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的根脉在泾州

一座楼，因一篇文章而千古；一篇文章，因一种精神而不朽。人们常说，《岳阳楼记》属于岳阳，属于洞庭湖，属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浩荡襟怀。可是，若把目光从江南烟波移向西北黄土，移向泾河之畔的泾州，便会发现：岳阳楼的精神源头，并不只在岳阳，也在泾州。

泾州，即今甘肃泾川。这里自古是关中西北门户，也是宋夏边境上的重镇。北宋康定元年，西夏元昊称帝，西北烽烟骤起。范仲淹受命主持陕西军务，滕子京被调往前线，出任泾州知州。范仲淹在庆州，滕子京在泾州，两地相望，互为犄角。一个守边御敌，一个安民稳后；一个以军略筹谋，一个以民政支撑。他们之间的默契，不只是同榜进士的“同年”之谊，更是同担国难的生死之交。

泾州并非只是军事地图上的一个点，它也是西北人文积淀深厚之地。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下《安定城楼》，其中“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的名句，写的是泾州安定城楼，也写出了西北边地苍茫而开阔的气象。诗中有忧，有远望，有士人不甘沉沦的家国之思。这样的精神气质，与后来范仲淹、滕子京在西北边地的作为，其实一脉相通。泾川的土地，既能承载李商隐的孤高与忧愤，也能孕育范、滕二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滕子京在泾州任职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两年多，却正是西北局势最为危急的时期。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诸战之后，宋军损失惨重，边地人心浮动。泾州作为前线后方，既要承担军需供应，又要安置流民、稳定秩序。滕子京在军务繁剧之中，仍“勤民事，建学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兴办学校看似不急，实则最有远见。战争终会过去，而教育关系一方长远；城池可以暂守，而人心需要长久安顿。

定川寨之战后，西夏军乘胜南下，泾州震动。滕子京没有慌乱退避，而是召集民众守城，安抚百姓，稳定后方。范仲淹闻讯率军驰援，西夏军见宋军有备，方才退去。这一场危机，最能看出滕子京的担当：他不是只在太平年月谈论仁政的官员，而是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敢于负责的边臣。

后来，滕子京调任庆州。庆州大旱，百姓饥困，他动用官库银两赈灾，又截留部分上供物资救济灾民。为免牵连下属，他焚毁账簿，因而被弹劾“枉费公钱”。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其处置方式，都不可否认，他的出发点仍是救民于水火。也正因如此，他一再被贬，最终远谪岳州。

岳州三年，滕子京没有因贬谪而消沉。他重修岳阳楼，改建学宫，修筑偃虹堤，创修万年桥，编辑《岳阳楼诗集》，使岳州很快“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楼成之后，他请范仲淹作记。范仲淹身在邓州，提笔写下《岳阳楼记》。那篇文字表面上写岳阳楼、洞庭湖，实际上写的是两个被贬之人的胸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豪言。它来自泰州海堤边的共同劳作，来自西北边地的烽火与粮草，来自泾州城下的守土之责，来自庆州旱灾中的救民之心，也来自岳州重修楼阁时仍未熄灭的为民之志。滕子京在泾州安民兴学，是忧民；范仲淹在庆州御边守土，也是忧民。一个在后方稳住百姓，一个在前线守住国家，他们的忧乐，从来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天下苍生。

因此，《岳阳楼记》的根脉在泾州。泾川的人文历史，为它提供了深厚的土壤；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家国情怀，为它注入了真实的力量。没有泾州那段边地岁月，范、滕二人的精神也许不会如此沉实；没有滕子京在西北的担当，他在岳州的“百废俱兴”也会少一分来处；没有二人共同经历的忧患，《岳阳楼记》中的忧乐观，也不会那样震撼人心。

今天读《岳阳楼记》，不应只把它看作一篇楼阁记文。它是一条从西北黄土高原流向洞庭烟波的精神长河。泾州的风沙、安定城楼的远望、边地学校的书声、灾民眼中的希望、贬臣心中的天下，都在这条长河里汇聚。岳阳楼因《岳阳楼记》而名满天下，而《岳阳楼记》的精神根脉，早已深深扎在泾州这片土地上。

作者张志龙，笔名、网名西岐布衣，陕西岐山人，高级工程师，国家质量安全专家库成员，全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系统先进个人，炎黄子孙文献社高级记者；长期在甘肃省庆阳市建设行业工作，从事过设计、施工、工程质量安全造价监督管理等工作；组织创建了庆阳“红色南梁革命纪念园”工程“鲁班奖”。独立文化研究学者，多年来依托历史厚重的黄土高原，致力传统文化研究和人文精神弘扬，有较浓郁的历史文化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