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北魏“南石窟寺之碑”的历史尘封

2009年10月13日第41期

　　甘肃陇东是佛教石窟寺比较集中的地区，沿着泾河两岸及陇山和子午岭之间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20多处石窟群体，其中最重要的是庆阳市西南的北石窟寺和泾川县东北的南石窟寺，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陇东石窟的“双明珠”。由于藏宝于西部地区穷乡僻壤，南石窟寺在沉寂一千四百余年后的民国年间，方才犹抱琵琶渐露真容，而北石窟寺的发现则更晚。拂去历史的尘封，两窟千年前的开凿胜景和千年后的曲折再现，在同一块碑刻上得以还原，这就是被学界日渐重视、其书法艺术不让中原的北魏泾州“南石窟寺之碑”。

扫描“南石窟寺之碑”——“西来第一得意之事”

　　1925年春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纳率敦煌考古队来华，在北洋政府的介绍下，北京大学国学门派出陈万里随行。进入甘肃之前，陈万里一行在西安市场上邂逅“南石窟寺之碑”拓片，从这张拓片上他敏锐的洞察到其历史和学术研究价值，并认定南石窟寺在甘肃泾川，决定亲临现场考察这一历史文化遗产。

　　3月22日，陈万里一行留宿泾川。次日一早，他们参观了陈列于县文庙的“南石窟寺之碑”后，又到县署拜访县知事，询问该碑的存放原址王家沟所在。知事派出一名衙役为向导，带领考古队到南石窟寺进行了现场考察。陈万里在《西行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初到南石窟寺的见闻和激动的心情：“石窟寺外之大力士，赫然在望，狂奔就之，果极精美。窟内三面均有巨石立像，余见之，惟有瞠目结舌而已。溥爱伦君则跳跃欢呼，如获巨宝”。

　　进入南石窟寺后，兴奋不已的陈万里注意到窟内北侧台座下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块横卧于地，石块表面雕刻精细，只是一些造像已显得残缺。根据石块的大小及雕刻特征，陈万里断定这是“南石窟寺之碑”的碑头。原来，此碑本来就陈列于南石窟寺内，但为某天主堂瑞典修女所觊觎，阴谋盗往国外未遂，方被时任泾川县知事的廖元佶移入文庙保管。可惜移碑的人缺乏文物常识，将雕有美丽装饰花纹的碑头弃置于洞窟角落多年不顾。陈万里用毡子包裹了碑头塞到席篷车上，安然携往北京大学，收藏于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

　　这位中国第一位科学考查敦煌千佛洞的著名学者，南石窟寺的最早发现者、认定者，北石窟寺的最早提出者在他日后出版的《西行日记》中自豪地说，这项发现乃他“西来第一得意之事”。

激活“南石窟寺之碑”——读取北魏泾州镜像

　　说起“南石窟寺之碑”，就不能不提南石窟寺。南石窟寺位于泾川县城东7.5公里的泾河北岸，现存5个洞窟，均坐北向南，开凿于白垩纪红砂岩上。其中第1窟为北魏开凿，是国内最早以表现七佛为主的七佛窟，它开创了佛窟营造史上一种新的形制。

　　从“南石窟寺之碑”的结衔可以得知，南石窟开创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系时任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修建。奚康生，河南洛阳人，北魏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元老，曾先后出任南青州、华州、泾州、相州刺史，为北魏王朝建立了赫赫战功。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造反，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魏书》载：“康生性骁勇，有武艺”、“为当时所服”，因为他勇冠当世，所以从华州刺史任上临危受命进讨泾州，叛乱很快得以平息。平叛以后，奚康生就留在泾州担任了近三年的刺史。也就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奚康生动员了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如“南石窟寺之碑”碑文所言：“命匠呈奇，竞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在千百名工匠穷年累月的劳动下，终于造就了南、北两座绚丽多彩的佛教艺术殿堂。

　　鉴于南、北石窟寺的地理位置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研究认为，“泾州所开南、北石窟寺，是对北魏两京的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模式的仿效。如果此推测不误，南北石窟寺的开凿一定是受意于北魏当朝，最少也应得到了朝廷的默许。否则区区泾州，安敢与京都相匹亚”。泾州何以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为有北魏晚期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的人物——胡灵太后。

　　胡灵太后，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载：她“位总机要，手握王爵”达十三年之久。奚康生任泾州刺史时，宣武帝健在，胡氏尚为皇帝宠妃、太子生母，但在政坛上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否则不可能在宣武帝去世之初就能很快独揽政权。奚康生在泾州大兴佛事之际，胡灵太后之父胡国珍闲居安定老家，《魏书·胡国珍传》载：胡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斋，自强礼拜”。胡国珍的妹妹是洛阳城内著名的尼姑，常出入禁中，为皇亲贵族等讲经布法。胡氏作为当地敬重佛教的望族，奚康生不可能不与该之发生密切往来，南石窟的开凿当与胡氏不无关系。《魏书》又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他这样做，除了推崇佛教之因素外，还应与刘慧汪暴动利用的是佛教这一史实有关。很显然，北魏统治者是在有意利用所谓的“正统佛教”的威力来消除邪教的影响，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

　　“南石窟寺之碑”是南、北石窟寺唯一仅存的开窟遗物，不仅成为解读两窟乃至整个陇东造像背景及造像内容最主要的实物资料，而且也是研究地方志、职官的重要实物资料，能正《魏书》多处舛误，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解码“南石窟寺之碑”——书法艺术不让中原

　　“南石窟寺之碑”原存南石窟寺，民国初年出土于泾川县王家沟村，后移碑县文庙，现存泾川县王母宫石窟寺文管所。碑通高225厘米，宽105厘米，厚17厘米，题额篆书阳刻“南石窟寺之碑”，笔意在篆隶之间，额上横列楷书云：“石窟寺主僧斌”。碑文楷书23行，行38字，因碑下部有断缺，现每行最多存34字。碑文记载了奚康生创建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阴有出资修建石窟的施主题名，共3列，计56人。

　　金石楷书的识辨一般来说相对容易，但由于“南石窟寺之碑”年代久远，石碑断缺，剥蚀严重以及由隶向楷过渡阶段异体丛生的缘故，使碑文的辨识难度不小。2006年，笔者有幸邀约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洪智先生对“南石窟寺之碑”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先生依据两种原拓图版，结合三种版本的释文进行了比对研究，点校了前人17处疑误，形成“南石窟寺之碑”李版释文，令人信服，现抄录如下：

　　夫玄猷沖囧而繁霞塵其暉。冥淵澄鏡而綺波或其□。□□□□□□（於）俗□。□□□□□□□□。使三有紛離。六塵囂蘙。輪迴幽塗。迷趣靡返者也。是以至覺垂悲。拯彼沈溺。闡三□□□□。□□□（火）宅。乘湛一之維則。騰□於妙境。正夕暉□日之旦。大千矚常樂之□。□風□□。□□□□□□□若不遷之訓。周誨於昏明。萬化無虧之範。永播於幽顯。通塞歸乎（有）（緣）。（行）（藏）（盛）□□□。□□□□□皇帝陛下。聖契潛通。應期纂曆。道氣籠三才之經。至德蓋五常之緯。啟唐□□魏□□□□□□□五教遐融。禮風遠制。慈導開章。真宗顯誥。戒網羈乎有心。政□變乎□□。彼岸□□□□。□□□□於茲將濟矣。自惟鴻源帝鄉。庇鄰雲液。議蹤翼親。論疇懿胕。榮要山河。連基齊晉。遂得□□□□□金於雲階。斑爵五等。垂玉於丹墀。內備幃幄。外委霜絨。專節戎場。闢土之效未申。耀威□□。□□□志靡建。豈謂乾蔭雲敷。皇澤雨灑。沖旨徧加。春華交暎。勢均兩嶽。曜軒三蕃。列土□□。□□□□。□崇海量。介焉罔酬。遂尋案經教。追訪法圖。冥福起於顯誓。鴻報發於涓心。悟尋訓旨。建□□□□□厥涇陽。簡茲名埠。重巒煙蔚。景氣之初交。川流泱瀁。鮮榮之後暢。飛峭合霄。玄崖吐液。□□□□□峙。冥造之形。風水蕭散。嗂韻之勢。命匠呈奇。競工開剖。積節移年I構乃就。圖雙林之遺□。□□□于玄堂。規往聖之鴻質。則巍嶷於□室。群像垂霄囧之朗。眾□表珠光之鮮。暉暉焉若（分）□之□□。岌岌焉如踴出之應法機。又構以房館。建之堂（閣）。藻潔渟津。蔭□殊例。靜宇禪區。眾□□□□□。窮微之僧。近跧通寂之儁。謶塵□裨乎治端。豪績瑍乎不朽。刊銘乎（庭）。遂興頌曰：

　　攸攸冥造。寥寥太虛。動以應有。靜以照無。穹經垂像，厚化亦敷。囂□紛蘙。道隱昏途。道（經）□□。□□四色。俗流競波。愛根爭殖。迴往幽衢。沈淪邪或，聖覺匪運。真圖□（測）。至哉大覺。持暢靈（姿）。□□□□（廓）茲聖維。大千被化。幽境蒙暉。潛神吐曜。應我皇機。聖皇玄感。（協）揚（治）猷。道液垂津。冥（被）□□。□□九區。慧鏡長（幽）。三乘既駕。六（度）（斯）流。湌沐法膏。藻心道津。鴻源流衍。是近是親。均（感）遐舊。□□□□。□躬罔報。建斯嘉因。重阿疊巘。蔚映陽川。邃戶飛窗。翠錯暉妍。雙（玆）運矣。遺儀更鮮。□□□□。□□永證

　　一大魏永平三年。歲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節都督涇州諸軍事。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安武縣開國男奚康生造。

　　细审“南石窟寺之碑”，它有着个性鲜明的艺术魅力。点划用笔“丰厚凝重，方折峻利，充满了生命力和刚毅感，富有雄健的魏碑特点”。结字取势匠心独具，字字透过镌刻者的刀锋流露出书写者高超的笔墨驾驭能力。罗振玉谓此碑“从分隶出，颇似《中岳庙碑》”，其章法布局有着明显的汉碑意味。“南石窟寺之碑”通篇字形大小参差变化跌宕多姿，整体风格和谐完满，李洪智先生认为在“类似层面的楷书碑刻中绝无仅有”。

　　北魏的碑刻书法因罕署书者之名而默默无闻，但南石窟的开凿有权臣名将亲自主持，又不排除皇室尊亲作为幕后推手，有如此高规格的政治人物参与，“南石窟寺之碑”的书写者当是可以放眼中原的一方高手。缘何与奚康生同朝供职的北魏悍将杨大眼的造像碑记《杨大眼造像记》能名满天下，而奚康生的开窟碑记“南石窟寺之碑”鲜有人知？这与泾州地处中原以远、错过了清代碑学中兴时期的学术关怀有关。加之“南石窟寺之碑”出土于民国之后、早期金石专著多未著录，因而至今待字闺中，尚未公开出版发行。但在传播范围极为有限的境况下，学界仍将它与《中岳嵩高灵庙碑》、《张猛龙碑》、《吊比干文》等一同被纳入北魏著名碑刻之列。范寿铭在《北魏南石窟寺碑跋》中评价其“书体雄朴，犹存太和时造像风度”。陆维钊在《书法述要》中说，此碑属于六朝书法中“近于《石门铭》而用笔方圆皆能”一派的“整齐”者，“与其学《爨宝子》，尚不如学《南石窟寺》”。李洪智先生研究认为：“书、刻者高超的技艺造就了‘南石窟寺之碑’在书法艺术上独树一帜的风格，这独特的风格有直接决定了他非凡的价值，远非同时代的许多‘穷乡儿女’造像所能企及”。信众言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