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民国元年的“宣统四年”地契

　　这是一份签定于宣统四年四月初六的购买土地合同，钤有“泾川县知事印”章，贴有民国印花税票。

　　泾川，清代为泾州直隶州，领灵台、崇信二县，民国初年废州置县，县知事为一县行政长官，后改称县长。

　　民国以阳历纪元，宣统四年四月初六，即是民国元年5月22日。当时民国肇造已近半年时间，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造就了这张宣统四年四月的地契，还是这帮泾川人生活在“世外桃源”，只知“萧瑟秋风今又是”，而不知“换了人间”？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了新的“探索”之旅——

　　辛亥后的革命形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革命的熊熊烈火席卷了全国各地。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

　　在西北，与甘肃连境的陕西，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克复西安后，西北的革命形势很快高涨起来。陇原各地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起义也此起彼伏。1911年11月，曾是泾州领辖地的灵台县，佃农蔡普明发展陕甘边县会党60余人，在胡家店起义，捣毁盐局，驱散缉私队。而在与泾州毗邻的宁县，农民彭四海、汪兆黎又在早胜塬燃起辛亥烽火，率众进入宁县城主持政务，以后又攻破合水县城，围攻庆阳府城，南走陕西长武。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纪元，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

　　在这个发生社会大变革的年代，生活在泾川大地上的普通百姓，即使身处穷乡僻壤，也不可能不知泾川周边、举国上下发生的这些大事，纵使一人不知也不可能众人不知。这份契约中的当事人有五人之多，决不可能全然不知这“人间世事”。难道这是一伙铁了心追随大清帝国的遗老遗少?我感觉这其中也许另有蹊跷。

　　经过查看民国甘肃史料，我终于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

　　换汤不换药的革命

　　西安光复后，以陕甘总督长庚为代表的甘肃封建顽固势力，加强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以挽救苟延残喘的清王朝。长庚与新疆巡抚袁大化、伊犁将军志锐策划“万一清廷危急，联络新、甘、内蒙为一气，拥宣统西迁，暂谋偏安，徐图恢复”。（杨筱农：《陇右光复记》上卷）为了实现这一阴谋，阻止甘肃各地爆发革命，他们一面组织反革命武装力量，分三路向陕西进扑，一面严令甘肃所属府州县严加戒备，加强镇压。但是，革命高潮已经形成，反动派挡无可挡。先是西安光复，断绝了清廷通向西北的南路，后有宁夏起义成功，又切断了当时唯一的北路交通。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接着３月１０日秦州（今天水）又发生了起义，秦州宣布独立。给作垂死挣扎的封建顽固势力以迎头痛击，有力地动摇了清政府在甘肃的统治。

　　由于形势所迫，一部分原甘肃封建官僚便见风转舵，遂借省咨议局改选之机，推选出正、副议长，成立了临时议会，打起了拥护共和的旗帜。３月１５日，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原护理甘肃布政使赵惟熙为甘肃都督。以赵维熙为首的封建势力虽然宣布拥护共和，但他们还是“满印不换，满制不改，翎顶衣冠悉如其旧”。（《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7）

　　由此可见，这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大清王朝的布政使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的都督，而普通百姓依然委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之下，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对他们来说，宣统四年就是民国元年，民国元年就是宣统四年，宣统和民国并无二致。正可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知道了这段历史，我对这张宣统四年四月的泾川地契有了别样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