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泾川之行的几个问题辨正

　　三、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一）、各种不同的观点概述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两《唐书》本传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李商隐先受到令狐楚的赏爱与厚遇，楚卒后入为李德裕所善的王茂元幕，并娶茂元女为妻，由此受到李宗闵党的“蚩摘”、“大薄”，令狐绹尤恶其“背恩”与“无行”。大中年间，商隐又随李德裕所善的郑压娶桂管为幕僚，更遭到令狐绹的忌恨，认为他“放利偷合”。两《唐书》本传把李商隐与牛李党争的关系看作商隐“名宦不进，坎坷终身”的重要原因。

　　清代以来，关于这一问题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1、 党李说。朱鹤龄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中持此观点，但王茂元是否李党，李商隐入王茂元幕是否意味着“去牛就李”还是有问题的。

　　2、 党牛说。徐逢源认为李商隐“始乎党牛之党”、“终乎党牛之党”，从郑亚只是“为贫而仕”。

　　3、无与党局说。冯浩在《玉谿生年谱》中认为李商隐既非牛党亦非李党，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李商隐在某一阶段有偏向某一党的倾向。[9]

　　近人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

　　1、 主观上无党，客观上受害或卷入论。持此观点的是吴调公和周建国两位先生。

　　2、 主观上倾向李党。傅璇琮在《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认为李商隐受恩与令狐家族，主观情感上倾向于李党。

　　3、 牛李党争并非李商隐悲剧的真正根源。董乃斌在《李商隐悲剧初探》中说：“义山悲剧与牛李党争有关，但牛李党争并非义山悲剧的真正根源。真正的根源是晚唐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官僚制度的极端腐朽。”

　　（二）、牛李党争的实质问题

　　唐代中晚期的朝臣党争，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宪宗、穆宗、敬宗三朝。主要是裴度与李逢吉之间的斗争，斗争围绕对割据叛乱的方镇用兵的问题展开。第二阶段，是在文宗、武宗、宣宗三朝，主要是李德裕与李宗闵、牛僧孺之间的斗争。（宣宗大和年间主要是牛党新贵白敏中、令狐绹与李德裕之间的矛盾斗争）文宗大和的九年间，多为牛党当权，“李宗闵党依附宦官，两个朋党相争，其中也包含有一部分朝官反对宦官的意义。唐文宗不知保持用来比较有利的李德裕朋党，却想为了去掉朋党，因而加强李宗闵朋党，使自己完全陷入王守澄（宦官）党的包围中。”[10]因此，牛李党争的实质是晚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

　　（三）、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的倾向性及暴露出来的人品缺陷

　　李商隐在文宗、武宗两朝，并未表露出明显地倾向于某一党的意向。从宣宗即位，牛党得势、李党失势以后，李商隐在政治上、人事关系上都明显地倾向于连续遭到罢黜贬斥的李德裕、郑亚等人，因此遭到令狐绹等牛党首领人物的忌恨与排抑。因此，李商隐并非牛李党争的受害者。只是前期遭到有狭隘恩门观念的令狐绹的疑忌，后期则由于倾向政治上有作为、有业绩的李德裕政治集团而遭到当权的牛党势力的排抑。[11]

　　李商隐有正直、坚持正义的一面，也有软弱、卑微、庸俗的一面。他对牛、李两党的某些首领人物，尽管内心有自己的看法，但有时由于自身处境的艰困，对牛党的某些显贵有所干求，又不得的违心地说一些与内心的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话。这突出表现在他对李德裕、令狐绹两人的看法和态度表里不一、相互矛盾上。一方面，他对令狐绹的量狭多疑、忌刻势利是心存讥讽的，一方面却流露出希求令狐绹汲引的意图。在对待李德裕的态度与看法上，一方面，内心一直认为李德裕是有功于国，是“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对其遭贬深表同情；但另一方面，有时为了希求李德裕对立面人物的帮助，却不惜违心弄舌，诋毁李德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