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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一座城︱泾川文脉有多深?

2026年11月21日 来源:作者原创 点击数:

这篇文章查阅资料一周时间,撰写将近一周,修改完善用了两天时间,成文于一个降雨的深秋清晨。就是此刻。

在泾川工作已有23年了,这里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第二故乡也是故乡。常有天南海北的朋友问我:泾川到底有什么好逛的好吃的?我每次都会给出答案,大云寺、王母宫、擀面皮、豆腐脑。但总觉得答案不够标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泾川,又不能代表泾川。

尤其是当说到泾川文化的时候,是佛道教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还是?所以总是感觉意犹未尽。

最近我零星地,也系统地进行思考。我说工作生活的泾川文脉到底有多深,有没有人能够用一篇文章说透。我想尝试做这件事,但总是感觉才疏学浅,怕贻笑大方,但后来想想,事总要人去做。

所以还是搜肠刮肚地去思考、去追忆。

泾川的文化,厉害的地方其实不在于哪一个单点有多牛,而在于它一层叠一层,从六十万年前一直积淀到今天,每一层都有东西摆在那儿,不是空口说白话。

全国的县城,差不多都有一句开场白:大美某某,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话听多了,感觉像套话,也就不以为然。厚在哪?深在哪?大多数时候答不上来,要么是县志上抄几句话,要么是把一个传说翻来覆去地讲。我们现在说泾川是“丝路古城、千年泾州”,诚如是,因为泾川大概是陇东这片地方为数不多的、经得起追问的县城。

这篇文章想做的事很简单,就是试图把泾川的文化家底一篇一篇翻给你看,看看这“深”字,到底深在了哪里?

翻开之前,先回答几个我认为的为什么:为什么是泾川?为什么六十万年前的人在这儿打石器?为什么丝绸之路要从这儿过?为什么佛教东传,偏偏在泾河两岸开了五百多个窟?为什么李商隐一辈子最好的七律,写在了这儿?

答案其实藏在地图上。泾河从六盘山东麓发源,切出了一条天然的东西通道。这条通道,往东是关中平原,往西是河西走廊,往北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往南是秦岭。泾川就在这个口子上——关中的西大门,农耕和游牧的碰撞带,中原和西域的中转站。人要从长安去河西,必须走这儿;商人要从西域回长安,也必须走这儿;和尚要从印度来中国,还是得走这儿。

地理决定了命运。六十万年前如此,一千年前如此,今天还是如此。

一、远古人类文化源远流长

说一个地方的历史悠久,一般都是从先秦算起。但泾川的根,比先秦要老得多。

一九七六年夏天,太平乡梅家洼村背后的大岭上,当地农民犁地的时候翻出了一批石头。四十多件标本,大多是砸出来的石片和石核,能称得上“石器”的有十八件——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很粗笨,一看就是刚学会打制的人做出来的。就是这批粗笨的石头,把甘肃境内人类活动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距今约六十万年前。这是甘肃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置也够西——中国北方旧石器早期遗址里,它是最靠西边的一处。

六十万年是什么概念?蓝田人大概是七十万到一百一十万年前,北京人是七十万到二十万年前。大岭上的石器,年代跟蓝田人差不多。你站在大岭上的红土层上,脚底下踩着的,就是和蓝田猿人同一时期的人类活动痕迹。陇东高原的人类史,从这儿有了一个明明白白的开头。

大岭上是早期,那晚期呢?一九七四年,泾明乡白家沟牛角沟,出土了一具人头骨化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后认定,这是一具晚期智人的头骨,年代大概在一万五千年到四万八千年之间。考古界按惯例叫它“泾川人”,也有人叫“泾川少女”——因为性别鉴定倾向于女性。

“泾川人”的价值,不止是填补了甘肃人类化石的空白。她的枕外隆凸特征,在欧洲同期人类化石里也常见,有学者就拿这个说事,认为这是欧亚大陆早期人群基因交流的证据。更要紧的是,“泾川人”已经是现代人模样了,这对那种认为现代人全部从非洲走来的单一假说,是个来自东亚的反证。

旧石器之后是新石器。泾川境内有好几处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向明西坪遗址、枣林子遗址,都采集到了仰韶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片,上面画着弧线三角纹、勾叶圆点纹,五千年前的人手绘在陶盆上的图案。一九八七年合道乡徐家村出土的半坡类型双耳尖底瓶,是泾川发现最早的制陶遗物。从打制石头到磨制彩陶,泾川的人类史中间没有断档。

大岭上的那块石头,就是泾川文化的第一页。别的县讲历史,从先秦开始说就够长了,泾川一开口就是六十万年。这不是县志上抄来的套话,是红土层里挖出来的打制石器、人头骨和彩陶片。我们脚底下这片黄土,比大多数县城的建城史还要古老几十倍。深到这一层,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深厚了,是人类起源意义上的深厚——这块土地上有人的历史,长得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二、方国姓氏文化根脉深长

从旧石器时代的暮色里走出来,时间一下子快进到商周。

《诗经·大雅·皇矣》里有这么一句:“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这是周人唱自己伐密须国的史诗。诗里提到的“阮”和“共”,就是商代末年泾川地面上的两个方国。阮国的地盘大概在今天城关、罗汉洞、泾明、红河这一带,共国则在城关水泉寺附近。两个都是商的诸侯国,后来都被周人灭了。

《辞海》在“阮”字条底下写得明明白白:“阮,古国名,偃姓,在今甘肃泾川,周文王所灭。”这是两千多年文献一路传下来的定论,有根有据。水泉寺村有“共池”遗迹,从古到今的史学界都认为这是古共邑的标志。水泉寺还有个地方叫“阮陵”,具体在哪儿虽然还没考古确认,但地名一直留到今天。

阮国灭亡之后,公族子孙就以国为姓,往陕西、河南、山东、安徽这些地方迁徙。到了魏晋时期,阮氏在河南陈留郡发展成了名门望族——竹林七贤里的阮籍、阮咸,就是陈留阮氏的后人。说白了,今天散居全国各地的阮姓人,往上追溯郡望,根子都在泾川这片泾河川道上。一个姓氏的源头,和一座县城的起源,就这样在《诗经》的句子里接上了头。

西周灭亡以后,义渠戎占了陇东,泾川成了义渠国的地盘。这种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来回拉锯的局面,在后来两千年里反复上演——泾川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永远处在两种文明碰撞的前沿上。

“侵阮徂共”四个字,让泾川在《诗经》里落了户。《诗经》是什么?是儒家经典,是两千年来读书人从小背到大的文本。而这部经典里偏偏就有泾川的名字。天下阮姓人修家谱,翻到最后也是这方水土。文献和土地对上了,家谱和县志接上了,中间没有断档。全国能把县名写进《诗经》的地方,为数不多。这种经典里有我、姓氏里有我的根脉感,不是靠文化研究者凭空臆想出来的。

三、古城遗址文化阅尽沧桑

在泾川,有一片被时光遗忘的城墙。

泾州古城遗址就在泾河北岸,根据甘肃省文物局的考证,古城始筑于西汉,北周、唐、宋历代都有补修,一直沿用到元代,明初废弃。(还有一种说法,泾州古城在明洪武年间毁于一场大水),古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重,外城东西长两千四百米,南北宽约一千九百米,夯土层到现在还能看见。

你站在千年古城遗址边上,能看到什么?夯土筑成的城墙残段,高出地面好几米,土层里夹着汉代的瓦当碎片、唐代的砖块。风刮过去的时候,好像还能听见千年前街市上的人声马叫。这座城,曾经是整个陇东的行政中心,后来城池慢慢被黄土层掩盖,被荒草淹没,一直完整保存到今天。

古城遗址是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价值在于,这是一个时间的容器——你脚踩的每一寸土地,都叠压着从汉代到元代的遗存。考古工作者在这儿挖下去,一层一层都是朝代。这种“城摞城”的景观,在黄河流域的大古都里不算稀奇,但在陇东的一个小县城里,实在是难得。

躺了几百年的古城墙,是泾州历史最实在的见证。很多人讲泾州,讲的是史书上的泾州。但古城遗址告诉你,泾州不是纸面上的一个概念,它是真有城墙、真有街道、真有城池的。它废弃了几百年,但夯土还在,瓦当还在。一个地方有没有历史,不是看你现在盖了多少高楼,是看你脚底下埋着多少座旧城。

四、丝路重镇文化连通中西

从长安出发,沿着泾河河谷一路往西,过了长武,进入甘肃地面的第一座城池,就是泾州。

“西出长安第一城”——这个名号,是地理事实给的。泾河从六盘山东麓发源,切出了一条天然的东西通道。这条通道在汉代就是丝绸之路北线的主干道,使节、商队、和尚从长安出发,沿着泾河西行,必须经过泾州,再往平凉、固原方向走,才能进河西走廊。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打下平凉之后,在安定郡的地盘上置了泾州。这是“泾州”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新设立的泾州管着六个郡十七个县,范围覆盖了整个泾河流域,包括今天的泾川、灵台、镇原,还有陕西长武、彬州的一部分。安定郡的郡治,也从最初的高平(今天宁夏固原)南迁到了临泾(今天的泾川)。

这次郡治南迁,意义怎么估都不过分。在这之前,安定郡的中心在高平,位置偏北,紧挨着游牧民族的活动前沿。经过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那几百年的战乱,人口少了,田地荒了,高平已经撑不起一个郡治了。南迁到临泾,是因为这儿离长安更近,受战争破坏相对轻,泾河川道的农业条件也好。从这时候起,泾川就成了陇东泾河流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这个地位一直保持到清末。

唐代,泾州归关内道管,领五个县。唐玄宗天宝年间一度改州为郡,又叫安定郡。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在西北设了好几个节度使,泾原节度使的治所就在泾州——管着泾、原两个州,是防备吐蕃往东打的前沿重镇。到了北宋,泾州是陕西四路总指挥部所在地,范仲淹、韩琦主持西北防务的时候,泾州就是整个陇东军事体系的枢纽。

从北魏到清末,泾州的州府牌子挂了一千五百年。周边那些今天听着也像模像样的县,历史上都归泾州管。安定郡治从高平南迁到临泾以后,这儿就成了陇东泾河流域的中心,这个地位一直坐了一千多年。今天的泾川虽然只是平凉市下面的一个县,但厚重的历史摆在那儿——它真真正正当过一千五百年的区域中心。这种连续性,在甘肃的县城里是数得着的。

五、王母佛教文化并育共生

泾川文化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同时容得下两套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而且两套东西在同一块土地上各走各的,谁也不碍谁。

先说西王母。

泾川回中山,又叫王母宫山,坐落在泾河和汭河交汇处。传说周穆王和汉武帝都到过这儿,跟西王母相会。这当然是神话,但神话的背后,是一部人间信仰史。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回山上建了王母西真宫——这是中国最早的西王母祖庙,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六百多年。唐代贞观年间重修过,宋代达到鼎盛。

从北宋开宝元年开始,泾川民间的西王母庙会一届接一届办了下来,到今天已经办了一千零五十二届。什么概念呢?从北宋开国那一年算,庙会经历了宋、元、明、清、民国,一直办到今天,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千多届庙会,把一个神话人物从庙堂上的神圣祭祀,变成了老百姓日子里的人间烟火。

二〇〇八年,“西王母信俗”进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〇一五年,泾川西王母宫被国台办授予“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是甘肃目前唯一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台湾岛上的西王母信徒,认祖归宗,认的就是泾川回中山。连续九届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累计接待台胞超过一万四千五百人次。一个两千年前的神话,到今天成了连接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

再说佛教。

跟西王母这种本土信仰不一样,佛教是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传过来的。而泾川,正好是佛教东传路上的一个关键驿站。

沿着泾河两岸,西起王母宫,东至太山寺,直线距离不到一百里,分布着五百一十二个石窟和石龛——这就是有名的“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五百多个窟龛,像一串遗落在丝路咽喉的佛珠,密密麻麻排在泾河两岸的红砂岩崖壁上。这个规模,全国都不多见。

其中最有分量的是两座。一座是王母宫石窟,始凿于北魏太和二年(公元479年),由泾州刺史抱嶷主持开凿,是中心塔柱式的石窟,窟里现存大小佛像两千多尊。另一座是南石窟寺,始凿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也是泾州刺史主持的——这一位叫奚康生。南石窟寺的主窟高十一米、宽十八米,里面有七尊高大的立佛和十四尊胁侍菩萨,跟庆阳北石窟寺并称“陇东石窟双明珠”。除此之外,罗汉洞石窟有一百二十个窟,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县算下来,石窟寺一共有十三处。

有意思的是,这两座石窟,都是州级最高长官主持修的。抱嶷是北魏的老臣,伺候过三代皇帝,晚年外放泾州。奚康生是武将出身,打过仗,杀过人,最后因为政治斗争被赐死。这两个人,一个是年迈的宦官,一个是粗犷的武将,两个人性格迥异,但到了泾州,都干了同一件事——开山凿窟,礼佛造像。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年代,泾州是丝路重镇,来往的商人、僧人、使节络绎不绝,你不在这儿修个大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地方长官。开石窟,既是信仰,也是政绩,还是给过往客商看的脸面。

比石窟更让人吃惊的,是舍利。一九六四年,泾川县城关镇水泉寺村,发现了一个唐代地宫。地宫里出土了一套五重套函:石函、铜匣、银椁、金棺,最里面是一只琉璃瓶,装着十四粒佛祖真身舍利。这套文物被郭沫若先生鉴定为国宝级。一九六九年,又出土了一批舍利。二〇一三年,第三次出土佛舍利。半个世纪里三次出土佛舍利——这在全国是独一份。大云寺的遗址底下,叠压着四个时代的寺院:北周宝宁寺、隋代大兴国寺、唐代大云寺、北宋龙兴寺。同一个地方,四次建寺,四次供养舍利。武则天时期,大云寺是敕令珍藏《大云经》的皇家寺院。

把西王母和佛教放在一块儿看,你就会发现泾川文化的包容性:不排他。本土的西王母信仰和外来的佛教,在同一条泾河边上各占山头,各有信众,各有传承。回中山上有王母宫,山脚下有王母宫石窟;泾河北岸有大云寺,南岸有南石窟寺。两种信仰互不替代,交融在一起共存。这种宽容,大概就是丝路重镇留给泾川的精神遗产——千百年来,东来西往的人带来了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俗,泾川把它们统统接纳了,放在泾河两岸,各自生长。

千里之外的人专程来烧香、来研究,这就是文化的分量。一个县的地面上,同时存在着中国最早的西王母祖庙、五百多个窟龛的百里石窟长廊、三次出土的佛舍利、四个朝代叠压的寺院遗址——这种密度,全国找不出第二个。台湾的信徒坐飞机回来认祖,日本的学者飞来研究舍利,他们认的都是泾川。被人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的地方,文化底气自然是足的。这种深厚,不是自己吹出来的,是别人用脚步丈量出来的。

六、诗文经典文化辉映千秋

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文学传承是个硬指标。

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李商隐来到泾州。这一年他二十六岁,刚在博学宏词科考试里落了选,恩师令狐楚又刚去世,正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欣赏他的文才,把他招进幕府,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在泾州的这段日子,是李商隐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节点。他登上了安定城楼,写下了那首有名的《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这首诗为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中地位高?因为它跳出了一般登临怀古的套子。李商隐用贾谊和王粲的典故,写自己少年失意、寄人篱下的处境;又用“欲回天地入扁舟”一句,把扭转乾坤的抱负和功成身退的超然拧在了一起。王安石晚年特别欣赏这两句,说“虽老杜无以过也”——认为杜甫来了也就写到这个水平。

一个县的文化家底里,如果能有一首被历代诗选反复收录、被大诗人推崇到“老杜无以过”的七律,这个分量是肉眼可见的。安定城楼靠的不是楼本身有多高,是李商隐那首诗撑起来的。

跟李商隐前后脚,北宋的范仲淹也到过泾州。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李元昊叛乱,年过半百的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防。泾州作为陕西四路总指挥部,是他运筹帷幄的后方基地。“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那首有名的《渔家傲·秋思》,写的就是这一带的边塞风光。范仲淹在泾州待的时间不算长,但他在这儿完成了从一个文人到一个军事统帅的转变。

从李商隐的七律,到范仲淹的边塞词,泾川的文脉不是孤零零的一首诗,而是一条线——它连着诗经的风雅颂,连着唐代的诗,连着宋代的词,连着一千多年来文人站在这片土地上写下的每一个字。

李商隐一首诗,把泾川写进了中国文学史。《安定城楼》被选进历代诗选,王安石推崇到“虽老杜无以过也”的地步。范仲淹写“塞下秋来风景异”的时候,站的就是泾州这一片的土地。往后不管谁读唐诗宋词,翻到这一页就绕不开泾川。文学传承这东西,不是你自己说有就有的,是千百年读书人一代一代读出来、选出来的。能被选进课本、被大文豪点赞,这种深厚是经过时间检验的。

七、民俗活态文化生生不息

前面说的都是考古发现、石窟寺、唐诗古文——这些是“死”的文化,躺在博物馆里和山崖上的。但泾川的文化还有另一层:它到今天还活着,活在老百姓的年节里,活在乡间的社火队里,活在日常的饭碗里。

每年春节,泾川南北二塬的社火就闹起来了。北塬的社火偏“文”,地摊表演、秧歌小调;南塬的社火偏“武”,春秋刀、连枷棍、剑鞭锤锏,真刀真枪地耍。南塬的罗汉洞、泾明一带,武社火配上小曲演唱,刚柔并济。飞云乡正月十七的社火集中表演,从早上七八点一直闹到天黑,当地人叫“黑十七”——这是飞云独有的年俗。

社火队里最有味道的角色,叫“春官”。春官头戴黑礼帽,身穿黑长衫,披红挂彩,手拿一把扇子,走在社火队伍最前面。见什么说什么,走到哪说到哪——说物、说景、说人、说事,出口成章,即兴编词。春官的诗不是写在纸上的,是随口唱出来的,内容从五谷丰登到家庭和睦,从时政新闻到家长里短,无所不包。这种口头创作的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没人说得清。但它确实存在着,每年正月在泾川的村庄里重演一遍。

我去年正月去罗汉洞乡看社火,亲眼见过一个老春官。老头七十多了,牙齿掉了一半,说话漏风,但一开口就停不下来。队伍走到一户人家门口,他看见门口贴着红对联,张口就来:“大门楼子青砖砌,这户人家出财气。”看见主人端出来一盘烟,又来一句:“烟卷递到手中间,这户人家人缘宽。”旁边的人笑成一片,他自己不笑,一本正经地往下编。你说他这是诗吧,确实是顺口溜;你说它不是诗吧,它合辙押韵,应景应情,比很多硬凑的诗都强。这种本事,是一辈一辈看会的、听会的、练会的。

说到活态文化,不能不提吃。泾川的罐罐蒸馍,是当地独有的名优小吃——面做上大下小,像个小罐,蒸出来筋道耐嚼。一个“罐”字,取的是“一罐金子”的彩头,也暗合科举摘“冠”、万“贯”家财的吉祥话。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提一篮罐罐蒸馍,就是泾川人最实在的人情往来。还有泾川老豆腐、八大碗水席、血肠子猫耳朵,这些吃食里藏着的,是泾川人过日子的讲究。

再说到手上的手艺。泾川剪纸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逢年过节、婚庆满月,窗户上贴的剪纸,是庄稼人自己剪的。正月二十三“燎干干”的民俗里,孩子们把成串的“疳娃娃”剪纸烧掉,祈愿孩子无病无灾。还有彩灯笼制作、牛皮鼓制作,都是一辈传一辈的老手艺。

没人发工资的庙会,办了一千多届——这就是活的文化。别的地方搞传统文化,靠政策扶持、靠博物馆的玻璃柜。泾川的社火是正月里老百姓自己闹起来的,春官说诗是庄稼汉张口就来的本事。一千多届庙会,没人下指标,没人发补贴,四乡八邻自己就来了。文化延续到这个份上,才算真的扎了根,断不了。这种深厚是活的,是每年正月都会重演、每天饭桌上都在延续的。

八、红色革命文化浩气长存

讲完了古代的泾川,再说说近现代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泾川县王村镇。这支队伍在军长程子华、军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一路西征北上,计划到陕北跟刘志丹的红军会师。部队渡过汭河的时候,突然遭到国民党第三十五师的袭击。

就是这场遭遇战,改变了红二十五军的命运,也在泾川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名字——吴焕先。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军政委,在指挥部队突围的时候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他是红二十五军的创建人之一,也是长征路上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二〇〇九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吴焕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四坡战斗的临时指挥部,设在王村镇掌曲村一座大户人家的二层土楼上。这座楼后来被当地人叫做“红军楼”,一直保留到今天。楼上的窗口望出去,汭河水蜿蜒流过,八十多年前的枪声,好像还在山谷间回响。

吴焕先牺牲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很快到达陕北,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红军,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铺平了道路。可以说,泾川的汭河边,是中国革命征途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更早的时候,一九三二年四月,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一批教导队学员,在泾川凤翔路口举行起义,试图拉队伍投奔陕甘边根据地。西安事变期间,红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二军曾驻防泾川、灵台一带,作为西安的安全屏障。

二十八岁的军政委把命留在了汭河边,这就是泾川红色文化最厚重的一页。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建在汭丰乡郑家沟村,是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个县的红色文化,不在于你出过多少位高级干部,而在于有没有真正为革命流过血、牺牲过生命的人。吴焕先牺牲在泾川的土地上,他的英灵就埋在这里。这种用生命换来的红色记忆,是刻在土地里的,不是后来宣传出来的。

九、生态农耕文化绘就新篇

泾川坐落在陇东黄土高原上。历史上,这里水土流失严重,沟头不断延伸,塬面逐年萎缩。老一辈人回忆,一下大雨,泾河就变成泥浆河,塬边的地块一年年被沟道蚕食。

改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梯田建设,到七八十年代的小流域治理,再到九十年代以后的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几代泾川人,在干山枯岭上一锹一镐地种树、修梯田、打坝。

数字是最直观的:十年间,全县完成造林二十六万多亩,道路林网一千二百八十公里,全民义务植树两百多万株,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七点二五。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超过百分之八十。那些曾经被沟壑蚕食的塬面,通过“塬面径流调控、坡面生态治理、沟道水沙集蓄”三道防线,得到了有效保护。

生态的改善,不只种出了树,还种出了产业。泾川苹果现在是当地的特色名片——黄土高原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种出来的苹果糖分高、口感好。绿水青山,真真切切地变成了老百姓口袋里的收入。

几代人在黄土地上种出来的绿,就是泾川最实在的生态文化。别的地方讲生态文化,可能是讲古代的山水诗、讲文人的隐居传统。泾川的生态文化是接地气的——是春天上山种树的老百姓,是沟边一棵一棵栽下去的侧柏,是秋天果园里摘下来的苹果。这种文化不靠文人渲染,它靠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实干。黄土地上的每一片绿,都是泾川人自己亲手栽下的。

说了这么多,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泾川的文化底蕴,到底深在哪里?

我在泾川待了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人来了又走,走的时候说一句“这儿挺有文化的”。但我知道,这种“有文化”不是嘴上说说的——它是大岭上那块六十万年前的石头,是牛角沟那具五万年前的头骨,是仰韶彩陶上的弧线三角纹;是《诗经》里“侵阮徂共”四个字,是天下阮姓人追溯郡望的那串家谱;是躺了几百年的古城夯土,是汉代到元代一层叠一层的瓦当碎片;是一千五百年州府路的尘土,是从长安到河西走廊的驼铃声;是王母宫一千多届庙会的香火,是百里石窟长廊五百多尊佛像的微笑,是大云寺三次出土的佛舍利;是李商隐“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诗句,是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的边塞词;是正月里社火队的锣鼓,是罐罐蒸馍的热气,是窗户上贴了几百年的剪纸;是汭河边那座红军楼,是吴焕先二十八岁的年轻生命;是黄土地上一代代人种出来的树林,是秋天果园里摘下来的苹果。

从远古到今天,这条时间线没有间断过。每一层都压在上一层上面,像泾河的冲积土,一层带着一个时代的泥沙。全国大多数县,能拿出一两张拿得出手的文化名片就算不错了。泾川的厚重在于,它能从旧石器时代一路数到今天,每一段都有实物摆着,每一段都经得起追问。

文化自信,喊口号喊不出来,得有真东西垫底。你站在大岭上,脚底下是六十万年前的石器;你站在回中山上,山下是王母宫石窟和大云寺;你站在汭河边,红军楼还立在那儿;你走进村子,春官还在即兴编词。这些东西摆在那儿,你不用跟人争,时间会帮你说话。

放到更大的背景里看,泾川其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这片土地上,有人类起源的远古足迹,有《诗经》里的方国记忆,有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有佛教东传的石窟艺术,有诗文传承的文学传统,有红色革命的壮烈牺牲,有当代人治山治水的生态实践。文明的长河,在泾川这一段里,每一段都有留下的痕迹。这不是哪一个县的事,这是整个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一个证据。

所以啊,以后当别人问起泾川有什么,不用急着列景点,说小吃。就说一句:你来泾川住几天,去回中山上站一会儿,去大云寺地宫里走一走,去红军楼前看一看,正月里来听一段春官说诗,秋天来果园里摘一颗苹果,早晨的时候去南门市场吃个早餐。走完这一圈,你自己就知道泾川的文化底蕴深在哪里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或者我们做的很少。

我们这些做文化工作的,天天在那儿说要保护、要传承、要挖掘。但事实上,泾川的文化从来没有靠过我们。它从六十万年前开始,就自己在那儿生长着,自己在那儿深厚着——石头是古人打出来的,沉在最底下;庙是古人盖起来的,压在中间;诗是古人写出来的,飘在上面;社火是老百姓一辈一辈闹下来的,活在今天。

最深的那层,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在那儿托举着泾川儿女的精神气象。托举着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河流和自然万物,托举着我们今天的柴米油盐、星辰大海。

而真正了不起的,是泾川这片土地本身的深度。

参考书目

1.《诗经·大雅·皇矣》

2.《汉书·地理志》

3. 《辞海》(“阮”字条)

4.《甘肃通志》

5.《泾州志》

6.甘肃省文物局:《泾州古城遗址》《向明西坪遗址》《枣林子遗址》考古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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