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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鼎:解放初期泾川飞云外向型经济

2015年11月26日 来源:原创 点击数:

  这里所说的“早年”,大体指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初期,即1942--1952年间;这里所说的“外向型经济”是指这里的人们冲破原有封闭型小农经济的羁绊,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商业活动。假若这种商业活动继续下去,说不定会在那里造就许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由此有可能带动一方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然而,历史的进程是不可逾越的,那些一时繁荣的市场经济萌芽,随着之后的“改造”而消失殆尽。尽管如此,那里早年曾有过商品经济发展的景象,仍有启迪和借鉴价值,至少可告诉后辈,前人艰苦创业的经历可为后世之师。

  一 、早年泾川飞云地区的社会概况

  飞云地区,指泾川县东部的高平、飞云、窑店三镇诸地,地处东西走向的一条黄土高原上。西起罗汉洞坡以上的高平,东至窑店镇,与陕西长武县接壤。东西大约五十华里,北邻泾河川,南邻梁河川,南北约莫三十华里。在这条旱原上,靠天吃饭,旱作以冬小麦为主,杂粮为辅,杂粮有玉米、糜子、谷子(粟),大豆(毛豆)、荞麦、高粱、豌豆等。当时这里处于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年代,在无大灾的年景下,靠瘠薄的土地勉强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

  1949年前这里属“白区”,地处陕西长武与甘肃泾川两县城之间,国民政府管辖。有“西兰公路”贯穿东西,交通方便,经常遭受马家军(青海、宁夏军阀)、胡宗南军队地骚扰,无名摊派的军需、草料,使百姓苦不堪言。幸好“日本鬼子”未进潼关,同陇东其他地方一样,免遭日本鬼子地浩劫。这里距陕北“红区”较远,只听说过“八路”,但很少见到。虽有地下工作者活动,但一般人不大清楚,那些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也是解放后才知道的。

  这里谈不上有什么工业,仅有民间一些小手业工作坊和家庭纺织业、酿造业(酿醋、黄酒)。街市上有数家杂货商店、药铺、染坊、铁匠铺、烧坊(高梁烧酒)、小饭馆。逢集的日子,街市显得热闹,各种农产品、粮食、小食品(合络面、豆腐、醪糟、油炸糕等)、手工制品、大小畜禽等都有交易。高平、飞云、窑店三镇,逢集的日子轮流进行,分别为1-4-7日、2-5-8日、3-6-9日,便于三地集中交易。以上商品交易多属当地农户间互通有无,是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小范围商品地流通。由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的需要,造就了三大工匠:木匠、铁匠、小炉匠。这些能人巧匠,承担着农家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加工活计,也是农村由封闭走向市场经济的活跃因素。

  二、 木制品商品流通业地兴起

  木匠是一种古老的行业,木匠也是农村最普通的工匠,只是有大器作(粗木工)和小器作(细木工)的区别。大器作主要是修盖民间房子、制造粗糙的车辆和种地用的犁耙等器物。小器作主要是制造小巧精致、附有雕饰花纹的木器和讲究的家具等物。有些木匠活要求较高,如交通工具、修建寺庙,需大器作和小器作之间的配合。木匠以木材为原料,作为木匠对木料的性质和用途都十分熟悉,当地木匠行业有这样的顺口溜:“松木檩,杨木椽,椿木最好造门扇。桑木扁担梨木案,桦木结实枸木顽。枣木梭子榆木盆,桐木锅盖风箱板。家具最好槐木腿,楔子就数杠木美”。木匠少不了有锛子(平镢)、凿子、刨子(推刨)、拐尺、墨斗儿、单刃斧、锯子等工具,粗木匠与细木匠各自有些不同的专用工具。

  早年飞云地区几乎各个村庄都有个把木匠,有些村庄木匠更为兴盛,成为世传的行业,几代人都精于木匠活,所以远近有名。他们除承揽本村的木活以外,经常受邀,到外地承接“工程”,取得农业以外的收入。久而久之,这些群体的商业意识增强,逐渐由单纯的出卖劳力向制造商品、销售商品的方向发展,例如木质农具、家具、灶具等物件。这里的人们早年从使桐木“风箱”和“锅盖”制造与流通的景象,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值得后人去借鉴。

  现在告别风箱有些年头了,多数地区以鼓风机替代,80后、90后的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风箱”为何物。那个时候,再贫困的家庭,一台炉灶、一架风箱、一口大铁锅(黑老锅)是必备的,那是老百姓必须的生活炊用品。缺少这“三兄弟”,就不成其为之家。这一带百姓的炉灶搭建的很科学,灶台上一般安装一口大铁锅和一个小铁锅(后锅),锅台一侧架有风箱,出风口对准大铁锅底部炉排片下的风道,不断送风,使燃料完全燃烧,提高发热量,余火窜向后锅底并给它加热。锅台紧连着土炕,余热尚可供土炕取暖,烟雾经炕道通向屋外的烟窗,直通屋顶。如此设置达到节约燃料、余热充分利用且厨房免遭烟雾的困扰,干净卫生。每当做饭时间,各家各户拉动风箱发出“噼--啪...噼--啪...”的响声,屋顶炊烟袅袅,协同地里人们吆喝牲口声、农具碰撞声、鸡鸣狗吠声、小孩清脆的读书声、哭叫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支淳朴、浑厚的田园交响曲。

  提起风箱,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春秋后期开始,就用皮囊鼓风冶铁。这种皮囊两端细、中间鼓起,称为“橐 tuó”。据有关资料记载,东汉初年(公元22年)的风箱实际上仍是橐,何时演变成木制风箱,史焉不详。对木制风箱的记载始见于明代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成书于1634年),沿用至今。

  木制风箱两端各设一个进风口,风口内壁设有活瓣(单向风门)。风箱内一侧设有风道,风道中央亦置有活瓣。通过伸出箱外的拉杆,驱动活塞往复运动,压缩空气,促使两端活瓣和出风口活瓣一启一闭,达到鼓风的目的,其记载与如今的风箱结构基本一样。

  那时没有更好的密封材料,在木活塞边缘的细沟槽里镶嵌些绒鸡毛(勒鸡毛),达到活塞与箱体间的密封。鸡毛需要定期更换的,通常一到二年内要换一次,否则鸡毛损失过多,风箱产风量就要减少,直至不能出风。做风箱最好用桐木(泡桐),因为桐木不但有弹性,而且性软,不裂,耐磨,最好的风箱应该是桐木箱,槐木杆。风箱有大有小,依据用途而选用。拉杆分双杆、单杆两种,大风箱一般为双杆,小风箱为单杆。

  农家使用的铁锅,基本都用桐木锅盖。桐木的特点是受潮后不裂不翘,且木质疏松,轻便又不会生锈,锅盖一般都用桐木做成。所以,桐木锅盖也成为庄户人家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桐木锅盖制作工艺相对简单,但材质十分重要。依据用户的要求,有不同尺寸大小之分。

  桐木风箱和锅盖是各家各户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因此就有较大的的市场需求。那时集市上,有固定的交易市场,供人们挑选。同其他商品一样,市场需求刺激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各地的木匠,把目光投向风箱和锅盖的制作上。做得人多了,在质量上不可避免的也就会出现良莠不齐,价格上也出现相互竞争。不过那些传统专制风箱、锅盖工匠的产品,还是深受欢迎的。飞云老塬上(老庄)村有制作风箱的传统,一般讲究的人家和铁匠、粉匠、烧坊、油坊、豆腐坊里用的风箱,都愿意到那里定做。

  老庄村位于飞云镇城的东北,距城十多里,那里及周边村子,有许多制作风箱的名匠。老庄村的赵家咀,那时大约有七八户人家,住着薛、赵两姓,几乎各家都是世传制造风箱的名匠,远近有名。之所以那里的风箱好,是因为除做工精细外,在选用木材上不但讲究,也有丰富的经验。从买桐树开始就要防止买到“油饼树”,这种树解(锯板)出的板像千层饼一样日久会层层脱落。泡桐原木刚解出的板不能爆晒,只能放在阴凉处慢慢风干,干得过急,木板易裂。做风箱的箱板越宽越好,独板风箱,价钱不菲,当然,大多数的风箱板还是黏合的。合板缝、熬皮胶都有讲究,板缝接茬不平、皮胶熬不到火候,黏合的箱板就不实,日久便会开缝、造成风箱漏风,会影响使用寿命。

  随着木质风箱,锅盖商品生产的发展,本地市场多有竞争,促使一些人把目光瞄向外地市场,尤其是那些此类商品较为短缺的地域。于是乎一个具有突破小农封闭经济羁绊外向性商品流通业悄然兴起。首先是由老庄人做起,他们率先把木质风箱、锅盖运往平凉、静宁、隆德、固原等地区销售。随后其他各庄的木匠也效仿跟进,一个木制品向外地营销的活动开展了起来。

  飞云地区距平凉约170里、距隆德约350里、距静宁约400里、距固原约380里。那时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是商品流通的主要难题。这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用最古老的小推车,一车一车的把风箱、锅盖等木制品运往外地,辛劳的程度是今人难以想像的。  

  小推车是农家送粪、运土等农活短途运输的农具,在正常情况下很少用来长途运输。长途跋涉面临的是翻山涉水,举步为艰,但是,我们的前辈,就是这样坚韧不拔,硬是用小推车推出了一条致富之路。

  一个小推车一般装载十个灶用风箱。小车中间平放两个,留出一条通道,为了不影响推车人视线,两边各立放四个(不装风咀)。虽然总重在200斤左右,但是体积大,重心高,视线较差,因此推行起来很是吃力,若遇大风天,便行动

  不得。推车的人肩上搭着一条带子(绊绳),两端有铁钩,挂在两个车把末端加装的铁环上,承载着车的部分重量并可借助它向前方用力,驱动小车前进。小推车上路,必须要有四辆、六辆或八辆车同行,这是为了“挂坡”和“放坡”。所谓“挂坡”就是若遇上小坡,另一人或两人在前面用绳子拖着车子拉上坡顶;去隆德、静宁要翻越“六盘山”,坡长且陡,乃人力已不及,只好在山下雇用毛驴,把推车拉上山顶;所谓“放坡”就是若遇下陡坡,另两人在推车前面用棍子横挡着,将车子放到坡底。推车的木轮上虽设有夹板(刹车),但是,力量有限,只能对付缓坡。若遇小河水近膝盖,那就只能卸车,一趟又一趟往返涉水,把单个风箱运过河去,而后重新装车,继续前进。那时虽有公路,但是公路是石子铺成,木轮小车不耐磨损,难于行走,小推车运货队都走土路(官路),也就是古丝绸之路。若逢雨天,道路泥泞,只好滞留客店。上路人一般都带有干粮(锅盔饼),为的是节约盘缠(旅费)。先辈们就是这样早行夜宿,艰苦跋涉,一步一步的把商品运到目的地。返回时,一般为空车,有时捎带一些那里的特产,如核桃、柿子、枸杞子等药材之类。

  古有:“天下四行 士农工商 ,无农不稳,无商不富”的遗训。前辈们也领略到其中的道理,于是把当地木制产品优势变为商品优势,走向市场,并开拓了那里农村木制商品流通的先例。对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小农经济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是一种突破。那些年,许多家庭由于经营有方,取得较好的经济收益。有些人干脆专门从事木制业,并由农村走向城镇,弃农从商。老庄村赵家咀有个木匠赵七丢(恕不详大名),靠着多年经营木制品所得积蓄,在平凉北砂石滩买下三间铺面,铺面后面又有一个小院落,盖了几间房子,定居平凉,以商为业。铺面作为商品展示和木器加工的场所,后院为住宿和存放货物的场地。除自己动手加工木器、联系商务外,尚带有徒弟,活忙时还雇用几个木工匠人,从事着亦工亦商的经营活动。除做风箱、木锅盖外,还加工一些桌椅板凳家具之类。有时遇到大宗订货,便会招聘更多的工匠,组织加工。生意做的红红火火,让老家的人羡慕不已。

  赵老板是个厚道、热情的人,飞云地区的客商把这里当作落脚点,路经平凉时,都会到他的店里一叙,他也会及时把一些商业信息提供给同乡。每逢老乡遇到困难时,他都会义无返顾的去帮助。实际上那里已成为飞云地区木制品流通到西路的联络点。赵老板从商多年,对西路用户的情况较为熟悉,也有许多联络点,堪称东西路客商的“联络处”。平凉北砂石滩赵家店铺又位临“西兰公路”旁,距汽车客、货运输站不远。有时也会组织一批货源,联系那些路过平凉去兰州、银川放空的汽车,顺便带些木制品到更远的地方去销售。他们开始试图把生意作的更大,走的更远,开辟更多的市场。

  可以说在世代封闭的小农经济状态下,无形中限制了农民目光地扩展,造成了狭隘、守旧和缺乏变通的习俗。在那些年代里,这里加工与贩卖风箱、锅盖或其他木制品的商业活动兴起颇具影响,使传统的陈旧观念与市场意识的冲突产生碰撞,千百年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小农意识”开始受到强烈的冲击。许多人不再固守以农业为生,他们开始尝试走出黄土地,到更广阔的地方去寻求新的路。一些能工巧匠、生意人应运而生,走南创北,开辟比农业生产收入更为丰厚的经商活动,他们不怕辛劳,不畏艰险,顽强地探索着发家致富的道路。以今日的眼光审视,我们应该为先辈们的所作所为喝彩,他们在50多年前,就曾经尝试过了我们今天正要走的道路。然而,这一切都 在“三大改造”中所湮没,留下的仅仅只有对往事的记忆。

   三、胶轮马车运输业的兴起

  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初期,这一地区的交通运输相对落后。虽然西(安)兰(州)公路贯穿而过,但是路况很差,路面为两车道石子路,且路边经常堆有砂石。在长武、飞云和泾川各地设有公路维护“道班”,每班大约又20-30人,终日频于奔命,但是公路到处还是坑坑洼洼。好在路面毕竟是由砂石铺成,下雨天尚可通行。那时没有国产汽车,大多是美国产载重5吨的“大道奇”和加拿大产载重3.5吨的“小道奇”汽车。

  公路上行驶的多为军用车辆,商用车多是退役的军车,破烂不堪,坏了修,修了再开。那时的司机堪称全才,都会修车,不会修车的司机就休想跑这条路。那时汽油奇缺,商用车有时买不到汽油,平常车上要带个备用的煤气发生炉,用木炭制作煤气,靠燃气驱动车辆,由于产气量有限,行驶缓慢。这种车最怕上坡,爬坡速度与老牛车上坡并无两样。若遇上陡坡时还会熄火,每当爬坡,司助人员手提三角垫木跟在车后,一但熄火速将三角垫木楔放在汽车后车轮胎下,以免车辆溜坡。不言而喻,可见那时的运输业有多困难。

  

  那个时代运送货物,主要靠牲畜(脚户)、牛车、小推车运送煤炭、粮食、杂货。这些运力只能作短途运输,长途运输十分困难,经常看到来自青海、宁夏前往西安的骆驼运输队。也可看到一些商贩徒步赶着大群的羊、猪、牛和马群顺着官路(古丝绸之路)向咸阳、西安方向缓慢地走去。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口号,如今已成为官员最煽情的经典语言之一,在那个时代何尝不是如此。西兰公路1934年动工,全程700多公里。道路大部分在黄土高原之上,面对沟壑纵横,坡陡弯急,施工十分困难。当年由著名公路工程专家赵祖康先生亲自上路安排指导,克服种种困难在1938年终于完工。成为西北地区连接陕西和甘肃的主要干线,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并且对我国在抗战时期沟通与苏联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飞云地区也得益于“西兰”公路的贯通。这条公路途经本地区长度不过只有20多公里,但是它却打开了尘封千年乡里人的目光,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光环,拉近了与发达地域间的距离。公路上奔跑的各种汽车,不吃草,不吃料,尽然能比马跑的还快!这些情景把乡下人带进了如同神话般的世界。他们开始怀疑原来并不是这里的“梢子面”最好吃、“大戏”最好听、“社火”最好玩,外面“大地方”人活的不知有多僚(好)。从此人们更关注外面的世界、向往着一种新的生活,新的的谋生方式。

  这里与陕西毗邻,距西安200多公里,距兰州却有400多公里,虽隶属甘肃省管辖,去西安的机会远多于兰州。那时人们说去“省里”一般是指西安而不是兰州,一些习俗也更接近陕西,交往也多,许多信息都来自那里。当地流传起这样的话:“上塬的人刨着吃;下塬的人跑着吃”。上塬是指窑店以西,下塬是指窑店以东。也就是说:在这条塬上,甘肃一边的人只靠种地为生,陕西一边的人却更注重经商。由于西兰公路地开通,不久就看到一种运输工具“胶皮轱辘马车”出现在公路上。这种车先是来自陕西,能作为长途运输的工具,弥补汽了车运力的不足。这件新鲜事引起了本地一些“有心人”的兴趣,窑店东门外的王氏家族率先从陕西引进,以后在飞云,高平等地逐渐发展,估计在这一地区最多时达到近百辆,很有气势,成为该地区经济活动的一大亮点。

  当地人把这种车叫做“拉拉车”,与古老的车辆相比,他有许多优点:首先他的车轮为充气轮胎,能承载更多的重量;其次这种车的轴与车轮之间装有轴承,运转轻便省力;另外,有很好的刹车装置,在两个车轮内侧法兰盘上各附有一铁箍,也称作“锅”,两锅之间加有两根硬木制造的“刮木”,中间用粗钢棍螺栓连接并固定在一铁制杠杆上。在杠杆另一端与皮绳连接,通过车辕上固定的滑轮,把皮绳引到车辕前端。下坡时,用力拉紧皮绳,使刮木紧贴铁锅,增加磨擦力达到刹车的目的,根据坡度的大小,还可调整皮绳的松紧度。这种“刹车”非常好用,即使重车下坡也很平稳,只是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这种新型马车已成为公路上长途运输的重要工具。

  制造这种车并不困难,关键的部件是车轴(有空心和实心之分)、轴承、轮箍,(合称其为底脚子)和里外轮胎。据说底脚子大多是用报废小道奇汽车的底盘改制,因此这些部件必须去西安购置。其他木车辕(车棚)、刮木等当地木匠、铁匠都能加工,所以发展起来很快。驱动“拉拉车”的动力是骡子或马,多数使用骡子。骡子个大,负重能力强,食量少力量却比马大,并且耐力强不易生病,无生育能力,好驯服。骡子的寿命一般可到35岁左右,如果饲养管理良好可达50岁,使役盛期可达20年。一套车一般用三个骡子牵动,架辕的的称做“辕骡子”,既驮又拉,是一套车的核心脚色 。梢骡子两个,左侧的称其为“首套”,与辕骡子走一条线上,是引导方向的。右侧的骡子称其为“赶套”,是出蛮力气的,车把式的鞭子通常落在它的身上。上长路骡子的食物以料为主,主要喂豌豆和少量高粱,吃完料后,再用细麦草加麸皮以少量水调搅合均匀称之为“拌草”,最后用拌草把骡子喂饱,再饮些清水,便可维持一天的路程。

  驾驭这种车的车把式尤为重要,不但要会维护车辆,如轴承换黄油、补胎充气、修理套绳,还要懂得饲养牲口、通晓牲口的脾性并懂得调教。飞云刘家洞有两个很有名的车把式,一个人称七童(取其音),一个叫作猪娃,此二人是有车户争相聘请的把式。比方说,如果有辆车陷在泥窝里,别的车把式赶不出来,若换七童上去,他挥动长鞭,先把首套骡子向怀里(向内)一揽,再猛然向外一拨,“叭、叭”两鞭子抽上去,车子就会顺顺当当地走出泥窝子,高人一着。据传有一家买了匹嫩口(年轻)骡子,从未上过套,若拉它上套,逢人不踢既咬,人们称其为“踢骡子”。用户束手无策,后来只好请来猪娃调教,方才得到解决。他先不动声色,观察片刻,让骡子静下来,待骡子不注意时猛扑上去,一把抱住骡子的脖子,另一只手揪住骡子的耳朵用力一拧,踢骡子就老实了。然后带上嚼口,再搭上装有二斗豌豆口袋,翻身

  骑上骡背,牵到刚犁过的松软地里,用鞭子抽着让它行走。起初踢骡子不肯,乱撂蹶子,只几下子便蛮劲大减。再赶着它在松软地里不停地行走,直至大汗淋漓,精疲力竭,显出一幅狼狈相时方才罢手。过后拉去套车,先加在另外两匹梢骡子中间训练上路,经几次训练后,便可老老实实上套了。拉拉车的骡子很驯服,平常都不戴笼头,套车时用长鞭一“叫”,就会乖乖地站到各自的位置上。在平坦道路上几乎不用招呼,首套骡子会引到该走的路线上。

  长途上路,最少也要六辆车同行,为了便于“挂坡”。每遇大坡,摘下一辆车的两个梢骡子挂在另一辆车梢骡子的前面,变成五匹骡子拉一辆车上坡,到坡顶后卸下四匹梢骡子又返回坡底,照前法把另一辆车再拉上坡去。若走远路如新疆、青海、宁夏等地,一般要有10-20辆同行,主要为安全考虑,人多势众,好应对不测。据传说有一次一帮拉拉车去迪化(今之乌鲁木齐),路经“星星峡”遇上一帮“强人”图谋不轨。赶车人见势不妙,各自从车上摘下“杠子”紧握在手与强人对峙。这伙强人见车户人多势众,不好下手,只好放弃行动。所说的“杠子”,是指每个车上备有一个镢把粗细约1.2米长的硬木棒,一头钻有小空,中间穿根皮条绳环,平时挂在车帮上。用途有三,其一,零时停车时用来支撐车辕,减少辕骡子的负压;其二,车轮险入坑凹时用来撬抬车轮;其三,用来防身。

  这种车一般载重1.5-2吨。早期主要从西安装载棉花、日用百货等运到宁夏、青海等地,再从宁夏、青海装载青盐或皮毛之类运往西安。去新疆的次数不多,这是因为道路远,风险大,除非运送官方物资,有人护送且定妥返回货源的情况下,运输户才敢承运。次后主要以运粮为主,这里历有“陇东粮仓”之称,平凉、庆阳两地区过去以产小麦为主,农村人的日常花用大多靠卖点粮食支付。早年在平凉、西峰镇有许多“粮行”从事粮食贸易。他们收购的小麦一般要运到咸阳、西安销售,有些运到咸阳后,再上火车运往其他地方。那时,汽车运力不够,尤其是庆阳地区,早期尚无正式公路,只有简易公路,运输主要靠畜力,拉拉车就排上大用场,经常有那边有客商到这里来请车。因此,到庆阳地区运粮,不用联系,半路上就有商行的人接车(请车),而且全包车户在西峰的吃住。

  那里的小麦多数储存在干燥的窑洞里,不用粮囤,地面铺一层麦草后,直接向里堆放小麦,直到窑口。窑口用的是插板门,一层一层加上去,直到人员进出不便为止。运粮不用麻袋,是散装,那时各车都备有用麻袋缝制的“揽包”,直接铺到车厢里装粮。一“揽包”可装八石小麦(一石重200公斤),那时装车不是过称,都用斗量(一斗重20公斤)。从西峰运八石小麦到咸阳,运费大体为八石小麦在当地的市价,运费用现大洋或小麦支付都可。从西安、咸阳到西峰、平凉的货源较少,返回时多放空车,往返一趟一般需要走8--9天。去新疆、青海、宁夏,一帮车都得有一或二个“打前站”的人,提前出发,在约定好的站口安排住店、购买草料等事宜。去西安、咸阳就大可不必,因为一年四季常走,可谓“轻车熟路”,各帮车都有固定的车马店和熟人,解决草料供应不在话下。

  由于那个时期交通运输业市场的需要,加之得益于西兰公路的方便,这一地区的马拉胶轮车发展很快。窑店镇东门外(东胡同)王、胡两姓几家率先拴了车(买了车),而且也是这一带最大的有车户,最多在30辆左右。窑店镇附近的将军铺、凤翔路口等村也有数拾辆,估计窑店镇总共在50辆上下。窑店的王廷玉(恕大名可能不准)不仅是有车大户,而且在平凉开设了车马店,方便本地来往车辆落脚,也是车主们获取信息的所在。飞云镇拉拉车最多的要数刘家洞,估计有25辆左右。周边的西后院、西官路、毛家庄、西高寺、东高寺、站背后等村也有20辆之多,飞云镇总共也在50辆上下。高平镇好像不多,最多不过5-6辆,还是在临近解放时才有的。

  那一时期是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大好时机,由于他们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些人家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具备了扩大运输业规模的基本条件,已经有人开始谋划购买汽车的设想,企图进一步做大运输业。据说按当时的价格,三套拉拉车(包括骡子)的价值就能买到一辆八成新的小道奇汽车,只是由于地处农村,牵扯到技术、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最终未能实现。尽管如此,那阵窑店、飞云、高平三地胶轮马车数量在泾川县位列前矛,称得上是泾川民营运输业的先锋。

  由于拉拉车运输业的兴起,也带动了本地区其他行业的发展。首先是大牲畜(骡马)饲养业的兴起:胶轮马车数量逐年上升,骡子需要量增大,养骒马(母马)就成为不错的投资。骒马与叫驴(公驴)交配,生下的就是“马骡子”,体大强壮,要比“驴骡子(母驴与公马交配)”更适宜拉拉车使用。周边地区一些农户看准了这一商机,便纷纷饲养起骒马来,一旦怀驹,两三年后将会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那些年月,三镇经常轮流举行“骡马大会”,所谓骡马大会,就是在农闲时请戏班子唱大戏,同时进行骡马及其他牲畜交易,用成交所收的部分“交易税”来支付戏班子的费用。如果交易量大,骡马大会有时能持续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这种交易会影响很大,不仅面对本地区的农户,还吸引来南北二塬、两川及陕西等外地的客商到这里参与交易,景象繁荣。促进了家庭纺织业的发展:本地不产棉花,棉花大都来自陕西。虽然这里农家早有纺纱织布的传统,但是由于交通不便,棉花货源短缺,纺纱织布仅限于个别家庭。自从拉拉车长途运输业出现后,棉花来源得到改观。前文提到运粮的拉拉车从西安返回,一般多为空车,顺便带些棉花,收取极少或不收运费,原价供给亲戚、朋友和街坊邻里,因此成本也少了许多。起初棉花都用大布包装裹,体积很大,到后来变成压缩打捆,50斤一捆,体积很小,运输极为方便,顺便带些实为举手之劳。

  买回的棉花是皮棉,老乡称其为“生棉花”,尚需弹成“熟棉花”才可纺线。古老的弹花方法是用“弹花弓”,速度慢且不卫生,已不适宜应对日益繁忙的加工任务,因此专业机器弹花作坊应运而生。有人从西安买来畜力弹花机,那时候没有电,也没有小型柴油机,只好用畜力。就地挖个坑,下装一大园盘伞齿轮与一头装有传动轴的小伞齿轮相连,传动轴另一端装有大皮带轮,再用皮带连接在弹花机的小皮带轮上。毛驴像拉磨一样转圈,拉着大伞齿轮转动后弹花机就可工作了。那时每个大村庄几乎就有一台弹花机,可见弹花任务之繁忙。那年月,每当农闲时节便是妇女纺纱织布繁忙之际。布匹除供自用外,也可拿去市场出售,添补家用,是一种不错的家庭副业。经常有些客商转村走户收购土布,运到集市销售或贩卖到外地去。

  促进了当地铁器加工业的繁荣:拉车的骡子必须要钉马掌,那时的公路是用卵石铺成,卵石的三分子二埋在土里,外漏部分之间用砂石添充。骡子在上面行走,蹄子角质很容易磨损,不钉马掌举步难行。骡子挂上了马掌,就如人穿上鞋子一样,走起路来十分带劲,夜间行车,可见骡踢与石子碰撞出的火花。冬天若逢冰冻路滑,蹄子前端的掌钉还需换成防滑钉。马掌为U字形,前端厚约5mm、后端约3mm,掌上有5-6个掌孔,用掌钉斜插到角质蹄的外侧,然后将掌钉尖端在蹄侧盘起以固定马掌。

  马掌的质量决定着它的使用寿命,因此制作马掌、掌钉就成为一项很重要的技术活。打制出马掌的形状要适合骡踢,外圆要与骡踢一致。淬火是制作马掌的关键技术,掌握不好,要么马掌发脆容易断裂;要么硬度不够易磨损。因此,只有技艺娴熟的铁匠才能制作出经久耐磨的好马掌来。尽管如此,过段时间马掌也要更换,车把式的工具盒里都有备用的马掌、掌钉及钉掌工具,临时都可以更换。

  起先马掌是从西安买来,不久这里的铁匠也仿效着打造,居然质量也不差,经车户们使用,赢得认可。飞云镇铁匠部的毛师(毛家庄人),成为这一带小有名气的马掌能匠,产品很抢手。因此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拜师学艺,他带了不少徒弟,成为专制马掌的店铺。后来这一带拉拉车骡子使用的马掌,几乎全由本地铁匠打造,三镇的许多铁匠部都参与打制马掌的活计,供应各地车户。

  促进、丰富了商品流通:由于本地区的拉拉车常年走南闯北,本地缺少的商品都可以从外地带来。那个年代,食用盐尚无专卖,这一带百姓的食用盐几乎都来自青海、宁夏。经常有拉拉车从那里运盐去西安,顺便带些回来提供市场,货源充足且价钱便宜。新疆的特产葡萄干、哈密瓜干、栽绒马褥子、栽绒毯子;肃州窝窝(酒泉特产的一种棉鞋);宁夏九道弯羊羔皮袄、老羊皮袄、枸杞子、江米和大米等商品也经常出现在市场上。

  在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前,私人运输业属于商业经营活动,按照政策规定,与土地改革严格区分开来,因此这种私人经济成分一直存在到1952年以后。随着三大改造深入发展,1953年泾川县“胶轮车运输合作社”成立,把全县100多辆“拉拉车”集中到县城,统一管理。由于管理不善,骡子死伤、车辆破损严重,最后“合作社”把仅剩的车辆变卖,换了几辆汽车搞运输。不久,也由于亏损严重走向破产,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时期兴盛的“拉拉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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