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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兵败泾州

2009年12月18日 来源: 点击数:

  提要:唐军打下长安后四面是敌。其他地方都打胜仗唯有西线吃紧。李世民带着窃取的平阳公主军队战薛举,连吃败仗。太子建成不得不弃大好机会,停止对洛阳进攻,回师将刘文静等交给李世民以救西线战局。王世充得苟延三年,国家人民都得多受重大损失。即使如此李世民仍惨败,刘文静等当了替罪羊。刘文静死,李世民是最大的嫌疑犯。薛秦内溃使李世民得以成功,此前始终胆小如鼠。唐秦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得利的是地主阶级。战祸所及唐区人口损失惨重,陇西凋敝,李世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竟还吹出大败薛举问天子有降事否的神话来。

  武德元年(公元617年)七月李世民兵败泾州不算新话题了,好早有人意识到了。《旧唐·高祖本纪》承认“秋七月……秦王与薛举战于泾州,我师败绩。”李世民纪亦称“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旧唐》是唐遗老所写,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给李世民抹黑,只可能尽量淡化李世民的责任和损失。在旧传中就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了。《薛举传》说:

  太宗(李世民)又率众击之,军次高墌城,度其粮少,意在速战,乃命深沟坚壁,以老其师。未及与战,会太宗不豫,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墌西南,恃众不设备,为举兵掩乘其后。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死者十五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太宗归于京师,举军取高墌,又遣仁杲进围宁州。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临发而举疾,召巫视之,巫言唐兵为祟,举恶之,未几而死。

  损失之惨重,对唐之危害,一清二楚。但责任推在刘文静、殷开山身上,李世民却一贯正确。但却无法自圆其说。据说是刘文静、殷开山不听李世民轻率冒进。如此当是败于进攻。然“恃众不设备”又表明是受了薛举的主动进攻。

  《刘文静传》、《殷开山传》大致相同。但《刘文静传》说是出军争利而败,《殷开山传》说是耀武以威而败。都回避了“恃众不设备”之说。

  《新唐》完全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高祖本纪》称刘文静败绩。李世民纪称“太宗(李世民)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通鉴》兼收并蓄,承认恃众不设备,又指出“举潜师掩其后,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还长安。举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为京观;文静等皆坐除名。”

  一说诸将出军争利而败,耀武以威而败。一说“恃众不设备”。我们该相信那一个呢?

  答案只能一个,不是诸将出军争利而败,耀武以威而败。只能是恃众不设备。唐兵强,兵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下面还有专门探讨。这儿只指出一点,《刘文静传》里,据说李世民告戒刘文静、殷开山::“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那么好极了,这是李世民自己承认,薛举弱,唐军强。既然如此,就算李世民坚壁不战,以老敌师是上上上策。那么刘文静、殷开山出战争利,仍有极大的胜利把握,充其量代价大一些——仅仅是一些,决不至于会有士兵十死五六,京师骚动之虑。实在也看不出唐军不趁人多势众,兵强粮多,敌军粮少兵疲的机会,有非坚壁不出的必要。唐军何尚不有师老之虑?《通鉴》说薛举潜师掩袭其后当是事实。

  所谓刘文静、殷开山不听李世民出战争利。纯是谎言。诿过于刘文静、殷开山而已。到后来又把自己吹成唯一正确者,似乎照自己意见办就不会失败了。

  不过还好,封建史家中,总算还有人承认李世民打了败仗。《旧唐》本纪作者不能不承认。但欧阳修就不一样了,为了把李世民尽量神圣化,就把过错完全推在刘文静、殷开山身上。

  现在也有人意识到李世民打了败仗诿过于人。但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不然本人就没有必要写本文了。

  (一)李世民义宁元年十二月之败与伪造的胜仗

  李世民战薛举打败仗绝不仅在武德元年七月浅水原。浅水原实在是败得不像样子,包不住了,才在历史记载中不得不保留下来。

  《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早已说过李世民本没多少军队,他的军队是从平阳公主那儿窃取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李世民刚到司竹时,平阳公主有兵七万,加上李神通、段纶共九万人。后来发展到十三万。因此估计平阳公主军队发展到十万是恰如其分的。长安下,李神通去了东面,段纶被抹煞,但笔者知道他与后来被李世民杀害的襄武王李琛、及被李世民囚禁的赵郡王李孝恭,去了巴蜀,这儿不论。而李世民则西去对付薛举。《通鉴》称:“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又使姜謩、窦轨俱出散关,安抚陇右。”

  显然李世民是军事总指挥。

  姜謩在《唐高祖起义晋阳》说过,最早追随高祖起兵,为高祖器重,他也认高祖必为拨乱之主,以身相托。 《旧唐·姜謩》“时薛举寇秦、陇,以謩西州之望,诏于陇右安抚,承制以便宜从事。……謩与窦轨出散关,下河池、汉阳二郡。”果然取得了成就。《通鉴》说,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平凉留守张隆,丁酉,河池太守萧瑀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以窦璡为工部尚书、燕国公,萧瑀为礼部尚书、宋国公。” 萧瑀既然进京做官,军队自然交了出来。姜謩显然是做政治工作的。萧瑀军队不是直接交给李世民,便是交给窦轨,也就是间接交给李世民。扶风太守窦璡降后参加了战薛举。

  还有一个刘世让。据《新唐》本传:

  高祖入长安,以湋川归,授通议大夫。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得其众数千,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拒薛举,战不胜,与弟宝皆没于贼。

  《旧唐》大致相同,只是没说二万人。

  刘世让算是兵力最强的了。萧瑀、窦璡作为小郡太守充其量只有几千兵。从武德七月之败所说,“八总兵皆败”可看出,陇西方面当是凡总管都受李世民指挥。那么他们与窦轨都应是受李世民指挥。

  另有那个李安远,高祖攻绛郡,与陈叔达一起被俘。后拜右翊卫统军武德元年授右武威大将军。从“右”字看,当是李世民部下。义宁元年十二月已与李世民一起去战薛举。在后来除刘世让外,萧瑀、窦轨、窦璡、李安远都党于李世民。《旧唐·刘文静传·李安远附传》闭口不谈李安远败没。就是李安远党于李世民,要为李世民掩盖败绩。

  可是义宁元年十二月,不光刘世让,姜謩、窦轨、都先后打了败仗。窦轨引还,刘世让为薛举虏。(见《通鉴》)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打败仗,就是李世民打败仗罗!新旧本纪均不提及。刘世让有兵二万,打的不是毁灭性的大败仗,但也不能算是小败仗了。

  可李世民居然捏造出义宁元年十二月癸巳,击薛仁杲(《通鉴》为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薛举大惧,问其群臣:“自古天子有降事乎?”的神话来。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首先薛举那时根本不是“天子”。而是称西秦霸王。《通鉴》考异承认,据《唐高祖实录》“武德元年四月(十七日)辛卯,举称尊号。”司马光明明知道薛举那时根本没称皇帝,称皇帝是第二年隋炀帝死后的事。三月隋炀帝死,消息传到陇西,四月十七日薛举就称帝。既然义宁元年十二月,薛举还不是皇帝,哪么可能有询问 “天子有降事乎?”?

  所谓义宁元年李世民大败薛举,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是李世民为了给自己贴金,掩盖败迹,尤其是冲淡武德元年七月之败捏造的。

  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唐高祖实录》,当事人都在,在薛举称帝上不可能出这样大的差错。其他记载,如《唐书·薛举传》,所谓大业十三年秋七月,举僭号于兰州。完全是李世民党徒在事后,为了替李世民圆谎而再捏造。《唐高祖实录》李世民也看过。司马光不采纳《唐高祖实录》而采纳《举传》,也纯粹是从所谓问褚亮:“天子有降事乎?”的谎言倒推出来的。李世民放个屁也是香的?《高祖实录》日月明确,也正好在隋炀帝死后不久,合乎情理。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在这个日月上进行捏造。而所谓大业十三年七月称帝,不但没有明确日期,也没有炀帝之死那样的重要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替李世民圆谎。

  《隋书·帝记》则称义宁元年“十二月癸末,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李世民)为元帅,击破之。”《隋书》号称魏征所撰,实际不但是众人合著,而且从避讳“世”、“民”两字可见,在李世民死后已被人篡改过。篡改者为了适应李世民的谎言,就说薛举十天前称了皇帝。最大的可能便是褚亮的儿子褚遂良。后来的新篡改者又觉得十天太促,又将时间移到七月。历史就像面团那样由着他们捏来捏去。

  姜謩、窦璡、刘世让之败,正在所谓的李世民大破薛仁杲之后不久。刘世让败于扶风,也正是所谓的李世民大败薛举处,其受李世民指挥所败不言而喻了!《通鉴》紧接在丁酉萧瑀来降以后。丁酉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离所谓的大破薛仁杲仅四天。就算是该月底吧!十二月十七日以后义宁元年只剩下十三天了。如薛举真的败得要问“天子有降事乎?”还有能力大败窦轨、刘世让吗?刘世让有兵二万,不算多也不算少,薛举能先大败窦轨,紧接着又打得他与弟宝一起当了俘虏,这力量不算小了,薛举有必要问: “天子有降事乎?”吗?

  总之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的又一谎言

  《唐书·姜謩》称“轨轻敌,为举所败”把责任完全推在窦轨身上。是不是这样且不论。既然窦轨是轻敌,那么就应该“重敌”了。也就是薛举还有相当强的力量,那他会问“天子有降事乎?”吗?尤其是,薛举既已到了问降的地步,那不久以后——武德元年七月,他又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可把人多势众的唐军打得十死五六?还使京师骚动!

  谎言终究是谎言,难免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我们至多只能想象,唐占领长安后,扶风成了唐与薛举抢占的战略要地。唐捷足先得。薛仁杲为快,先只带了少数兵来,见唐已先占据便退兵了。双方充其量只有些小接触。谁胜谁负很难说,更谈不上大胜与大败。薛仁杲回去后,就带大队人马前来争夺扶风。结果是刘世让等大败。《唐·纪》均避而不谈。太子、齐王芝麻大的事,有的还是捏造的,也要大书特书。

  真实情况只能是:李世民战薛举一开始就不顺利,先窦轨败,尤其后来刘世让兄弟败没。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绝不可能从西线抽身。西线吃紧!

  可是太子东向打到洛阳城下,据说又是李世民的功劳?!

  (二)冒牌的东进元帅

  《通鉴》说:义宁二年正月“戊辰,唐王(唐高祖)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

  戊辰是正月二十二日,离所谓的大败薛仁杲仅三十五天,离窦轨、刘世让败没,最多二十几天。

  李世民什么时候从西线抽的身?他能抽身吗?京师至东都850里,至扶风390余里,加上据说李世民大败薛仁杲后的追奔至垅坻,这来回路上时间大概就需二十多天。他怎么可能弃窦轨、刘世让之败局于不顾,匆匆而东,到了洛阳城下又不攻,又匆匆而西,再去战薛举?他在打游击战吗?

  《旧唐》李世民纪,更是说义宁元年十二月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对太子建成提都不提。前已说过,所谓的大败薛仁杲后,离年底只有十三天了,如加上窦轨、刘世让之败不到九天了。他是机械化部队吗?

  自古以来,两个元帅当家,不如一个元帅做主。为什么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唐高祖,每次派太子建成为元帅时,总又要派李世民?难道高祖不知道,一支部队出两个元帅是打不赢胜仗的?西河之战说是太子建成与李世民一起去的,更有说是李世民去的。现在又是这样。

  实际只能是李世民一直在西线对付薛举,根本就没去过东线。建成为左元帅东向洛阳,李世民为右元帅西战薛举。《唐高祖起义晋阳》已说过,当时左是东的意思,右是西的意思,左比右大。两个元帅各顾一头,这才合乎军事常识。一头去了两个元帅,另一头才打了败仗,却军无统帅实在荒谬。

  所谓李世民东向洛阳的功绩,全是掠太子功绩为己有。至于正月二十二日不过是封元帅而已,人早就去了。正好像“三月,己酉,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听以便宜从事。”(《通鉴》),不等于齐王那时才去太原。

  打到洛阳城脚的是太子建成,招谕东都的也是太子建成。

  太子建成在唐高祖从河东渡河到长春时,就去永丰仓。刘文静、王长谐均为所隶。后来消灭了屈突通主力,唐高祖认为屈突通已不足虑,就让太子建成选精兵,西向长安,参加了攻长安。留下了刘文静、长孙顺德、钱九陇等对付走麦城的屈突通。后刘文静等打败了屈突通,桑显河降唐,屈突通兵败被俘,刘文静等就朝东打去。此时京城已下。唐高祖让李孝恭、李瑗、段纶等南下巴蜀,让李世民西向对付薛举,而太子建成率军东向打到洛阳城脚。这才是事实真相。

  在从洛阳退兵时,派刘弘基于三王陵设伏,败段达的也是太子。刘弘基原是左三统军之一,一直追随太子。只是逼近河东县时,奉高祖之令,与殷开山、王长谐先过黄河,后来在渭北收揽了六万军队,成了弘基六士中的佼佼者。可《唐书·刘弘基传》居然称:“从太宗(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破之,追奔至陇山而返。”、“又从太宗经略东都,战于璎珞门外,破之。师旋,弘基为殿。隋将段达、张志陈于三王陵,弘基击败之。”《通鉴》也称“世民曰:‘城中见吾退,必来追蹑。’乃设三伏于三王陵以待之;段达果将万馀人追之,遇伏而败。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斩四千馀级。遂置新安、宜阳二郡,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全是谎言,把太子的功绩记在李世民功劳簿上。

  把刘弘基说成是李世民的人。把经略东都说成听命于李世民,所谓从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也根本不是事实。刘弘基在下长安前,转战渭北,虽略地至扶风,接着便屯长安古城,耀军金光门,败卫文昇。与李世民毫无关系。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和《唐高祖起义晋阳》中都已说过。

  置新安、宜阳二郡的也是太子。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的,仍是太子。

  《唐高祖起义晋阳》已说过,任環与太子早就受高祖令,于河东结雄豪。史万宝与李神通一起起兵,正合乎李神通东向。吕绍宗在高祖过黄河时围攻河东(蒲坂),此时亦已东向。盛彦师据《旧唐》本传:“大业中,为澄城长。义师至汾阴,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从平京城。”他当是太子在河东结交的雄豪之一,所以跟太子去了东面。

  正因为一切都是太子,所以《新、旧唐》均称:“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徇洛阳。及还,恭帝授尚书令。”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那么他又得了什么官职?

  太子军到洛阳城下:“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城中多欲为内应者。”最典型的便是:“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纳之。事觉,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密闻城中已定,乃还。”

  太子几乎就要里应外合打下东都了,可却突然弃段世弘等内应匆匆而去。这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回师是:“‘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军还。”这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就算得了东都不能守,王世充等反动势力消灭了,隋朝的文物典籍及府库到手了,旧隋军队有的消灭了、有的收编了、有的遣散了、罪大恶极的镇压了。洛阳城内百姓也不至于大批死于饥荒。攻下后所得甚多,即使不能守,再退出去也来得及。

  正由于洛阳当时未下,以至又拖了三年多。洛阳百姓由三万户饿死到不及三千户。其他损失决不会比洛阳百姓死亡更小,还未计入内。

  如此匆匆而回必有急事,看东路军后来到了哪儿就知道了。刘弘基、刘文静、殷开山都去了西线。

  答案只有一个:西线吃紧,李世民快顶不住了,不得不向高祖讨救兵。高祖只好放弃东都,撤回太子,调太子军队去救李世民,对付薛举。李世民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此话算是有些真理,但就是因为他打败仗才“未固”。有人可能会说:“当时关中受薛举威胁,不能归罪于李世民。”——此话毫无道理。首先李世民不是说薛举打得想投降了吗?那就是疥藓之疾了。李世民自己的话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另一方面,关中不是光受薛举威胁,还有更大的威胁,被人打败了,从而解除了威胁。这可见拙作《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这被后世封建史家完全抹去了。李世民当然也不会喜欢,因为这使他相应见拙。

  杨玄感一开始就猛攻洛阳。李密明知先下长安比洛阳好,迫于形势不得不猛攻洛阳。唐已把长安拿到手了,就更应该攻洛阳了。杨玄感还没内应,李密开始也没内应。如可避免谁都不会主张撤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能说明唐有后顾之忧。

  据《通鉴》与《唐》本传,刘文静对唐高祖称帝后“贵贱失位”曾谏。如这是事实,那么当是刘弘基先去支援李世民。刘文静直到五月,高祖登基以后才去的西线。也就是尽管有刘弘基支援,李世民仍然打不过薛举。

  唐军大大增加。李世民心安了,便恃众不设备。结果又导致了七月之败,损失惨重。败后便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他们只好给他当替罪羊。刘弘基因为“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得以免当替罪羊。

  现版本《创业注》把退军归之于:“春作方兴,不夺农时,……时逼农月,遂奉令旋师。”也是站不住脚的。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已很晚,农时已将开始。按制度皇帝已耕过藉田。既然如此那么干脆就不该去了。以上这些都说明有难言之隐,乱找借口。

  《创业注》退军为三月,李世民《实录》却说是四月。司马光毫无理由地相信《实录》而不相信《创业注》。三月十一日丙申隋炀帝死,四月薛举已知道了,并于十七日称帝。唐自然更早知道。而按《通鉴》,太子回到长安是二十四日戊戌。

  李世民、长孙无忌篡改日期的目的十分明确。隋炀帝死是件大事。如说退兵在已知炀帝死后,此事与炀帝之死的关系就淡化了,可以让人们轻易相信他的各式谎言。但如说三月退兵就不一样了。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如果三月不退兵多好,正好利用隋炀帝死后,人心浮动,打下洛阳。不了解真情的人也会感到惋惜,就会质疑当时撤兵是否是个错误,会引导人们去探讨。而李世民恰恰是经不起,也不愿让人们去探讨的。而多少了解西线吃紧,李世民打不赢薛举,才被迫退兵的人,更会埋怨李世民,都是他造成了洛阳未下的后果!

  这次撤兵的确使唐失去了攻下洛阳的大好时机,实在可惜。后来王世充成了顽敌。迟迟不能结束的战祸,使中国百姓不知多受了多少苦难,多死了好多人。如果唐军下了洛阳,两大首都都在唐手,又遇到隋炀帝死。唐朝无疑会被人们看成正朔,天下将很快统一。不但对唐有好处,对中国、对百姓都有莫大好处。这样的道理,太子建成不会不懂,唐高祖也不会不懂,李世民也不会不懂,因此太子退兵当是三月,还不知道炀帝已死。否则西线再吃紧,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如正是四月已知炀帝死而退兵,那一定是李世民在西线已败得不像样了。我倒还不这样认为。

  (三)薛举究竟有多少军队?

  读唐史时经常会遇到的便是,唐朝对手的军队就像牛皮糖一样,可以任意拉长,也可以任意缩小。关键是要看李世民的需要,薛举自然毫不例外。

  据《新、旧唐·薛举传》早在薛举“克鄯、廓二州,数日间,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后来袭破唐弼“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

  有那么多军队,在义宁元年十二月,据说的被李世民打败后问降,那实在是奇事了,一定军队伤亡略尽了。可《新、旧唐·薛举传》称:仅“斩首数千级”,李世民纪则为“ 追斩万余级”。有没有如此现不问了。就算一万人吧!那三十万除去一万,还有二十九万。怎么就要投降了呢?说谎者总难免按倒这头又翘起那头。

  《旧唐》李世民纪说,义宁元年李世民的“胜仗”中“薛举以劲卒十万来逼渭滨”。这儿说的是参战数,不是薛举军队总数。后来七月之败后,六月再战薛仁杲“贼众十余万,兵锋甚锐”

  但事实上薛举根本不可能有三十万军,连十余万都是夸大其词。

  我们先考察一下薛举的人力资源。

  薛举所据有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带)、枹罕郡(今甘肃临夏一带)、西平郡(今青海乐都一带)、浇河郡(在今青海)、天水郡(今甘肃天水一带)。

  据《隋书·地理志》在大业五年极盛时共有户口如下:

  表 一 :

  郡 名   县    户

  天水郡 6   52130

  金城郡    2    6818

  西平郡    2    3118

  枹罕郡    4   13157

  浇河郡    2    2240

  ————————————————————

    合 计   16   77463

  大业五年全国共有户8907546,口46019956。平均每户有5.16人。以五人一壮丁计,这五郡共有壮丁近八万。——但这是隋朝极盛期,还以户均人口与全国平均相等计。实际陇西贫瘠户要小些。

  隋炀帝、裴矩,耀威、夸富、开边,陇西消耗极大,人口当减少。

  后来又经过战争,人口将更加减少。据《隋书·炀帝纪》大业九年“灵武白榆妄称‘奴贼’,……陇右多被其患。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大业十年“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与隋战,后来又与薛举战。大业十三年“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举率众反,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攻陷陇右诸郡。”不久李轨又反,攻陷河西诸郡。据《旧唐·薛举》“举命其将常仲兴渡河击李轨,与轨将李赟大战于昌松,仲兴败绩,全军陷于轨。”薛举“初,为金城府校尉。大业末,陇西群盗蜂起,百姓饥馁,金城令郝瑗,募得数千人,使举讨捕。”饥馁加战争都是要减少人口的。薛举就是靠郝瑗起家的。在他以前“有宗罗睺者,先聚党为群盗,至是帅众会之,封为义兴公,余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马,招集群盗,兵锋甚锐,所至皆下。”与隋将皇甫绾战,大败之。战争双方伤亡都将使人口减少。依次攻下各郡县,后来举子仁杲进围秦州,仁越至河池郡,为太守萧瑀拒却,又得减少人口。但以战李轨常仲兴全军覆没损失最大

  所以从薛举人口资源来看,即使每个壮丁都给他当兵,也不会超过八万。何况有的给其他人当兵,有的成了他敌军,有的逃亡与死亡,有的地方是征兵死角,他的官吏也得占去一定壮丁数。

  有一些羌人降薛举,但也不过二万人。

  唐弼军后为薛举并。唐弼军原十万。就是这十万全并入薛举军,也不过十几万,实际唐弼与薛举战过,且是薛举劲敌。与隋军战过。唐弼就是在隋与薛举夹击下败的。后来唐弼准备降薛举,他遇入了困境,如非已残破岂肯降薛?结果又被薛举袭破,其能入薛举军的不会多了。而在袭破唐弼前,已大大夸大了,称其“克鄯、廓二州,数日间,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至少得打个对折。

  而据《创业注》:

  十二月,陇西金城郡奴贼薛举等,破贼帅唐弼于扶风,自称天子。初,弼遣使诣帝归款,投状扶风郡,而为薛举所围。帝遣援兵往扶风,未至,弼党在郡城外为举所图。弼遂被郡守窦璡所杀。

  唐弼并没有想降薛举。而是降唐。因此所谓薛举尽并其军,不是事实。唐也得到了唐弼军。刘世让就“自请安辑,许之,俄得数千人”薛举就是比唐得到的多,也多不了多少。

  薛举所据五郡,按大业全盛计,男女老少最多三十余万。怎么凑得起三十万军队?就是凑齐了也养不起。在合理的解释便是薛举男女老少总共三十万。如以五口一壮丁计,最多有壮丁六万。考虑到种种损失与扣除不到六万。加上羌族两万,唐弼余部等,笔者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中,估他最多有兵七、八万,决不是贬低他。而且那得妇女、儿童、老人、残废每三个养一兵,这已是极重的负担了。

  李世民说薛举三十万军完全是夸大其词。十三万也是夸大其词。目的一是为了掩盖自己败绩,为自己败仗开脱。而是为了夸大自己战绩。

  也许有人说,李世民说三十万可能并不是指兵,因此不算谎言。——这总算是退后一步了。但武德元年九月战薛举,总说过有十几万兵吧!这不是大大夸大了?加上他还要战李轨,还有其他用兵处。那就是说有三十万兵了。后面将说到,李轨抢占了他一大块土地。李世民七月兵败是持众不设备。如薛举对付唐有三十万,那唐岂不得有五十万六十万?那是在发疯!就是说薛举对付唐有十几万,唐也得二十几万也不可能。如真的唐有那么多军队,又十死五六,那李世民之罪就更大了。

  一般估计薛举对付唐的军队,不会超过五万人。

  李世民的军队就是从平阳公主那儿窃取来的。克长安前已有约十万。克长安,隋军无斗志,消耗不会多。也可以从俘虏中得到补充。李世民又有平凉留守张隆、河池太守萧瑀、扶风窦璡、汉阳等郡降军。刘世让两万,姜謩、窦轨也有不少军队。总之在人数上李世民一开始就占了优势。以众敌寡是不容争议的。可他老打败仗。一开始就把刘世让两万送了,又把窦轨送了,居然还有脸吹嘘打得薛举问降了!

  (四)从《地理志》看真相

  张隆以平凉郡归唐。但后来平凉落入薛举手中。《旧唐·地理志》称:“原州中都督府 隋平凉郡。武德元年,平薛仁杲,置原州。”平薛仁杲是武德元年十一月,这表明平凉郡已经易手,被薛举夺走了。而且不是武德元年七月兵败,才被薛举夺走的。不然,唐高祖五月登基改郡为州,平凉也应改。没有在那时改,表明平凉失守是在义宁。李世民在义宁就丢了平凉。

  平凉原有五县,薛举败,回到唐手三县,失会宁、默亭。

  又“泾州上 隋安定郡。武德元年,讨平薛仁杲,改名泾州。”安定郡也被李世民丢了,也是义宁中事。安定郡原有七县,回到唐手后只剩下五县。另有朝那、华亭不在了。

  失去的县哪里去了呢?《旧唐·地理志》告诉我们:

  陇州上 隋扶风郡之汧源县。义宁二年,置陇东郡,领县五。武德元年,改为陇州,以南由县属含州。四年,废含州,复以南由来属。……旧(贞观十三年)领县五。

  原来华亭划到陇东郡去了。陇东郡义宁二年所置,当时就有五县。汧源、汧阳、南由、长蛇、最后一个就是华亭了。

  武德元年,置含州,领南由一县。四年,废含州,以南由县属陇州,仍五县。为什么要分陇州置含州,下面将说明,反正不是好事。

  原来如此!我们已可判断出安定郡,即泾州,失于义宁二年。下面将会说到其郡治安定县尚存,处于长期被包围状态。除华亭外,其余县都丢了。唐高祖只好把它划入陇东郡。汧源既属扶风郡当然李世民得负责。李世民不是吹他在扶风大败薛仁杲吗?怎么近在咫尺的安定丢了?

  平凉郡在安定郡西,应比平凉先失。李世民不但在义宁元年打了败仗,进入义宁二年又先失了平凉郡,后又失了安定郡大部。

  会宁县出现在会州。《旧唐·地理志》称:“会州上 隋会宁镇。武德二年,讨平李轨,置西会州。”平凉失后直至薛仁杲败,唐尚未收回来。落入李轨手里。

  西线形势如此,他能离开到洛阳去吗?

  所以说,笔者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说:李世民早在唐高祖登基前,跟薛举战,快顶不住了,一点也没有贬低他,甚至太抬举了他。太子建成只好从洛阳城脚,匆匆而回救急。把军队交给他,先刘弘基去支援,后刘文静去支援,换来的是七月之败。唐朝两大主力损失惨重。八总管皆败,士兵十死五六。刘文静、殷开山当替罪羊,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当了俘虏。

  可李世民不但吹出义宁元年十二月大败薛举,还说打到洛阳的也是他,正是死不要脸!!!

  唐弼据汧源,刘世让安辑唐弼余部被俘,也当在扶风郡汧源一带。长道属汉阳郡,姜謩、窦轨败后引还,只有鬼才会相信汉阳郡没失地。至于扶风郡有没有失地就不深究了。

  李世民自以为历史可以由着他涂抹,他兵败的细节是没法考证了。但他没想到一部《旧唐书·地理志》、一部《隋书·地理志》把他的谎言全揭穿了!即使今天没有我这个跨千纪恶魔,今后还会有更大的恶魔来揭穿他。

  大业五年,平凉郡有27995户,安定郡有76281户。对唐是个大损失,对薛举是个大胜利、大收获。薛举原来所统五郡,大业五年仅七万余户。现仅此两郡,扣去未落入薛举手中的部分,薛举所辖户口至少翻了一番,何况还有其他郡有土地落入他手中。无怪乎得知隋炀帝死讯后,他可以在义宁二年四月得意洋洋地称帝了。——这些还都在七月之败以前。薛举后来又有七月的大胜利,所以他死后,薛仁杲可以谥他武皇帝恰如其分,自己竟可以在折墌称帝。折墌正在安定郡。不过薛仁果未能在郡治安定称帝,说明安定(今甘肃泾川县)还在唐手中。下面将说道,安定被包围,由刘感死死守着。

  七月大败前,李世民军次高墌城,高墌今陕西长武县北,属安定郡,在郡治安定以东。这也正足以说明安定已被包围,当时李世民大概想为安定解围。但《通鉴》等称“薛举进逼高墌,游兵至于豳、岐”,已威胁到北地郡(豳州,原属北地郡)与扶风郡(岐州)了。七月大败,高墌也丢了。薛仁杲进围宁州。宁州,隋北地郡,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

  豳州乃于义宁二年割北地郡之新平、三水两县置新平郡。武德元年改州,州治今陕西旬邑西。后改邠州,音未变,均读bin。这次分置郡与李世民打败仗有没有关系,就不讨论了。歧州——扶风郡,州治今陕西凤翔县,有扶风、宝鸡、岐山等县。薛举已兵临城下,逼近长安。

  长安震动!唐军两大主力死亡过半。唐朝到了极其危急的境地,薛举正想发兵攻长安,遇疾而死。据《薛举传》:

  举军取高墌,又遣仁杲进围宁州。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临发而举疾,召巫视之,巫言唐兵为祟,举恶之,未几而死。

  但唐朝所以没有覆没,也不仅仅薛举病死。而是除了太子的第一野战军,与平阳公主的第三野战军外,还有第二、第四野战军。李世民与封建史家的篡改历史,使人们知道很少,甚至完全抹杀。这将在《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与《李孝恭打下半壁江山》中讨论。但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已说过,梁师都本将覆灭,因此而苟延残喘十一年,并长期引突厥入寇。

  李世民败于薛举,尤其七月之败,不但给唐朝,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

  (五)畏缩不前胆小如鼠

  刘文静、殷开山当了替罪羊,李世民得以开脱罪责,于八月己丑(十七日)再为元帅击薛仁杲。

  唐高祖远交近攻。“与李轨共图秦陇。遣使者诣凉州,召抚之,与之书,谓之从弟,规大喜,遣其弟懋入贡。上以懋为大将军,命鸿胪少卿张俟德册拜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

  李世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重返西线后,畏缩不前,胆小如鼠,屯兵高墌,龟然不动。据《通鉴》:

  世民至高墌,仁果使宗罗睺将兵拒之;罗睺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出。诸将咸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

  这纯属诡辩。对如何击败薛仁杲,他心中根本就没数,纯属怯弱行为。可他竟把这作为大智大勇的根据。后世封建史家也大加宣扬。

  李世民按兵不动六十余日。如果这六十余日中,没有别的事或许另当别论。可在这六十余日中,唐军到处受到薛仁杲的攻击,连打败仗。李叔良败、窦轨败、刘感死、常达被俘,李世民都见死不救。难道这不叫怯弱,反叫奇谋良策?!对这几路败仗《新、旧唐书·薛举传》中均闭口不提。

  《通鉴》称:“甲寅(九月十二日),秦州总管窦轨击薛仁果,不利。”离李世民第二次为帅二十五天。

  庚申(九月十八日),陇州刺史陕人常达击薛仁果于宜禄川,斩首千余级。……薛仁果屡攻常达,不能克,乃遣其将仵士政以数百人诈降,达厚抚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达,拥城中二千人降于仁果。达见仁果……

  这个常达我们见过。《唐高祖起义晋阳》说过,他于霍邑之战中,因有人兵败,导致他失踪。他既然到李世民战区当地方官,当原是李世民部下。常达倒打了一次小胜仗。离李世民第二次为帅三十一天。但五天后又被薛仁杲俘。城自然丢失了。丢的什么城?未说。但常达既为陇州刺史,自然失的是陇州。李世民见死不救。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分陇州置含州了!含州只领南由一县。——那是陇州丢了,只剩下南由县了!唐高祖只好把剩下的唯一县,升为含州。后来薛秦败亡,含州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武德四年复归陇州。可李世民居然还指责唐高祖置州县太多,加重了百姓负担。对此的驳斥见《唐周历史研究之十:谁并省了州县——揭穿李世民又一谎言》。——陇东郡改为陇州于高祖登基时,《地理志》得到记载。但后来失去就不提了。平凉、安定原属唐,先失,因此高祖登基未能改州。对以前属唐也不提了。如是别人失的岂会不提?丢失了将近一个郡,包括郡治,李世民居然无动于衷。开始常达打胜,他也未趁机扩大战果。

  骠骑将军刘感镇泾州,仁果围之。城中粮尽,感杀所乘马以分将士,感一无所啖,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

  刘感食尽必被围很久了。可李世民仍见死不救。但长平王李叔良倒来救援了。

  会长平王叔良将士至泾州,仁果乃扬言食尽,引兵南去;乙卯(九月十三日),又遣高墌人伪以城降。叔良遣感帅众赴之,己未(九月十七日),至城下,扣(漏“门”字),城中人曰:“贼已去,可逾城入。”感命烧其门,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诈,遣步兵先还,自帅精兵为殿。俄而城上举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战于百里细川,唐军大败,感为仁果所擒。

  李世民仍按兵不动。刘感兵败,离李世民第二次为元帅三十天。或许有人会说:“李世民既为元帅。李叔良或许就是他派去的。”但这样一来李叔良、刘感败,就应该是李世民败了。实际情况是,李世民已下了死命令:“敢言战者斩”。李叔良是作为泾州刺史救刘感的。

  仁果复围泾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不如早降。”感许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馁,亡在朝夕,秦王(李世民)帅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优,勉之!”仁果怒,执感,于城旁埋之至膝,驰骑射之;至死,声色逾厉。叔良婴城固守,仅能自全。

  从这儿可以看出,李世民与李叔良是两码事。就算以前这个叔叔是李世民部下,早已被薛仁杲分隔开来了。所以救刘感当是他自作主张。李叔良正眼巴巴地等李世民来救援。刘感死得令人感慨,对李世民抱着极大的希望。可这位“秦王”悠闲得很,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和李叔良被困,就是不来救。一直固守不出。不管刘感如何捐躯,将士如何苦守,他反正纹风不动。一直拖到十一月,又是一个半月。还下了死命令,连将士说战都不允许!

  难道这能叫做什么奇谋良策吗?这简直就是无策!!!

  长平王叔良,高祖从父弟也。……义宁中授左光禄大夫,封长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进爵为王。师镇泾州,以御薛举。举乃阳言食尽,引兵南去,遣高墌人伪以降。叔良遣骠骑刘感率众赴之,至百里细川,伏兵发,官军败绩,刘感没于阵。叔良大惧,出金以赐士卒。严为守备,泾州仅全。四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军击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赠左翊卫大将军、灵州总管,谥曰肃。

    

  这是《旧唐书·宗室·叔良传》对他的描写。可见他是领兵打仗的。但对于他以前有什么功绩?才得以升官、封公、封王只字不提!光写他打败仗。可这次败仗能怪他吗?甚至他严守泾州,出金以赐士卒。这一无私行为之前,还要加一个“大惧”于以贬低。不少宗室都是如此。他武德四年抗击突厥牺牲,子孝协嗣,武德五年,封范阳郡王。李世民也不放过,篡弑上台后以属疏,例降封郇国公。《旧唐书》史臣说:“无私于物,物亦公焉。高祖才定中原,先封疏属,……论功行赏,即无私矣。”竟给高祖加了一个以私亲,而不以功行赏的罪名?!当然是受了李世民的影响。

  安定长期处于薛举、薛仁杲的围困之中。刘感、李叔良能守孤城实在很不容易。安定被围不会是七月兵败的结果,一定要早得多。不能设想存粮只能维持一个多月,一定是围困数月了。正是靠他们“严为守备”,才“泾州仅全。”的。李世民拥重兵竟不顾他们死活。

  李世民至高墌,坚壁不出。不应理解为李世民在高墌城内。高墌在薛仁杲手里。因此李世民当在寨中,或附近小城中。刘感之败,李世民就在附近,可他见死不救,眼睁睁看薛仁杲捕杀刘感。百里细川之败应该就是李世民之败。可他归罪于李叔良。

  这就是李世民于高墌屯兵六十余日的真相!

  据《旧唐·地理志》金城郡(兰州)、西平郡(鄯州)、天水郡(秦州)、浇河郡(廓州)均是武德二年平薛举所置。以此论,这些地方不是武德元年李世民所收得的。他十二月就去了陕东道。不过对于他最终打败薛仁杲我们不置疑义。但他究竟是怎么打败薛仁杲的呢?在此以前先得看看薛举军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和唐秦之战的性质。

  (六)薛举薛仁杲的性质

  薛举一般也被人们称作隋官割据。其实薛举不过金城府一校尉。翟让亦是东郡法曹。他起兵性质原本也是农民起义。据《旧唐·薛举传》:

  大业末,陇西群盗蜂起,百姓饥馁,金城令郝瑗,募得数千人,使举讨捕。……举与其子仁杲及同谋者十三人,于座中劫瑗,矫称收捕反者,因发兵囚郡县官(注意着重号),开仓以赈贫乏。……有宗罗睺者,先聚党为群盗,至是帅众会之,封为义兴公,余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马,招集群盗,兵锋甚锐,所至皆下。

  薛举成了陇西起义农民的凝聚中心,最先起义反隋的农民纷纷参加。不久以少胜多打败了隋将皇甫绾,可见士气高昂。

  《旧唐》又称薛仁杲:

  仁杲,举长子也,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然所至多杀人,纳其妻妾。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

  这段描写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薛仁杲仇视富有的地主、官僚,代表了农民夺回劳动成果的要求。至于对他残忍的描写毫无价值。有一点可以肯定:劳动阶级起义对吸取他们血汗的敌人,固然有宽容的,有意气用事的,但不管如何,受他们打击,并且罪行累累的敌人,对他们总是要竭力描写成极端残忍的,并尽量夸大,尽量捏造。这儿“悉召富人倒悬之”就是大大夸大了。至少褚亮是豪门富户吧!不但没被倒悬,还被授以黄门侍郎。薛举亦是统一战线。旧官僚中如褚亮便是右翼,并博得李世民好感。现在有人认为薛举是隋官割据,大概这是其根据之一。实在我们也看不出褚亮究竟有什么好处。薛举死、薛仁杲兵败国亡,未见他褚亮有什么难过。所以薛秦究竟是打击面太宽,过分残忍,还是过分宽容,收揽了一批理应打击的地主、官僚,还难下结论。

  《唐书·薛举传》把薛举军写得十分残酷:

  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挞其下,见人不胜痛而宛转于地,则埋其足,才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

  而据《唐书》本传,常达被俘后:

  牵达以见于举。达词色抗厉,不为之屈。举指其妻谓达曰:“识皇后否?”达曰:“正是瘿老妪,何足可识!”竟释之。有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瞋目视之,贵怒,拔刀将斫达。人救之,获免。

  据《通鉴》:

  达见仁果,词色不屈,仁果壮而释之。奴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乎?”达曰:“汝逃死奴贼耳!”贵怒,欲杀之,人救之,获免。

  即使薛仁杲,对顽敌还能壮而释之,而这顽敌才骂了自己的母亲。可见薛举军并非像写的那么残忍。刘弘基、李安远、常达等被俘,后来都回来了。倒是唐对秦俘,特别残忍,很多人后来都被杀。张贵欲杀常达有人救,薛仁杲也没杀常达。而张贵、薛仁杲被俘后都被杀,就没人救。或许有人救,而不被采纳。如唐军败了,一样会有人骂他们残忍的。成功的就是王,失败的就是寇!唐高祖杀阴、骨,及欲杀李靖,尚被认作公报私仇。

  从张贵与常达的对话看,他们好像原本就认识。张贵问他:“你认识我吗?”倒像曾在常达那儿为奴,并受过欺压。李世民手下也确有常达、丘行恭这种极端仇视起义奴隶的奴隶主、地主代表。

  但李世民所率军队中,何尚没有“奴贼”?《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中已说过,马三宝便是协助平阳公主起义的奴隶,此时亦正在李世民手下。《柴绍传·马三宝附传》称他从平薛仁杲,迁左骁卫将军。柴绍本人也跟李世民平薛举。马三宝功劳极大。他帮平阳公主起兵,说下何潘仁等四支农民军,军至七万。后来又有功绩。从柴绍击吐谷浑于岷州,先锋陷阵,斩其名王。完全有资格封国公,但只封了个县公。钱九陇也是奴隶。他原本在太子麾下,一直在东线作战。据本传,后来也从平薛仁杲——那是西线吃紧,太子军西援李世民。又战刘武周,以前后战功累授右武卫将军。后又参加擒窦建德,平王世充;从太子讨刘黑闼。累封郇国公,仍以本官为苑游将军。两人相差为什么那么大呢?唐高祖是很器重马三宝的。据本传:“尝从幸司竹,高祖顾谓三宝曰:‘是汝建英雄之处,卫青大不恶!’”——唯一的解答,就是他在李世民手下,受到了压制。而钱九陇在太子手下。当时在李世民手下,出身奴隶的还有樊兴。

  从以上情况看,唐秦之战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

  然而薛举军队虽然骁勇善战,但统一战线中矛盾重重。薛举或许尚能维持一定程度的团结。待薛举去世:“仁杲立于折墌城,与诸将帅素多有隙,及嗣位,众咸猜惧。郝瑗哭举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势日衰。”又:既然说薛仁杲对富人特别残忍,夺其财物。“举每诫之曰:‘汝智略纵横,足办我家事,而伤于苛虐,与物无恩,终当覆我宗社。’”这父子俩人的政策也不一样。

  所谓的薛举问:“古来天子有降事否?”虽是谎言。多半是褚亮,或其儿子褚遂良为讨好李世民编的。但从所谓的褚亮回答:“昔越帝赵佗卒归汉祖,蜀主刘禅亦仕晋朝,近代萧琮,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可以看出,在他眼里,不但薛仁杲,而且薛举亦不是可事之主。他看中的是李世民。果然李世民与他臭味相投,“薛举僭号陇西,以亮为黄门侍郎,委之机务。及举灭,太宗闻亮名,深加礼接,因从容自陈。太宗大悦,赐物二百段、马四匹。从还京师,授秦王文学。”薛举对他并不错。但旧主死的死,败的败,他却毫无痛惜。立即投靠新主了。与郝瑗比实在是天上地下。

  从此陇中地主、官僚、士族集团,与唐高祖统一战线中的右翼,关中地主、官僚、士族互相勾结,共同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

  薛仁杲就是被他们搞垮的。以后他们又搞垮了唐高祖。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固然其领袖有责任。但地主阶级总是要挑起农民自相残杀的。如果以后有资料发掘出来,说开始最坚决主张攻唐的,正是褚亮,那我是一点也不会奇怪的!

  (七)薛仁杲之败

  李世民龟缩在高墌附近,其实一无所为,仅是消极避战。

  但就在这时,薛秦发生了重大危机,内部分裂,尽管李世民六十余日一仗未打。薛仁杲军原本正在势头上,却突然:“其将梁胡郎等帅所部来降。”(《通鉴》)“其内史令翟长孙以其众来降,仁杲妹夫伪左仆射钟俱仇以河州归国。”(《旧唐·薛仁杲》)“其将牟君才、内史令翟长愻以众降,左仆射钟俱仇以河州降。”(《新唐·薛举》)

  按《旧唐·地理志》河州即隋枹罕郡。较西,离唐秦战场也较远,中必有误。武德二年平李轨,才置河州。不当于此时此刻归唐。不知是否平凉州之误?但且不管这些,有一点很明确,薛仁杲已解体。那钟俱仇也不是好东西。薛举把女儿嫁给他,让他当驸马,左仆射,并未亏待他。他却在兴旺时叛变,促成了薛秦之败。还有内史令翟长孙,他与钟俱仇都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如与唐本不该打,当初为什么不对薛举说?后来投降最快的又是他们。

  世民知仁果将士离心,命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宗)罗睺大喜,尽锐攻之,梁实守险不出;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罗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贼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迟明,使右武候大将军宠玉陈于浅水原。罗睺并兵击之,玉战,几不能支,……(《通鉴》)

  到了这种时候,李世民仍“几不能支”,其军事水平就可知了。这一绝妙的表现《旧唐·薛举》抹去了。自然薛仁杲已是强弩之末。最后:“罗睺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宗罗睺是最早的起义农民领袖,在别人变心降唐时,他却作战最坚决。

  世民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曰:“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睺,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曰“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遂进。仁果陈于城下,世民据泾水临之,仁果骁将浑幹等数人临陈来降。仁果惧,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军继至,遂围之。夜半,守城者争自投下。仁果计穷,己酉,出降;得其精兵万馀人,男女五万口。(《通鉴》)

  后来李世民解释说:

  罗睺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注意着重号)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墌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通鉴》)

  薛仁杲不是打败的,而是内部解体的。其统一战线右翼,可能还有混入的反动腐朽势力叛变。

  有人后来把所谓的李世民于河东道追宋金刚,与这次追薛仁杲比。我已经揭穿了前者的谎言性。但对这次我倒觉得合情合理。

  李世民打仗不行,但却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嗅觉。像他这类人的鼻子特别灵。而正派人、革命派,却往往在这方面根本没法跟他们比。如果没有这种特长,那就很难想象后来在玄武门阴谋中,他是如何得势的。自古以来,战场上的英雄未必斗得过官场上的奸佞。战场上不行的,往往又是官场上的老手。李世民年龄不大却已是官场上的老手了。最后他父亲、他兄长都败在他手中。

  他嗅出了薛仁杲的内溃,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种内溃。尽管他打不来仗,斩获不多。薛举军将骁卒悍,薛仁杲有可能抚而用之,表明秦统一战线之左翼,农民为主的士兵并未叛。但李世民不给薛仁杲以“抚而用之”的机会,利用秦国右翼的叛卖,造成的混乱,只带了二千骑就敢追击,使折墌虚弱,薛仁杲只好出降。

  据说唐高祖认为:“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必尽诛其党以谢冤魂。”这又是李世民捏造的谣言。后来造谣说,唐高祖欲空山东,连司马光也不相信。唐高祖下长安,仅杀十余人,余皆不问,阴、骨等人还掘了他的祖坟呢!河东战役刘武周、宋金刚杀唐军还少吗?高祖赦免并、隰、潞、晋等州的人,当是降刘武周者。这些人的罪当比秦军大。何至对薛举下属如此酷也?

  从后世封建史家攻击薛仁杲残忍,张贵尤淫暴来看,杀薛仁杲、张贵的当是李世民。薛仁杲不杀常达,李世民却腰斩张贵,薛仁杲出降也难免一死。他自己才真正残忍呢!我相信必定还有许多小薛仁杲、小张贵被杀。李世民说:“还令仁杲兄弟及贼帅宗罗睺、翟长孙等领之。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旧唐书·薛举传》)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大抵是杀人多了,引起了非议,瞎编出来的。尤其说对薛仁杲还那么好,简直不能使人相信。另外再把杀人的责任推向高祖。

  唐高祖必有所杀,有所不杀。李世民也是有所杀,有所不杀。大概唐高祖要杀李世民不愿杀的人,就造谣说他要将薛举下属尽诛之。

  上享劳将士,因谓群臣曰:“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业,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贵。使王世充得志,公等岂有种乎!如薛仁果君臣,岂可不以为前鉴也!”(《通鉴》)

  可见唐高祖眼里王世充才是主要敌人。要大家吸取薛仁杲君臣教训,而自己与薛秦有共同之处,

  即然说了薛举,就不妨说说李轨。据《旧唐·李轨》称他“有机辩,颇窥书籍,家富于财,赈穷济乏,人亦称之。”与为富不仁的并不相同。隋末也“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议起兵。

  “轨令修仁集诸胡,轨结民间豪杰(即农民起义军),共起兵,执(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通鉴》)

  起兵后,薛举来侵,击败薛举。对俘虏的薛举士兵还能宽容。

  薛举遣兵侵轨,轨遣其将李赟击败于昌松,斩首二千级,尽虏其众,复议放还之。赟言于轨曰:“今竭力战胜,俘虏贼兵,又纵放之,还使资敌,不如尽坑之。”轨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辈士卒,终为我有。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旧唐·李轨》)

  但他对旧隋官吏也不加区分地宽容。

  轨自称河西大凉王,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关谨等欲尽杀隋官,分其家赀,轨曰:‘诸人既逼以为主,当禀其号令。今兴义兵以救生民,乃杀人取货,此群盗耳,将何以济!’于是以统师为太仆卿,士政为太府卿。”(《通鉴》)

  关谨等是激烈反隋的。但最后害了李轨的正是这些隋官。

  属年饥,人相食,轨倾家赈之,私家罄尽,不能周遍。又欲开仓给粟,召众议之。珍等对曰:“国以人为本,本既不立,国将倾危,安可惜此仓粟,而坐观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给粟为便。谢统师等隋旧官人,为轨所获,虽被任使,情犹不附。每与群胡相结,引进朋党,排轨旧人,(注意着重号—笔者)因其大馁,欲离其众。乃诟珍曰:“百姓饿者自是弱人,勇壮之士终不肯困,国家仓粟须备不虞,岂可散之以供小弱?仆射苟悦人情,殊非国计。”轨以为然,由是士庶怨愤,多欲叛之。(《旧唐·李轨》)

  正是在这些人的挑拨下,加上民族矛盾杀了梁硕,“是后,故人多疑惧之,心膂从此稍离。”(《旧唐·李轨》)疑惧者当然首推曹珍、关谨,造成了李轨的败亡。然李轨不开官仓却能倾家赈之,至私家罄尽,也非等闲之辈。

  时邓晓尚在长安,闻轨败,舞蹈称庆。高祖数之曰:“汝委质于人,为使来此,闻轨沦陷,曾无蹙容,苟悦朕情,妄为庆跃。既不能留心于李轨,何能尽节于朕乎?”竟废而不齿。(《旧唐·李轨》)

  这个邓晓,原为使代表李轨,拒绝受唐高祖官,而入朝,表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李轨不派别人,而派他。当是力主李轨与唐分庭抗礼称帝的人。闻轨败,他又舞蹈称庆。可以想见唐高祖决不会重用如;梁胡郎、钟俱仇、牟君才、翟长愻这样的人。或许要杀的正是这些人。

  薛仁杲败,李世民确实捞了大大的一笔政治资本。七月兵败的阴影也冲走了。李世民被任为太尉,于十二月任陕东道大行台。从第二次为帅,到薛仁杲降,总共八十天,龟缩倒有六十几天。直至最后十几天,才突然来了个飞来横福。

  薛举之地并没有马上入唐。薛仁杲败于折墌,属安定郡。从《旧唐·地理志》看,该年仅收回安定郡、平凉郡,改为泾州与原州。估计陇州、宁州也得以回归。总之仅收复失地。薛举原据的天水郡、金城郡、浇河郡均至武德二年才收入唐,并改为秦州、兰州、廓州。可见薛仁杲败后,其余部及所据地犹在。是谁下的史无记载。

  李轨趁机夺取了枹罕郡、西平郡。平凉郡的会宁镇也入李轨之手,平李轨入唐才为会州。《旧唐·地理志》有“隋西平郡。武德二年,平薛举,置鄯州”之说。如不是记载转抄错误,便是先入唐手,后又被李轨夺取。以此论,薛举下后,唐与李轨矛盾激化。但从历史记载看双方还未到了争城夺地打了起来。不知有否隐讳。

  《旧唐书·李轨传》称,李轨于武德元年冬,攻陷张掖、敦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即表明了这一事实。张掖、敦煌早就属李轨了,《旧唐》笼统地把它们归入武德元年。

  而《通鉴》说李轨于义宁元年,击败常仲兴,未几,攻张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尽有河西五郡之地。“又是把武德元年下西平郡、枹罕郡,笼统地与张掖、敦煌归在一起了。

  但《旧唐书·李轨传》说:“武德元年冬,轨僭称尊号,……薛举遣兵侵轨,轨遣其将李赟击败于昌松,斩首二千级,尽虏其众,……未几,攻陷张掖、燉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其事与《通鉴》义宁元年类似。但武德元年冬薛举已死,《旧唐》又把义宁元年事混入武德了。

  但不管如何,李轨确实在西边攻击牵制了薛举军。唐高祖的远交近攻取得了很大实效。

  (八)战争后果与责任

  李世民最大的收获是——他原来没有自己的军队,其军队原是从平阳公主那儿盗的——经过那么多月的反复,虽受了十死五六的损失,现在确实是他的了。不但丘师利,李仲文也一直受他指挥。薛举部下梁胡郎、钟俱仇、牟君才、翟长愻、浑幹等均来降,他又直接从薛仁杲那儿接管了一万多人。现在这些实实在在是他的军队了。

  然而对唐,对陇右都受了重大的损失。全国的间接损失就不提了。

  唐军损失惨重,而薛仁杲败,不但也有许多士兵死伤,最关键的却是,其余的又都被李世民带走了。在陇右留下的是孤儿寡妇与活寡妇。这些活寡妇,大多很快又成了真寡妇。她们的丈夫成了李世民的兵。李世民又不会打仗,后来又败掉了。平阳公主的军队按十死五、六计,尚该有四、五万人。加上萧瑀、张隆、窦璡、及汉阳郡降军之战余,再加上薛仁杲及其降将那儿接受来的,总也有若干万人,合在一起不算小了。但后来李世民驻长春攻蒲坂久攻不下。刘武周、宋金刚大举南下,唐高祖命李世民援晋阳,李世民派李仲文、姜宝谊败没。到高祖亲征河东时,李世民仅剩下三万人。武德三年一月之败,所剩便无几了。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等降,又有一部分军队到了他的手中。刘武周因部下杨伏念等降,出逃,所降之兵,想必又有不少成了他的私家军队。所以后来说李世民的军队大多是山东人,而不是平阳公主的关中人,也不是陇中人。再后战王世充,李世民又连打败仗。战窦建德时仅三千五百人。这当是他的私房军队。其他如李世勣及窦轨的川兵等,均不计在内。实际战窦建德军队远不止此。以此算,无论是平阳公主的娘子军,还是薛举的陇西降军,几乎被他消耗殆尽了!这些陇西降军绝大多数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他们的妻儿,也就绝大多数注定要成为孤儿寡妇。

  薛举所据五郡人口统计如下:

  表 二 :

  隋 郡 大业五年户数 每户五口计 唐 州 贞观十三年口数 孑 遗

  天水郡  52130   260650  秦 州  25073     9.6%

  金城郡   6818    34090  兰 州   7205    21.4%

  西平郡   3118    15590  鄯 州   9582    61.5%

  枹罕郡  13157    65785  河 州  12655    19.2%

  浇河郡   2240    11200  廓 州  24400    217.9%

  ———————————————————————————————

  合 计  77463   387315        79015    20.4%

  损失惨重!只剩下五分之一。这还是唐高祖平定天下近二十年后的事,实际损失当更惨重。尤其与唐最近的天水郡十不剩一。那儿正是唐秦之战离战场最近的地方。浇河郡人口倒有很大增长。显然那儿战争未及,大批难民在那儿定居。

  李轨所据三郡人口统计如下:

  表 三 :

  隋 郡 大业五年户数 每户五口计 唐 州 贞观十三年口数 孑 遗

  武威郡  11705    58525  凉 州  33030    56.4%

  张掖郡   6126    30630  甘 州  22092    

     肃 州   7118    95.4%

  敦煌郡   7779    38895  沙 州  16250    

    瓜 州   4322    52.9%

  ———————————————————————————————

  合 计  25610   128050        82812    64.7%

  李轨是安修仁、安修贵不用战争下的。后太子与杨恭仁去安抚人口保存了近三分之二。功劳不小。被李轨夺取的薛举西平郡也保存了61.5%。

  原来薛举所据五郡,是李轨三郡的三倍多,现在还不及李轨处。

  但损失最惨重的当是原属唐的陇西其余各郡了。由于李世民兵败,成了双方争夺的地方,受兵祸最重。

  表 四 :

  隋 郡 大业五年户数 每户五口计 唐 州 贞观十三年口数 孑 遗

  陇西郡  19247    96235  渭 州   9028     9.4%

  汉阳郡  10985    54925  成 州   7259    13.2%

  武都郡  10780    53900  武 州   1152     2.1%

  临洮郡  28971   144855  洮 州   8260    

     岷 州  19239    21.8%

     叠 州   4069    

  宕昌郡   6996    34980  宕 州   1461    4.2%

  ———————————————————————————————

  合 计  76979   384895        50468    13.1%

  只剩下13.1%。丢失的陇西郡十不剩一。宕昌、武都几乎成了无人区。

  原最繁荣的临洮郡分成三个州。直到武德二年才置洮州、叠州。可见很可能被李世民丢失了很大一部分。唐高祖把剩下的置岷州。这又是义宁二年的事。所剩人口以岷州占了大多数,州治所在反不到岷州一半。可见洮、叠两州因战祸所及,丢给薛举。人口损失一定十分严重,也几乎成了无人区了。全靠岷州未丢,临洮才留下五分之一人口。这五郡如排开岷州,可能就是十不剩一。

  汉阳郡因窦轨败,丢给薛举,剩下人口与平均等。算是剩得最多的了。

  以上三项合计:大业五年有180052户,以每户五口计,当有90万人。到贞观十三年仅剩212295人,孑遗23.4%。

  关内道战祸波及郡州,也损失严重。

  表 五 :

  隋 郡 大业五年户数 每户五口计 唐 州 贞观十三年口数 孑 遗

  扶风郡  92233   461115  岐 州  108324   

     陇 州  18603    27.5%

  北地郡  70690   353450  宁 州  66135   

     豳 州  64819    37.1%

  安定郡  76281   381405  泾 州  35921     9.4%

  平凉郡  27995   139975  原 州  10512    7.5%

  ———————————————————————————————

  合 计  267189   1335945       304314    22.8%

  可见尽管扶风郡人口众多、城市坚固,孑遗仍只有27.5%。那是义宁二年窦轨归唐处,也是刘世让败没处。李世民正在那儿。扶风郡所剩置陇东郡,后又常达败失。

  北地郡算最好了,也只剩三分之一强。义宁元年属唐,二年分置豳州。宁州被围,后为刺史胡演击却之。豳州也进入了薛举军。由于至少两郡治均未失,孑遗最多。安定郡、平凉郡十不剩一。平凉郡未考虑丢失的会宁镇。《唐志》无贞观十三年数字。但经过一百多年恢复,到天宝也仅4594户,26662人。此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计入,也决不会改变平凉十不剩一的情况。有些县,如朝那、默亭,所以会失踪,最大可能就是人口损失殆尽,县彻底废了。

  《隋书·列女传·裴伦妻》讲了一个故事。裴伦为渭源令,县城落入薛举手中,裴伦被杀。其一妻二女三媳全部跳井自杀。《隋书》称此事发生在大业末,然这是谎言!渭源属陇西郡,后改渭州原来就在唐手。正是李世民兵败才落到薛举手中的。薛举军是否见到妇女就要奸淫?这连李世民与《旧唐》等也都没有说。也许这六名妇女是自惊自扰而死的。但李世民兵败失地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萧瑀的河池郡,唐属山南道,改为凤州。大业五年有11202户,贞观十三年仅9794人,剩下17%。

  贞观十四年高昌国王麹文泰不服唐。李世民派侯君集击之。

  文泰闻唐兵起,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已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 (《通鉴》)

  可见陇西之凋敝。因麹文泰正好病死,侯君集侥幸打了胜仗。

  隋末丧乱,百姓遭殃,户口大减。当然得首先追究隋炀帝代表的腐朽反动势力的罪责。政治苛暴,引起天下大乱。但各处损失大小不同,其体情况不同,各有各的具体责任者。李轨据地尚剩64.7%,为他夺取的薛举西平郡尚剩61.5%,而薛举据地总计只剩20.4%,原属唐的唐秦争夺处更是十不剩一。那就不能全怪隋炀帝了。正是李世民打了败仗,才使原唐地成了战场。相应地薛举原据地战祸较少,反而保存较多。自然薛举与隋对唐弼的战争也是一个原因。但全国到处是战场,不是这儿才有唐弼。李世民无法逃脱罪责!

  薛举五郡为何西平郡保存的是总计的三倍呢?——薛举五郡所受的直接战祸不算大。应该这样理解,那就直至薛仁杲败,那五郡损失人口实际并不多。决定性那战,李世民仅消灭几千人。其余主动或被迫投降的。薛军东要对付唐,西要防李轨。大致东面郡的壮丁用于对付唐,西面郡的壮丁对付李轨。——乡土观念使然。西平郡等也因此在薛秦败后,土地军队人口都入李轨处。后来没打就下,太子、杨恭仁等处置正确,没把那儿壮丁作为私家军队。夫妻尚得团圆。得以耕作生子。李轨能够宽待俘虏也是原因,李轨功劳不小。而李世民就不一样了,降军全成了他的私家军队走上了不归路。留下了妇女儿童老残等。那儿又没真正均田,勉强耕种着贫瘠的土地。救死尚恐不及,加上失去了丈夫,何谓生儿育女?到贞观十三年,二十二年过去,人口就稀落了。

  突厥入寇是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突厥当然有罪责。但李世民反对均田何尚没有罪责?自然如把陇西人口大批迁往关东,陇西将空。但这些人到了关东,得以开垦肥沃湿润平原。每丁可得百亩土地,寡妇不但可得四十亩,还可获再婚的机会,可以生儿育女。在严守租庸调制及每丁得百亩土地下,一个丈夫供养两个妻子,及她们的儿女是足足有余的。待人口恢复了,再向陇右移民复垦也不迟。李世民贞观四年李大亮说:“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通鉴》)便是明证。如不能移民就应及早将突厥打败。唐高祖武德七年迁都移民被阻后,就准备最后解决突厥问题。可李世民于武德八年打了败仗。武德九年突厥再度入侵时,又发动了玄武门阴谋。并与突厥订下了屈辱的便桥之盟,使突厥又祸害了四年。如不是突厥解体的话,真不知关陇的灾难何时才是头?李世民在突厥内乱请降后,仍发动了灭突厥的战争,是对关陇的又一次摧残。后来又连连战祸,战高昌,再高昌置州。便是又一大罪状!

  然而唐秦战争的损失远不只如此。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得利的总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也总要挑起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刚开始唐军大败,平阳公主的农民起义军,与太子麾下的刘文静、刘弘基等农民军损失惨重。就是其他人如窦轨所率的何尚不是农民军?薛秦解体失败,损失的也是农民军。说薛仁杲残酷,捉富人以责金宝,张贵尤淫暴,以至前来投靠李世民的褚亮、钟俱仇、翟长愻、梁胡郎等,自然是地主阶级的背叛。反攻倒算是难免的。张贵腰斩便是例子。但这一背叛,对唐亦是一祸害。自此以后,唐军中有了一支地主武装。最后杀害了太子、齐王,推倒了唐高祖,武德功臣大批受迫害,李世民代表的地主阶级篡夺了政权。

  薛举薛仁杲自然有重大责任。他们扩展地盘不论对象,很早就与唐弼打了。在当时应把矛头对准旧隋,及其腐朽继承者,如王世充、宇文化及等。可在太子建成东向洛阳,李孝恭等南下巴蜀时,他们发动了骨肉相残的唐秦之战。以至两败俱伤。

  薛秦所处地狭隘,地理位置注定不利。但如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就理应顾全大局,当不上皇帝就不硬当。让唐军全力对付旧隋,自己安坐陇右,将息百姓,恢复发展生产。就是要扩展势力也当南下四川。如有机会打下益州,则可迁都成都,并有指望夺取全川。旧隋的地盘是人人可以夺取的。但如像扶风,乃至长安,被唐捷足先得后,就不要再争了。再争就是农民军自相残杀,性质变了,不再是推倒腐朽残暴的旧隋皇朝,完全成了非正义战争,干扰了反隋大方向。太子被迫放弃洛阳就是明证。我们不能苛求唐对薛举采用和平解决。就是努力和平解决也不大可能有效。唐朝基本上是正义的自卫战争。

  薛举进攻唐,结果是两败俱伤。自己也身名俱灭,实在是咎由自取。倒霉的是广大农民士兵。当时唐已夺得关中,且有河东,势力强大,后又取得四川。薛举薛仁杲可以获一时之胜利,却不可能用战争手段灭唐。以后讲到唐还有两个野战军,及齐王元吉和其他地方部队。就是灭了唐,自己也精疲力竭,关中亦已残破。既祸害了天下,又于己无利。自然薛仁杲不但降后不该杀,就是硬捉住的也以不杀为好。

  李世民也逃不脱重大责任。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就应该打赢,而不是丧师失地,许多郡被蹂躏。

  (十)刘文静之死

  李世民兵败泾州。刘文静、殷开山成了替罪羊。第二年九月初六辛末,刘文静伏诛。李世民归罪于裴寂。

  这又完全是谎言!该年六月二十六日癸亥,刘武周、宋金刚大举南下,李世民援军姜宝谊、李仲文败没。裴寂临危请缨,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刘武周。至刘文静死已六十八日,又怎么能够谮刘文静呢?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出来,给裴寂加罪的。司马光并非不知道。可他不但不对李世民捏造的谎言有一点怀疑,反而毫无根据地倒推出“寂未行时,先有此言,高祖未忍杀,至是乃决意耳”。总之李世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即使漏洞比天还大,也非照着李世民要求,硬给裴寂加罪名的。李世民会编谎,编得不像,他们会替他圆。

  好吧!就算裴寂说过,既然高祖未听,那此事就已过去。以后致刘文静死,就应与裴寂毫无关系,是其他人的事了。

  《通鉴》是这么说的。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新、旧唐·刘文静传》大致相同。《旧唐》赞曰:“风云初合,共竭智力。势利既分,遽变仇敌。”史臣给裴寂开列了四大罪状,(李世民也给裴寂开列了四大可杀之罪)但还是把裴寂放在刘文静前。《新唐》则干脆把刘文静放在裴寂前。

  这儿显而易见有谎言。裴寂人在河东,在外面打仗如何问状?唐高祖又怎么能让他审刘文静?他又怎么能下谮言?

  从这儿看,刘文静不是无可杀之罪。首先是他要杀裴寂,但还仅是杀人动机而不是行动。如出于个人意气,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那不但他先极端无理,而且问题就大了。但仔细推敲这一说法亦大有疑问。

  或许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贞观时已人所共知,这便给李世民加罪于裴寂提供了方便。但仔细算两人的行踪,所谓“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未必是事实。

  既谓“风云初合,共竭智力。”,那一开始刘文静与裴寂不至于如此吧!什么时候成仇雠的呢?

  刚开始裴寂始终在高祖身边。而刘文静出使突厥,背回了让高祖当刘武周、梁师都那样的仆从皇帝的方案。高祖出于民族大义,未予接受。裴寂提出收起白旗,杂用绛白,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傀儡皇帝的方案。高祖接受。刘文静也无异议。再次出使突厥。这一去到高祖抵龙门才回。——这大概称不上“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还不至于成仇雠吧!

  李世民把刘文静捧得很高。一是为了贬低父亲,抬高自己。胡编晋阳起义是自己与刘文静两人策划的。反正刘文静死得早,在以后可由着他说。甚至连与突厥的外交也归功于刘文静。但刘文继第一次出使并不成功。是高祖扭正方向便是明证。可李世民还污蔑高祖称臣于突厥,祥见《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东突厥》。第二便是贬低太子。屯永丰仓歼灭屈突通主力,就首先是太子的功劳。李世民突出偏将,抹煞主帅。这是一切反动派篡改历史的惯用伎俩。

  由于以上原因,与裴寂比,刘文静刚开始地位的确不很高,那也是应该的。裴寂首谋起兵。高祖出兵,裴寂出物资。所以一开始就封县公。后来又一直在高祖身边出谋划策,从事具体工作。但即使如此,高祖也没亏待刘文静。京师平,裴寂进封魏国公,刘文静在歼灭屈突通残余后,封鲁国公,均为大国。高祖登基,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不久又一起得免二死,在此以前,刘文静正与裴寂意愿相同,也“位望略同”,按理不该有妒忌之心。

  如刘文静谏“贵贱失位”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去打薛举当在高祖登基以后。从三月跟太子从洛阳回,到去西线,中间最多有两、三个月在朝廷与裴寂在一起。那是他一生的顶峰,不至于与裴寂“有所是,必非之”吧!按李世民说是四月下旬才回,那最多一、两个月。如从洛阳回来就去西线,那是连这一、两个月都不会有。

  这以后就是李世民七月兵败泾州,代李世民受罪责了。

  按《新唐·高祖本纪》功臣免死约于武德元年八月初六戊寅。李世民败于泾州,是七月初九壬子,刘文静已当了替罪羊。尚能得免二死待遇。刘文静除名是在壬申日,《新唐》称八月当误。该年八月癸酉朔,无壬申,壬申当是七月二十九。即败后二十天,除名前七天。高祖当然已知西线败讯,还对他特别照顾,没忘了他的功绩。

  真正使刘文静与裴寂地位悬殊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七月之败。除名后,刘文静栽了下去,也就失去了与裴寂共议朝政的资格。所谓裴寂“有所是,刘文静必非之”,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

  不久刘文静又跟李世民去打薛仁杲。平后,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亥,李世民至长安,刘文静当是此时回长安的。但十二月初二壬申,李世民即为陕东道,他担任陕东道行台右仆射。在京只有九天,充其量与裴寂见上一面,不会有议朝政的机会。当时他任民部尚书也只是个名,何况远在仆射之下。不久又与李世民一起镇长春殿,一时连议朝政的资格也没有。——这我们已知道,实际是攻蒲坂。这是他当时的真正任务。

  裴寂无门第观念,刘文静等级观念强,两人或有分歧。但因位望悬殊,裴寂“有所是,必非之”简直不可能!

  我们可以相信,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但由于不在一起,裴寂可能到刘文静死,还蒙在鼓里。

  既然使刘文静栽下来是七月之败,替李世民当替罪羊。那么顺利成章的是,刘文静有怨望,当首先冲李世民,其次才是妒忌裴寂。

  真正在高祖面前告刘文静的,根本不可能是裴寂。第一个嫌疑犯当是李世民。

  刘文静怨望李世民,使七月之败真相可能暴露危及李世民,这是李世民告他的第一动机。

  刘文静正与李世民镇守长春殿。上告这样的大将必先经过李世民。无论是刘文静之妾,还是妾兄都不可能自己告到高祖那儿,除了李世民代为转达还有谁?甚至我们还可问:究竟是李世民代他们转达?还是李世民利用他们除掉刘文静?其他人也未必肯转达,能转达并肯转达,必是地位高,又欲制刘文静于死地的人。

  李世民说,他在唐高祖面前为刘文静说话,纯是一派胡言。什么:“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既表白刘文静不是自己所害,又借此为自己贴金,把晋阳起义说成是自己与刘文静策划的。他人在朝邑,又如何为刘文静开脱?蒲坂是顽固堡垒,令他攻克。独孤怀恩攻了一百一十天未克,就受唐高祖责备。而此时李世民已攻了二百六十九天了,难道他还能擅离职守?

  假使李世民此时确在长安高祖身边,那问题还要严重,刘文静是他亲自押送到长安的。

  所以《通鉴》那段话里充满着谎言。刘文静死时,裴寂不在场,也不知道,李世民也不在场。裴寂没有谮过刘文静。李世民也没有为刘文静说过话。告倒刘文静的多半是李世民。刘文静的罪名也根本不是什么廷议意气用事。书中不是明明写着谋反吗?

  什么样的谋反罪?没有任何记载,这就有鬼。但我们仍可知道。这是明摆着的。那就是走后来独孤怀恩之路!——《唐高祖亲征河东道》中已说过。在李世民统治下,陕东道虞乡多盗,夏县、解县欲反——勾结蒲坂的王行本,南下永丰仓,北连刘武周、宋金刚,夹攻裴寂,只有这样才能制裴寂于死地。刘文静自供妒忌裴寂。又有妾兄作证。恰恰在唐高祖面前印证了这一罪状。唐高祖低回久之,不忍杀,但为了大局又觉得不能不杀。

  李世民以比独孤怀恩长一倍半的时间攻蒲坂,仍不下,自然更不可能不受高祖责备。他虽贪天之功为己有,常把别人去的地方,说是自己去的。对攻蒲坂却一字不提,好象别人忙于打仗,他在休息。这正表明他攻蒲坂不顺利。现在说刘文静勾结王行本,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了,真可谓一箭双雕。也正如此,刘文静究竟是什么谋反罪名?不能指望李世民给我们留下真相。

  《唐高祖亲征河东道》已说过,李世民说李轨下,是他去的凉、甘纯属吹牛。如真去了凉、甘,只怕连路上时间也来不及,又怎能为刘文静说话?在读唐史中,经常可以发现李世民这类分身术。这次他成了三身国的人了!

  最说明李世民制死刘文静的,恰恰是贞观三年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了。那年他整裴寂,假惺惺地为刘文静平反。目的正是利用人所共知的刘文静妒忌裴寂,诬陷是裴寂害死了刘文静。即打击了裴寂,又表白了刘文静不是自己害死的,又可以编出自己与刘文静首谋起义的神话,贪天之功为己有,真可谓一举三得。

  可偏偏刘文静两个儿子都不领情。照理说刘文静追复官爵,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那么刘文静儿子应感激涕零。但刘树义与其兄刘树艺仍怨其父被戳,这怨恨明明是冲着李世民来的。这不是说他们认为父亲是李世民害的吗?最后以谋反罪被李世民杀害。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他们被没为奴,还有什么资本谋反?可李世民心狠手毒,把刘文静两个儿子也杀害灭口了——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使刘文静之死成了永久的秘密。可纸包不住火,一千三百年以后,一个恶魔还是把这一血腥恶毒的阴谋揭穿了!!!

  刘文静死得早,一切就可以由着李世民编着说了。晋阳起义本是高祖一手组织的,太子建成还参与,李世民蒙在鼓里。所有的人都是唐高祖聚集的。太子、裴寂起了很大作用。李世民本毫无功绩可言。可他却恬不知耻地把晋阳起义归功于自己,说成是自己与刘文静策划的。即害之、又捧之。害之是为了掩盖晋州之败的罪责,又可推卸久攻蒲坂不克的责任。捧之是把刘文静说成首议者,自己也就成了晋阳起义的组织者。于是刘文静入狱,李世民探监,并在狱中策划起兵的谎言编出来了。刘文静称他“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的谎言也编出来了。就这样据说在狱中策划一番后,也不知刘文静出没出狱,如何出狱?就可以“部署宾客,潜图起义。”了。

  刘文静的实际功绩远不如所说那么高。而裴寂的功绩又多半被抹杀了。从高祖南下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屯贾胡堡还是到河东,都是裴寂在帮高祖出谋划策。后来任右仆射是实际的宰相,可比萧何。别的不说,拟订并贯彻租庸调法及均田制,作具体工作的只能是裴寂。人们常把房、杜比做萧、曹。其实房、杜加在一起也顶多抵半个曹参。所以房玄龄传中没有多少事迹也!何况裴寂在河东临危请缨,后又与高祖一起去战王世充。那是萧何都远不及的!

  把刘文静与裴寂合卷是完全荒谬的,裴寂理应独立成卷。许敬宗把刘文静、长孙顺德、钱九陇三人同卷,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那么许敬宗如何对待裴寂呢?史无记载。但既然刘文静分出去了,似乎没有人能与、或只能与裴寂同卷。较大的可能是裴寂独自成卷,加上一些附传。众所周知许敬宗的书在他去世后,被刘仁贵大加篡改了。

  李世民到处要借别人之口说自己有天命,刘文静便算是第一个。现在不多说,只举一例。据说李密见到他,惊服道“真英主也!”封建史官便肉麻地说:“此岂独相表服之哉?威灵气焰足以服之也!”他以为李密不久以后叛死了,就可以由着他说了。借李密之威望来为自己称天命。可我倒正要问:如果李密真的遇到真命天子了,那不久以后为什么又要叛?!

  李密的话据说是对殷开山说的。为什么知情者总是个别人,且早死?《旧唐·殷峤传》说他征刘黑闼:“道病卒。太宗亲临丧,哭之甚恸,赠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谥曰节。”是不是也是杀人灭口,掩盖泾州败绩?不敢推断。但赠官的只能是唐高祖,绝不可能是他李世民。李世民篡弑上台后,封四十三功臣,没有刘文静,也没有殷开山。看来李世民对殷开山也没有什么感情。

  唐高祖所拟免死名单,在四十三人中,只剩下裴寂、长孙顺德、柴绍、刘弘基、唐俭、张平高、刘义节(刘世龙)七人,不久也全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柴绍最轻贬为华州刺史。裴寂被开列了四大可杀之罪,流放静州至死。唐俭招降东突厥差点被李靖害死。这个旧隋特务称起义元勋“唐俭辈不足惜”。如不是李世民排斥打击,岂敢如此藐视?唐俭后为御史所劾贬官。但在武德功臣中他的确最幸运。他亲眼看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集团的衰落,于显庆元年去世确实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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