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保护“左公柳”的历史档案

　　据载,当年左宗棠西征中号召广大军民在修筑驿道的同时，广种树木，其所植榆柳，数量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会宁境内种活21，000余株，安定（今定西县）境内16, 000余株，金县（今榆中县）境内4400余株，皋兰境内4500余株。从泾州（今泾川县）到会宁600里内共264，000余株，环县境内18，000余株，安化（今庆阳县）及镇原境内12，000余株，狄道（今临挑县）境内13，300余株，大通（今属青海省）境内45，000余株，平番（今永登县）境内78， 000余株（见左宗棠《防营承修各工程饬部备案折》）。乌鞘岭以西的河西走廊虽无具体数字，但沿途种树决不逊于河东地区。在安西清除屯围墙的沙漠，“引疏勒河环之，既深且阔，沿河种柳,以护堤岸”，就足以证明。   

　　1935年，甘肃省政府对“左公柳”进行统计，当时平凉境内尚有7978株，隆德5203株，静宁1386株，固原4351株，山丹1220株，永昌1311株，临泽235株,古浪1015株。这些“左公柳”，“均经编列号数，各悬木牌，高钉树身，以为标志”。

　　1998年8月出版的《甘肃森林》记载,本省境内尚有“左公柳”202株，其中平凉柳湖公园内187株，兰州滨河东路13株，酒泉泉湖公园内仅有2株。

　　将上面的这三组统计数字若略作比较，就不能不令人惊心。“左公柳”锐减之速，何其之甚！究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还是人为的砍伐。尽管当时的政府制定了相关办法加以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效果，但最终却未能扼制住“左公柳”频遭砍伐的势头。那昔日“密如木城，行列整齐”的景观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引人深思。

　　早在清代末期，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官员，就曾在古道两旁张榜告喻：“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保护“左公柳”的官方文字。但可惜的是，砍伐“左公柳”的情况随后就接连发生。1909年，新疆巡抚袁大化路过永登，见到境内大量“左公柳”被人砍伐,“有未伐者,枝亦被人砍去。”

　　1920年，据《甘宁青史略》记载：甘肃“地大震，东西路桥遂多毁坏，县知事伐官树以补之。以公办公，尚无不可。惟此端一开，绅民效尤,已伐去十分之三。”省政府对此耳有所闻，遂通令泾川、固原、平凉、隆德、静宁、会宁,定西,通渭、榆中、皋兰、永登、古浪、武威、永昌、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玉门、安西等县，要求将官树编列号数，“责成各地方头目认真保护。”

　　1927年，为支应当地驻军、兵站的燃料需要，各县旧驿道两旁大量“左公柳”被“旦旦而伐之，以至于今所存者仅十分之三”（见《甘宁青史略》）。　　

　　1928年，刘郁芬派兵进驻临夏，在西固设立兵站，向当地群众征派大量烧柴，西固川的树木被砍伐一空，其中不乏有“左公柳”残遭厄运。与此同时，榆中、永登、皋兰境内的“左公柳”也被当地驻军大量砍伐。

　　针对上述情况，1932年11月26日，甘肃省建设厅呈准省政府颁布《甘肃旧驿道两旁左公柳保护办法》。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凡甘肃旧驿道两旁所有之左公柳，均依本办法保护之。

　　第二条、各县所有左公柳应由各该县政府依照自治区分段，现择成各区长点数，具结负责保护。区长更调时，应特列专册移交，并由新任区长加结备案；县长更调时，亦应专案交收，呈报建设厅备查。

　　第三条、各县长、区长无论因何理由，不得砍伐或损坏，如有上项情事，一经查觉，县长记过，区长撤惩。

　　第四条、人民有偷伐或损坏情事，除依法罚办外，并责成补栽，每损坏一株，应补栽行道树百株，并责令保护成活。

　　第五条、本办法由建设厅呈准省政府会布施行。

　　这一《保护办法》虽显粗糙，但它用行政立法的形式对“左公柳”加以保护，足见其良苦用心。   

　　1935年，甘肃省政府再次颁发了《保护左公柳办法），内容如下：  

　　一、本省境内现有左公柳，沿途各县政府应自县之东方起，依次逐株挂牌、编号（单号在北双号在南），并将总数呈报省政府及民建两厅备查。
　　二、沿途各县对于境内左公柳，应分段责成附近乡、保、甲长负责保护，并由县随时派员视查。
　　三、现有左公柳如有枯死者，仍须保留，不得伐用其木材。
　　四、已被砍伐者，须由所在地县政府于其空缺之处，量定相当距离补栽齐全，并责令附近保、甲长监督当地住户，负责灌溉保护。
　　五、左公柳两旁地上土石、草皮、树根、草根，均禁止采掘，并不得在树旁有引火及拴牧牲畜行为。
　　六、凡砍伐或剥削树皮者，处二十元以上百元以下罚金，或一月以上五月以下工役。
　　七、如该县长保护不力，应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这一《保护办法》相比1932年的《保护办法》，其内容和措施更加完善，不但规定了各县区、保、甲保护“左公柳”的具体方法和责任，便于操作，而且明确规定了砍伐、破坏“左公柳”应受的严格处罚，并要求各县“随时派员视查”。随后，各县对其境内现有“左公柳”进行了全面清查、编号，并将统计数宇上报省政府。

　　然而，《保护办法》并未得到各地官吏的有效贯彻和执行，“左公柳”遭砍事件仍在屡屡发生。1939年，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巡视陇东，途中“见官道两旁之左公柳被人砍伐甚多，并有剥去树皮者，树虽婆娑，生意尽矣。”而且多为“斤斧新痕，显系最近砍伐。”据此，限令各县在一月内将该县境内道旁树木不分大小一律点数、编号，报省建设厅，并要求各县“责成当地头人,居民切实培护。如有枯萎，须将树木号数具报县府。县府据报后，随即派人查验。如系因被人剥皮或砍伐而枯萎致死者，应将该地人居民从重处罚，并务将毁坏之人查出重办。“责成建设厅随时派员考查，嗣后道旁树木不分大小、种类，如再发现砍伐或剥皮痕迹，即将该管县长呈请从严处分。”重申对“左公柳”严加保护。

　　1940年10月,宁定（今广河）县民众密报省主席，称当地保长私自倒卖“左公柳”：

　　“今年，县政府颁谕，令当地保长估价出卖。等情。不料宁定政治尚未入轨道，藉公营私、不顾公德之保长，将以三等价估卖，大者六元，次者五元，小者四元，还以公树送人情者亦有之。如此胆敢瞒上营私，百分之一估价公树，目无法纪，而文公百余年功绩，国家不得沾益，诚可痛哉。”

　　为此，1941年2月28日，甘肃省政府发布训令，指出“该县左公柳，既关古迹风景，又能调和气候，亟应保存。据呈前情，合行令仰该县长，迅即查办具复，并转饬所属，一体保护。”同年4月29日，国民党甘肃省执委会主任委员朱绍良致函甘肃省政府：“近据报告，竟有一般军民对于西兰公路附近之左公柳及兴隆、崆峒各山之林木，不知爱护，任意采伐。”要求省政府“饬属对于本省之左公柳及各山林木加意保护”。随后，省政府通令泾川、平凉、固原、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榆中、皋兰、永登、古浪、武威、永昌、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玉门、安西等21县，“仰遵照切实保护，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诚然，这些训令、通令，对于保护“左公柳”客观上无疑会起到一定作用。

　　1946年，隆德县有人报称，该县建设科长陈树德等人以估价处理公路两旁“左公柳”枯树为名，盗卖“左公柳”，使大量“左公柳”被砍伐。省政府接报后，当即令隆德县政府认真查办。经查隆德县建设科科长陈树德、苗圃主任安涛、神林乡乡长薛昌荣、沙塘乡乡长薛达等人在奉令处理已枯“左公柳”时，趁机盗卖了400余株。隆德县政府对当事人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并对境内现存“左公柳”重新进行了清查、编号。经清查，隆德境内尚存“左公柳”3610株， 本着“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之训，隆德县议会还专门拟具了《违法变卖左公柳处理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

　　“此次清查现存之左公柳，应由县政府负责重新编号，列册登记。除县府存案列交外，登记册抄发所在地之乡镇公所，负责切实一保护。非呈奉省府核准，任何人不得砍伐，并将此次所伐缺空，趁兹植树时期，补植新苗，保护成活，以重先贤遗爱，而免再有同样情事发生。

　　纵观民国时期，为了保护“左公柳”，使其免遭砍伐，地方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较好的办法，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部分有识之士也为之呼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对砍伐“左公柳”的行为起到了某种抑制作用，但从根本上看，由于当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环保意识薄弱，纵然有好的办法和措施也只能流于形式，难如其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