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两岸百里石窟长廊500余石窟初探

　　二、佛教的传入与古泾州百里石窟长廊

　　《梵宫艺苑》中说：佛教“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时间……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公元2世纪至3世纪，佛教已相当盛行。”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后的西汉第12代皇帝，即平帝刘衍元始年间（公元6年）至东汉和帝刘肇永元期间的100年间，佛教传入中国。这之后的200年间，即经三国、西晋末，就已很盛行了的。在莫高窟的323窟里，有一则牵强附会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其第2场面旁有这样的笔题，说“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佛名号时。”这里所说的“前汉中宗”就是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的汉宣帝，这时，张骞已不在人世40多年了，又怎么往西域的大夏国去问佛名号呢？

　　还有大约出自三国的牟子《理惑论》中也有一则令人难以信服的叙述，说是“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次日问明群臣，“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2人，于大月氏写佛经42章，”这里所提到的孝明皇帝与张骞相距近两个世纪，如果不是两个人的话，武帝时代的大臣张骞决不会在近200年后，又成了孝明帝的大臣。

　　据国家宗教事务局1980年3月编印的《我国主要宗教知识简介》（内部资料）表明，“佛教传入中国，约在公元前1世纪。史书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在接见大月氏王使伊存时，曾亲受其口授的《浮屠经》。东汉时，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于是派人去西域大月氏写佛经42章，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建佛寺。”这里也提到“明帝梦见神人”和派人去西域大月氏写佛经42章的事情，但未点明派去西域的人，这大概是作者看出了牟子《理惑论》中失实之处的缘故。经查《史记·匈奴列传>，“元狩二年春（武帝在位的公元前121年）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收休屠祭天金人。”〈魏书·释老志〉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魏书〉还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蔡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法门跪拜之法，自此始也。”也有古代汉文史籍中说，在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善见律毗婆沙》里说：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是在阿育王时代，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汉地。）

　　佛教最早传入我国的准确年代，我国佛学界一般公认的佛法东传的时间，是东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8年），实际上中国最早的佛教徒要数汉明帝的异母弟弟楚王刘英。在近年兴起的互联网络上还能看到中国的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竟然是汉桓帝。据《高僧传·昙柯迦罗传》记载：朱士行是一般公认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传》还记载：释净检为中国第一个出家的比丘尼。而佛教的翻译工作是在灵帝、献帝时代始于安世高。……所以，佛教踏上东土时，是以悄然温和的姿态，全然不象十字军东征那样充满血腥味儿，更不象基督教给近代中国那样面目狰狞，那样的局促和那样的让人难以接受。

　　佛教何时东入汉地？汉地何时始闻佛道？从上述所查到的资料和史书记载，似乎让人无可适从。但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概念：即佛教东传，始入汉地的具体时间不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霍去病将军获其祭天金人；是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还是明帝梦见神人；也不论是公元前一世纪，还是公元一世纪；更不论是平帝刘衍元始年间还是和帝刘肇永元期间；也不管他是秦时，还是汉代，佛教文化传入汉地的起因总与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虽说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佛名号，令人有些不可思议，但佛教文化东入汉地，直至传入中原，却是沿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传播的，所以说，丝绸之路是求法之路也是传法之路，从中亚佛教圣地先入中国的西域，经敦煌的陶冶，进入陇东的泾州（今日泾川）升华和修整，再到大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京都，使整个河陇地区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佛教文化带，也形成了甘肃号称“石窟艺术之乡”的美称。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黄土高原，随着丝绸古道佛教传入的文化带，布满着神姿华茂，辉映长河的石窟寺和大小不同，异彩纷呈，璨若繁星的石窟（龛）。在瀚海戈壁上，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史册的敦煌莫高窟已举世闻名，陇右麦积山石窟寺、永靖炳灵寺石窟寺以及河西走廊的多处石窟寺也正在被世人所了解和熟悉，而如明珠或繁星般镶嵌在“丝路咽喉”之地——陇东泾河黄土高原上，千百年前的泱泱佛教文化留下无数生动的僧伽身影和掩埋了千百年之后的石窟寺，随着西部升腾和新丝绸之路的复兴，亦应在21世纪的人们面前以展昔日的雄姿。

　　地处陇东黄土高原的泾川，不少学者曾指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神秘的地方，至于它文明的开端究竟起于何时或有多少神秘，这里故且不论，就其境内佛教遗存的石窟数量接近敦煌石窟总数这一巨大规模而言，足以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何况如明珠般镶嵌在境内泾河两岸的白垩纪沉积红沙岩上留存至今，并形成一条百里石窟长廊之势。由此可以想见，佛教在古泾州的兴盛是空前绝后的。关于这一点，祝世林先生（已故）在《平凉古代史考述》中这样叙述，“北魏时的泾州是很值得研究的。解放后，由于历年来兴修水利，改土治河，使地面发生很大变动，据解放初期文物工作者张映文同志（已故）的考察记载：南石窟沿泾河北岸长15里许，罗汉洞长1里许，丈八寺与太山寺都不是独立的，而是沿泾河两岸开凿连续不断，只是因石质不好，风化太甚，当时可以寻到的遗迹，一些散在的石窟现在连痕迹也找不到了。以此推断，当年自泾州以东沿丝绸之路，曾有连续不断的佛寺，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看，其规模是巨大惊人的，甚至可以超过敦煌、武威。它给我们以下启示：第一、丝绸之路商旅往来十分繁荣。第二、佛教兴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十六国时，高僧竺佛念曾驻罽与安定，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弟子中道温、僧（LUE）是来自泾州的僧人。北魏虽未见有关记载，如此大量的佛文化遗存，应曾经是有大量僧侣的集中地。第三、大量石窟佛寺的营建，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沿丝绸之路东来，一路多是边荒之地，翻越陇山，到达关中，才算到达了中国内地，当时的泾州是进入关中后的第一个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一定是人口集中，经济繁荣。可惜史无记载，详情难知了。”

　　此外，在平凉四十里铺泾河北的阴褩县古城，曾出土北魏景明帝时禅佛寺的石刻；宁夏固原南郊的李贤墓出土的鎏银壶、玻璃碗、金戒指等文物，是波斯萨珊王朝的精美艺术品；灵台县南去凤翔的古道上，曾今发现数百枚波斯铅饼（货币），经鉴定认为是中西经济交流的可靠物证。

　　关于泾川佛教文化昔日之盛况，虽然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但现有的500多个石窟（龛），就是最具研究价值的实证，另外，铜佛像之多，也是泾川佛教文化的一大奇观，20世纪60年代，虽然以废铜收缴过大量的铜佛像，但县博物馆存藏的和民间收藏的存量也还不少，稀世精品，自然要数“归义侯窖藏”中的那尊鎏金铜佛像了（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