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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年10月05日 来源:作者原创 进入论坛 点击数:  我要评论 【收藏

(一)

  西场里除了几家店铺外,还有两家药铺,一家是杨家药铺,一家是樊家药铺,两家斜对门,各有各的买主。杨家药铺里的坐堂先生与我同姓,外地人,由于种牛痘而出名,人们都称他花匠刘师。刘医生擅长儿科,特别是四、五岁以下的儿童,他只需把小孩手上食指下面的一条很短的血管一看,便知孩子的病症,开些中药一吃便好。当时天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一旦得上,十有八九要死于非命,种牛痘预防天花,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根。孩子出生百日后,父母就主动找医生为婴儿种牛痘。当时没有牛痘疫苗,刘医生不知从哪里搞来得了天花的牛身上的脓泡破后结的痂。每当他种牛痘的时候,在小孩的胳膊上用一把三角刀划三道小口子,然后把那黑乎乎的血痂在划破的伤口上擦几下就完事了,一般要种三个。三两日后小孩胳膊上的伤口红肿化脓,肿得像桃子似的疼痛难忍。种上牛痘的孩子,头上还要戴一顶红布做的类似披风的帽子。有的在胳膊上系一条红色的带子,避免别人撞着。这种方法看来十分落后,但那时确实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后来天主堂的洋医生带来了疫苗,种痘时经过严格消毒,划破皮肤后在一根很细的玻璃管中吹一滴白水水就行了。这种牛痘种上以后,三两日有轻微的红肿,稍有痛痒之感,几天就过去了,比起刘医生种的要好的多。从此以后,刘师花匠的生意一下子变得萧条起来,有些乡下人请他,他再也不用老办法,而在洋人那里拿了疫苗,按洋人的法子去操作,于是他的生意又红了起来。由于他对儿科病有特殊疗法,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以前,他一直在杨家药铺坐堂,到死没有换过地方。樊家药铺掌柜叫樊述孔,家住在巷子街,离我家不远,这家药铺除正常卖药外,还是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聚点。解放后泾川第一任县长孙存弘就在樊家药铺里当医生,樊先生是由孙存弘发展的地下党员,解放后他们都是革命功臣。孙县长后来到甘肃省中医院当院长,近几年去世。

  泾川最大、最有影响的药铺是完颜家药铺,铺子在中街衙门口对面,店掌柜是完颜先生,名子我已记不清了。他的儿子、孙女和我是同学,我比他们高几班。完颜先生既是店老板又是坐堂医生,医术高明,所以生意火爆,每天人流如潮。完先生店铺里的一名小伙计,大概是他的本家,从小在药铺里做炮制药物、管理和抓药的工作。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解放后县医院就是以完家药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被录用到县医院中医部当药剂师。现在是否退休不清楚。除了中医、西医在解放前三四年间有所发展。自从洋人姚大舟的诊所开业以后不久,有一个退役的军医开了诊所,人们都叫他赵医官,不几年赵医官的诊所倒闭了。解放后赵医官可能被判了刑,他的老婆高大个子,背上有一个大包,生活相当困难,靠卖油茶维持生活,几个孩子当时衣衫破烂,常跟着妈妈在街上叫卖。以后刘长林(现年近80岁)开了同仁药房,张济生开了什么药房记不清了。张济生年龄大,开的早,解放后到县医院工作直到退休。刘长林因历史问题还是什么被下放到农村,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回城,重操旧业,同仁堂的牌子又挂起来了。

(二)

  我家铺子隔壁是银匠谢师的银货铺,小小的一间铺面,柜台后面一张制作粗糙的方桌是谢师的工作台,后面的货架上全是制作银货的工具,柜台上两个玻璃匣子放着银货。有女人用品手镯、戒指、耳环等首饰。有小孩用的手镯、项圈、长命锁。男人用的牙签、耳挖、胡子梳等。这些都是他亲手做的,他的压花、锻打、錾凿、刻花各种工艺样样精致,特别是小孩手镯上的小斗、簸箕、槟榔锤、女人的耳环、凤钗,男人耳挖、牙签的制作非常精良考究。我小时候戴的长命锁就是他制作的,锁牌上的麒麟送子形象生动,刻工精巧,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由于他的银货做的好,所以生意也很好。

  现在想来,过去人们对佩戴首饰是很讲究的,一般家庭妇女至少有一对银镯子、戒指、发钗之类。大概和现在年轻人结婚要三金(戒指、项链、耳环)一样。那时候戴金货的人很少,有人要带一个“金镯子”,人们将会刮目相看,便会认为这人不是达官,便是阔少。因为金子的价格太贵,一般人是用不起的。做首饰的人大部分是拿几个银元交给谢师,把自己要做的首饰式样告诉他,过几天交钱取货,取货的时候把首饰用戥子一称,与货主交来的银元重量相等,货主按说好的加工费付清钱就算完事。这种交易看起来很公平,但实际上谢师谋取了暴利,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那时候我经常到他的店铺里去玩,谢师加工银货的所有过程我都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有一次他在后院的小房子里熔化银元,只见谢师坐在小凳上烧风匣,地上放一个长方形的小铁炉子,里面火焰熊熊,炉火中放一个长条形的槽形坩埚,里面放了10个银元,不一会儿银元变成了红色,再变的像红色玻璃晶莹透亮,最后变成红色透明的液体。谢师用两只铁钳夹起坩埚摇了几摇,液体中泛上一点黑色的杂质。谢师用一个片状的铁器把杂质挑了出来,再把坩埚放回火中,然后取了五枚铜板放入液体银中。这时谢师烧风匣的速度加快了许多,不一会铜板熔化在银液中,谢师又把坩埚摇了几下,这次挑出的杂质比较多,清除杂质后把液态银倒入一个条形的模具中。银液由红变暗,最后变成银灰色。冷却后从模具中取出,一个宽约1寸,长约5寸,厚约3分的银板做成了,其成色与纯银无异。我当时问谢师:“爷爷,这里面放大板(铜板)干啥?”谢师说:“不放大板,银子太软不能做首饰”。稍停他又说:“出去不要乱说,说了我打你的嘴。”他严厉的警告使我铭记在心,这个秘密一直藏在心里。

  谢师把银锭用錾子錾为两节,一节用锤在铁砧上锻成薄片,把另一节锻成一个指头粗的长棒,第二天在院子里摆开了一些不常见的工具。一根碗口粗的木桩约一米来高,上面装上了虎头钳,在两米开外的地方支起了一个木架,木架上装有一个齿轮状的辘轳,虎头钳上夹着一块上面有粗细不同小孔的钢板。钢板长方形,约20×10厘米,厚约1厘米,锻好的银锭一头被锻成尖锥状,插入钢板上最大的孔中,然后从辘轳上拉过一根钢丝绳,绳头上有一个类似虎钳的夹头,钳住银锭伸出钢板小孔的一头,然后手搬辘轳上的木棒,转动辘轳,钢丝绳一点一点地绕在辘轳上,从钢板小孔中拉出银丝来,粗细相当于现在的六号铁丝,这种丝可以做手镯、项圈。若要细的可把这种丝的一头锻成细丝,插入更细的孔中,可以拉成细丝,最后经过多次抽拉,可以拉出细线一样的丝来,这种细丝用来做首饰的链条。片状的物件都是靠锻打做成的,浮雕式的图案都有固定的模具,可以冲压成形,细微的花纹都是靠手工錾凿出来的。器物成形后还要锉磨,凡是要锉的东西都是在工作台上进行,下面有一个铁皮做的四方盘子,五寸见方,锉刀锉下来的粉末都掉在铁盘内,积攒一段时间,匠人使用一盏捻子很粗的清油灯,点燃后嘴里含一根五寸长的竹管子,把灯上的火焰吹向铁盘底部,盘子里的银粉末就熔化结成小小的颗粒,下次炼银时放入坩埚中再炼。银匠在做活的时候,一丝一毫的材料都不会白白损失的。银匠铺还有几家,都是一样的做法。解放后,人们都穿一色的蓝衣服,而视涂脂抹粉、佩戴首饰,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因此谢师和其他银匠都失了业,回老家种地去了。谢师银匠回家后,一年的粮食不够半年吃,生活不下去就到城里捡破烂。后来,他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城里人做了儿子。谢师到城里经常借这种关系到人家家里投宿吃饭。谢师年纪已老,弓背弯腰,满脸皱纹,衣衫褴褛,脸色青灰,精神萎靡不振,显然生活担子太重,使他衰老的那么快。后来听说他神经失常,整天在垃圾堆里转悠。有人说这是报应,说他过去给银子中掺铜太多亏了人,挨饿受冻是罪有应得。

(三)

  银匠铺的隔壁是徐师染坊,这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染坊内外两间,一进门靠墙是一排染缸,大小一样约五六口,缸底下有火道,缸外用泥包裹着,外面粉以白灰。由于长年被染料浸染,使这些白灰变成了油黑色。靠缸的墙壁上固定着一根横木,染房中整天雾气腾腾。店里的伙计和掌柜,四季都系着油布围裙。当时染坊里所染的布都是从陕西运过来的土布,每匹十丈左右,都是白色的,染房里染布只能染蓝色。当时用的原料是叫作兰叶的植物染料,后来有了从外国进口的靛蓝,方形铁皮桶装的,每桶约一公斤,这种颜料使用方便,染色效果也好,所以到民国末年使用植物染料的已经没有了。但操作方法仍然没有什么改进。&

  货主把布料送来以后,染房老板先量尺码,然后检验布料两头的戳记(戳记是由货主在布两头的布角上盖上自己的印章),验过后把布角折叠成一个小圆蛋,用线绳扎好,把印记包在里面,防止染色时染了有印记的布角,然后放入热水缸内,浸泡一阵,再把布的一头拉出来,淘洗几次,挂在横木上,穿一根绞棒,拧干,再放入第二个缸内,如法炮制,到最后一个缸,布已染成蓝色,再由最后一个缸依次转到第一个缸,漂洗过程全部完成。染一匹布,要在五六个缸内过一次,每次都要用绞棒拧干。所以染房内的伙计个个练的手腕工夫深厚,这就是前面故事里说的,给人上绞刑要用染房伙计执刑的原因。布出缸以后,挂在院中晒干,收布时用一根专用的木棒把布卷在上面,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碾布。

  布碾子是用一个高约50公分,厚约30公分的大石料做成的元宝形的工具,重约200多斤,碾子下面埋一块1.5米长的大石板,墙上固定一根木棒做扶手,碾布时伙计把布卷压在碾子下,然后用手抓住扶手上到碾子上,两脚踩在碾子的两角上,用力向两面蹬,布卷在下面随着脚力滚动起来,碾子在上面左右运动,像杂技团表演的滚板。有一次我看伙计碾布非常轻松好玩,我便让他们把我扶上去试了一下,那碾子像粘在地上纹丝不动,我才知道碾布也需要冰冻三尺的功夫。碾完以后布上的皱折消失得一干二净,变的平平展展,伙计把布按原样折叠好,写上标签放在货架上等货主来取。货主取货时只需验一下两头的印记就行了。我家铺子里的布匹全是在徐家染坊加工的。一方面离的近是老主顾,另一方面染色质量也好。当时,我们家的染坊是我二爷经营的,可能因为自己弟兄们之间经济来往不好处理的原故,所以从未见在那里染过布。当时染布的颜色虽属蓝色,但有深浅之分,浅的称单蓝,深的称双蓝,价钱也是不同的。这正像现在的平凉醋有单醋、双醋之分;酱油有单酱、双酱;崆峒酒有特曲和双特之别一样。看来以单双区别质量好坏的名称自古有之,并不是平凉人发明的。

  当时染黑布都是在个人家庭进行的,用一种名叫木烈烈(学名不详)的植物和布料放在锅里煮几次,布就会由白变黄,变综色再变成黑色。染绿色是用槐树花苞(槐米)这种染料,现在还在用,以后发明了煮青、煮红、煮蓝等等,各种颜色都有卖的,大大方便了群众。

(四)

  贾师是泾川城里最老的铁匠,他在我家门口龙王殿台基底下摆摊子,那时候他已有五十六七岁的年纪,头上留着清朝人留过的辫子,只是辫子已经剪掉了,剩下的像现代妇女的长发,约三寸多长,前额剃的光光的,留着八字胡须。他春、秋、冬三季都穿着套裤,就是到了夏天也要穿上一件缝补的厚厚的夹套裤,由于长年打铁,套裤上留下很多被铁屑烧的小孔和黑疤。每天早饭后,他挑着担子来到这里,城里人大部分都在他跟前打制工具,菜刀、镢头、镰刀、门环、水担钩子、锅铲、斧头等都是他的拿手活。另外,他给用旧了的工具上加些钢,叫铺钢,铺钢以后把旧工具经过淬火处理后和新的一样。贾师的信誉好,人缘关系也好,所以他的活很多,总是整天拉着风箱,抡着锤子,很少有休息的时间。贾师抽大烟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的,有一天下午快收摊的时候,贾师还在打铁镢,跟前的人走光了,我正在龙王殿附近玩耍,这时贾师把刚打过的铁镢放进炉火中盖上火盖,烧了几下风箱,然后把一根通火用的铁条塞进炉火中烧了一会,边烧边从大腿上棉套裤的破布缝里取出一个指甲盖大的纸包,又从风箱的抽屉里取出一片锡铂纸和一根二寸多长的小竹筒,他很熟练的把锡铂纸打一个折,把小纸包内一块黑色的东西放在锡纸上,另一只手把竹筒放在口中,从火炉中抽出烧红的通条往锡纸背面一挨,锡纸上冒出一股青烟,贾师把竹筒一头挨近青烟一头用嘴吸,青烟一丝不露地钻进竹筒,送进贾师的喉咙,不到三五秒钟,贾师一口气抽完了这个烟泡。接着深深地吸一口气,闭上眼睛端坐片刻,很迅速地把锡纸和竹筒放进抽屉,端起茶壶品上几口,又静坐片刻,这才慢条斯理地拉起风箱继续干起活来。贾师人们叫他铁青脸,因为他长年打铁烟熏火烤,脸色铁青是正常的,这次见他抽大烟,可能这脸色铁青与抽大烟有一定关系。

  泾川城里还有几家铁匠铺,本地人除贾师外还有一家,其他两家都是河南人,牛师是最大的一家,还有几家小炉匠,主要是修补小件铁制农具工具或配钥匙等,以康师、刘师、吕师三家为主。康师最多的活是接铧尖,解放后到机械厂当了翻砂车间主任。刘师年纪最大,快解放时已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走路,还摆摊子,不知什么时候寿终正寝。吕师解放后去世,小儿子继承父业,现今仍做小炉匠生意。西场外边,礼门公所隔壁是曹师掌匠,他也支着铁匠炉子,专打马掌,修整马、驴、骡的蹄子,不管多么性烈的牲口,在他的手中都被制服的温顺老实。对于特别性烈的牲口,曹师用一根二尺多长的木棒子,一端有孔,穿着一根五寸多长的绳圈,把牲口的嘴唇套在绳圈内拧上几圈,牲口的嘴唇被绳圈勒成一个圆球,牲口痛疼难忍,只好仰着头不敢乱动,任曹师摆布。这种工具叫“烈鼻”,小时候我们把上这种刑罚叫着“吃烟锅”,因牲口使上烈鼻,像人抽旱烟时嘴里含了旱烟锅一样。牲口老实了,曹师便从其前胸部位,弯下腰去抓住牲口小腿往上一抬,把牲口蹄子放在一只三条腿的木凳上,或铲或削或钉掌,由于他业务熟练,很轻松地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可修完一只蹄子。当时汽车很少,运输主要靠牲口,所以曹师的生意特别红火。

  我认识的匠人还有修房子的泥水匠,做木工的木匠,做饭的大师和剃头匠等,这些人的手艺和现在没有多大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再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前后,泾川县城背街南口一家姓章的,不知过去他的家境如何,可能是有钱人家。当时正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开始萌芽。那时候的泾川小城,还处在一种极其封闭的半原始状态,大部分人们还沿袭着清朝的陈规陋习,过着小农经济的生活。而章家人已经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们在外地购买了好几台纺织机械,办起了棉纺厂,不知办了多久就倒闭了。我在那里玩耍时,见到的已经是乱堆在院子里的一堆废铁,大小齿轮机器座子,纺织的线管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机器零件。机器堆里夹杂着棉花和线头,上面布满了蜘蛛网,一派败落景象。虽然这家工厂倒闭了,但它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启示,社会在进步,大机器必然要代替手纺车。这是我当时见到的最大、最多的机器。那时候最常见的只有弹花机、压面机和一两台织袜机及缝纫机。这些机器直到解放后还在使用。

(五)

  解放前夕,在泾川小县城的“街楦子”中,还有一位非常引人注目、自己也以皇室贵胄自居的完颜德德。老人们讲他的祖先是金代皇室的完颜兀术,人们叫他德德娃。那时候,我应该叫他德德爷才对,因为他跟我爷爷的年龄差不多,约60岁了。他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是因为他的衣着打扮太与众不同了。冬天头上戴一顶狐狸皮包裹的大红毡帽,脖子上围着很长的狐狸尾巴,上身穿一件深红色的毛料大袍子,腰里系着长腰带,袍子的前后襟提到了半腿上,宽大的深红裤子,裤脚装在棕色贴花的皮筒靴里,靴子的鞋头像钩子一样向上翘起。穿着这身颜色陈旧、又破又烂的衣服,显得特别臃肿,却又十分威武。加上他脖子上挂的珊瑚珠,腰间佩带的镶嵌宝石的短刀和手里拿的那只又粗又长的白铜烟袋锅,确实不失王公贵胄的风范。春秋季节,他除了把狐皮帽换成瓜笠帽外,再没有较大的变化。夏天天热时,他脱下大袍子,换上了发黄的白色绸大褂。特别炎热时,绸大褂又换成了竹节汗衫,说起这件汗衫,确实是一件稀世珍宝。过去人们说的珍珠汗衫,是用米粒大的珍珠编串成的,只有皇帝、皇后才有资格穿。而这件用约2毫米粗、五六毫米长的小竹管编串的衣服,恐怕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由于年代久远,加上人的汗水浸润,那些小竹管变得发红发亮,真有些珠光宝气,所以我把它叫做“真竹”汗衫。这种衣服是我平生唯一见过的一件。由于完颜德德长年穿长袖衣服,他的脸色棕红,身上的皮肤很白净,赤身穿上这件用小竹管编的、能透出肌肤的又宽又大的汗衫,红中透白,分外耀眼。

  完颜德德的相貌堂堂,圆形脸庞,浓眉大眼,络腮胡子不太浓密,矮胖身材,走起路来不紧不慢,四平八稳。平时他胳膊上总是挎着一个竹笼筐,上面有花花绿绿的丝绸布袋,里面装着碎小古玩,他靠卖这些东西维持生计。笼绊上挂一个小木板凳,需要休息或摆摊时,取下板凳就地落坐。此人脾气古怪,不善与人交往,在街上和他打招呼的人也不多,不是知心朋友便不聊天说话。他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南门外、衙门口和隍庙一带。

  大概到了50年代,泾川街道上缺了一个“大壑壑”,这位具有皇室血统、又一直保持女真族特色的人物离开了人世,后来有人说他是1960年饿死的,真是天不睁眼。随着时光的流逝,完颜德德的形象在泾川人的心目中淡化了,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以1960年70岁计算,他应生于1890年,即清光绪十六年前后。令人费解的是在“元灭金,绝宋世”以后的600多年中,女真族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而在远离女真人故乡的泾川,这个完颜氏家族却顽强地保存下来。完颜德德不因世事变化而改变族别,不因朝代更替而改变服饰,他是一位真正的女真人后嗣。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同化了的女真族人。因此,我把他称为“女真族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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