佛教传入东土后，早在新疆的拜城克孜尔等石窟中就出现了，后来甘肃河西走廊的酒泉、玉门昌马、马蹄寺窟的金塔斯窟、千佛洞及天梯山等石窟群中，均与新疆出现的“支提”窟相似，但都与印度早期的“支提”窟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心柱不但呈方形，而且两侧均有卷顶式甬道环绕后室，中心方柱正面一般还都有造像。对于河西诸多的中心方柱式石窟的开凿，董玉祥先生认为，“……有可能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所记的那样神秘和玄妙，或者比较符合北凉时期开凿石窟的事实”。杨晓霭先生也认为：“十六国时期……南距张掖市62公里祁连山内的马蹄寺石窟群，东距马蹄北寺7公里，位于肃南县境内临松山西面，大都麻河西岸红沙岩壁上的金塔寺石窟以及文殊山石窟群，据考证，最早都建于北凉，而金塔寺石窟的开凿，即为沮渠蒙逊活动于张掖的时期（公元397年至公元412年）。”同时，他还认为，北凉被拓跋魏灭后，大多数僧人工匠被掳平城。《魏书释老传》云：“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所以，后来有昙曜五窟”之说，此五窟即为云冈16、17、18、19、20号窟。这样一来一些学者认为，昙曜被掳到平城，把凉州石窟艺术也带到了云冈。查泾川境内石窟时，不但发现南石窟群中的163窟不同于河西和新疆的中心柱式石窟，虽然石柱已风化，却能看出原状呈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