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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一座城︱杜志峰的泾川

2026年11月17日 来源:作者原创 点击数:

寒露那天,我们去荔堡。

车出泾川县城往东,塬上的天蓝得干净。路两旁的格桑花还开着,红的紫的粉的,一丛一丛趴在地埂上。农舍旁边的柿子树红透了,一树一树挂满枝头;柳树却还绿着,耐冷。田里的麦苗刚冒出头,远远望去一片似有若无的青,走近了又什么都看不见——正是韩愈写的那种“草色遥看近却无”。

同行的有林相、贾云云、巨霄,还有金向标艺术学校的王丽华老师。这一行,假前就约好了——去看杜志峰。

我认识杜志峰,有十几年了。那时候我跟着当时的文联主席上过他家的门。记得他大女儿在泾川三中读书,我帮着协调过一点具体的事。十几年过去,孩子早工作了,他还是老样子——只是比那时候更老了些,也更安静了些。

一

荔堡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这话我说过不止一次,不是恭维谁,是实事求是。

读过我《消逝的村小》系列的朋友知道,那年写荔堡篇,后台涌进来几百条留言,天南海北,全是从荔堡走出去的人。他们在留言区找自己的小学,找自己的班主任,找某个夏天在河湾里摸过的鱼,找某个冬天在灶膛前烤过的土豆。一个地方能让人记一辈子,靠的不是什么大人物,是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一提起故乡就眼眶湿润的普通人。

杜志峰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个。别人从荔堡走出去,走到了天南海北;他从十五岁那年开始,就再也没能走出那间屋子。可他偏偏是把荔堡记得最清楚、写得最用心的那一个。

二

车在村口停下,我们跟着他家里人往他住的那屋走。

还没进门,先看见屋后的地。

玉米刚收过。满地是金黄的茬子和枯秸秆,踩上去簌簌地响。靠北边那一长条还没掰的玉米,秆子齐刷刷站着,黄透了,像一堵矮墙。地平线那边是村子,土黄色的墙,红瓦顶,树一棵一棵散在庄院周围,叶子半青半黄。日头偏西,树影长长的,斜铺在收割过的地里。天蓝得发脆,一大块白云横在塬上,一动不动。

我站在那片地头望了一会儿。我知道,杜志峰天天从窗子里看见的,就是这一片。

四十年,他没走出去过。可这一片地的四季,他比谁都看得细。

三

进屋,我第一眼没看见人,先看见墙。

三面墙,从炕沿一直贴到房顶,全是奖状。橙黄色的底子,红字,一层压一层,有的边角卷了,有的颜色褪得发旧,数不清有多少张。正中间偏上,贴着一幅毛笔字,写的是《周易》里那两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字写得端正,墨色已经有些发灰了。

墙根底下是一铺大炕。蓝底大花的墙围,印着牡丹和折扇,红底花被面叠得整整齐齐,两床白枕头摞在一起。炕对面是个铁架子书架,层板上竖的横的全是书,书堆上头压着红色的本子、药盒、塑料袋,乱中有序。

杜志峰就坐在书架旁边的轮椅上。

看见我们进来,他手撑了一下扶手,笑着朝我们点了点头。

他是个敦实的男人。圆脸,头发短,鬓角掺了白。穿一件深灰色抓绒拉链外套,里面是件洗得发白的圆领衫。脖子上挂着手机,橙绿相间的挂绳,手机长长地垂在肚子前面。腿上盖一条浅蓝色的小薄被,被面上印着一颗歪歪扭扭的心,还有几个英文字——Love。

他的手放在毯子上。手指细,关节大,不像庄稼人那种粗壮的手。这手握了四十年的笔,也被四十年的病磨得变了形。

他说话很慢。一句一句,像是先在心里过一遍,再放到嘴上。眼睛不看镜头,也不怎么看我们,多半时候看着斜上方,看着墙上那一幅奖状中间的某个地方。

四

我们坐下,他开始讲。

杜志峰1971年生人。1986年,他在问城中学上初二。十五岁的半大小子,正是跑起来像一阵风的年纪。他发现自己走路越来越慢。一开始没当回事,直到有一天上早操,当着全校的面,他摔在了操场上。

他父亲背着他,从荔堡往兰州赶。绿皮火车坐过,长途汽车挤过,一个庄稼人,背着自己忽然站不起来的儿子,在省城的医院走廊里一宿一宿地蹲。先到兰州医学院,查了一圈,什么也没查出来。第二年又去唐都,去西京。诊断下来:颈椎病,压迫神经。

唐都医院给他做牵引,做了,没用。西京医院给他动颈椎手术,动了,效果还是不理想。康复锻炼的时候,一条腿又骨折了。那个年代没人懂什么科学康复,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就这么把一辈子搭了进去。

后来他咬着牙练,到九十年代初,拄着拐能下得了地。我们都以为他这辈子就这样了——能站着,能走几步,好歹是个人样。

2009年,他又摔了一跤。这一摔,直接再没下过床。

医生早年说过,他这种情况,大概还有十六年寿命。那一年是1987年。

到今天,整整三十九年了。

多出来的这二十多年,是他自己一天一天挣回来的。

五

刚瘫那几年,是他人生最黑的时候。

重返校园是没指望了。家里穷,买不起书。他唯一的伴儿是一台收音机——巴掌大的东西,他用坏了四个。从这个台调到那个台,从早播听到晚播,听见人说话,听见戏,听见远处的世界在跑,他就知道自己还活着。夜里睡不着,收音机调到最小声,贴在耳朵边上,听别人的人生从那根细铁丝里流出来。

读书是后来的事。第一本是《天龙八部》,没封面,缺头少尾,一个病友从家里捎来的。他读得极快,借来的东西,要赶紧还。读完这一本等下一本,等不到的时候,就翻来覆去听收音机。后来他想,光听别人写的,心里那点东西往外冒,堵得慌。

他想写。

第一次写,连稿纸都买不起。他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纸,横一道竖一道,一笔一划地写。写的是小说。写完了寄出去,八分钱的邮资,超重了。他攒了又攒,重新寄。石沉大海。

1996年9月6日的夜里,他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子夜诗会》节目里,念出了他的《诗歌烛火》。

过了些日子,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叫王自科,早年在荔堡法庭工作过。信里说:你的《烛火》播了,雷抒雁老师做的点评。

他攥着那封信,手抖了半天。

他那时候并不真知道雷抒雁是谁,也不知道中央台对一个陇东土炕上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这世上真有一个地方,把他写在作业本纸上的那些字,念给了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人听。

那是他黑暗日子里,真正划过来的一根火柴。

六

从那以后,有灵感就写,没灵感就等着。他初中没毕业,自知底子薄,咬着牙自学了汉语言文学大专。借书借了好久,才把一套专业课本凑齐。没有人教,没有圈子,没有老师,全凭自己一本一本地啃,一篇一篇地磨。

写字这件事,在他那里,是要拿命去换的。

他握不住笔。手上没力气。写着写着,身上一阵一阵地疼,发麻,抽筋——痉挛一来,思路当场就断。他得先把情绪稳住,把那股疼熬过去,再接着写。这样一天下来,写不出几百字。心情低落的时候,干脆一个字也碰不得。他说,要想写东西,得先把自己从那种低落到尘埃里的情绪里拽出来,不然坐都坐不住。

他最先试过自学中医。有个中学同学后来上了平凉卫校,他把人家的课本借过来,一本一本地学。学了一阵,发现这条路不适合自己——他心里那团火,终究是冲着文字去的。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他写诗歌,写散文,后来凑成了一本薄薄的小集子,叫《心灯》。

我问他,为什么叫这两个字。

他说,我这身体,三分之二已经死了。剩下三分之一,我想让它亮着。叫心灯,是给自己一个念想,也让读这本书的人知道——人只要还想活着,就还能活出点意思来。

他还写过一部长篇,乡村题材的。后来电脑坏了,稿子没了。他遗憾了好几年,也没再重写。他说,那种心境过去了,就再也写不回来了。

七

他读书是杂的。

他读史铁生。读《我与地坛》,是在自学教材里读到的。他说他第一次读,眼泪就下来了。两个人素不相识,一个在北京的园子里摇着轮椅,一个在陇东的土炕上躺着,隔了几千里,隔了生死,可那些字像是从他自己心口上摘下来的。

他也读路遥。《平凡的世界》他读了不止一遍。他说路遥自己也是拿命换文字的人,读到他,就觉得自己这点苦,不算什么。他对文字有一种近乎敬畏的东西,尤其是读路遥,他说那种文字里的实,那种把泥土气息一点点渗透进句子里的功夫,他学不来,只能仰着头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当然读过。那句“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背得出来。他说这本书年轻时候读,是一束光,把他那间黑屋子照出了一个角。

可最让他放在心上的,是陇南成县的刘水。他年轻时在广播里听过刘水的故事,一个残疾人,写书,出书,被省委宣传部部长接见过。那时候他就想,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这个念头,支撑了他很多年。

他说,我的文字算不上什么作品,只是记录自己而已。一个人对着自己久了,总得有个出口。文字是他的精神食粮——他说,如果能回到从前,他想不出还有什么能代替文字在他生命里的位置。

八

屋子的墙上贴着一张报纸。

最上面一张,已经黄得发脆。2004年2月27日的《平凉日报》,文化版头条,大标题:《枯树·野花·黄土小屋——高位截瘫残疾人杜志峰的故事》,记者何小龙。

报纸上还印着他更早时候的照片。那时候他瘦,坐在一辆旧轮椅里,身后是一孔土窑洞,门洞里黑黢黢的。配文写他当年住在窑里,窗外是碾麦的场;长年胃溃疡,瘦得只剩五十多公斤;母亲一只眼睛哭瞎了;妹妹用轮椅推他出门,他自尊心强,不愿让人看见。

二十多年过去。窑洞换成了砖房,他从五十多公斤长到了现在这样敦实。墙上那幅“天行健”还在,那些橙黄色的奖状还在,那支笔还在。

九

他没见过外面的世界。

四十年,他活动的范围,就是那间屋子到那个院子。远处的山他看得见,远处的路他走不了。

他写什么呢?

写他记得的荔堡和问城。写他小时候的村庄,写庄稼,写节气,写母亲在灶台前的背影。父母给他讲从前的事,大妈大伯串门来闲聊,他在旁边听着,一句一句记在心里——这些都是他的素材。他说,我出不了门,只能写已经发生过的事。文学本来就是怀旧的,我这一辈子,就是靠回忆活着。

他家屋后就是那片玉米地。窗外是田,田外是路,路外是更远的田。日出日落,花开花谢,麦子一茬割了又种,玉米一茬收了又黄。他说,我离人群远,离庄稼近。庄稼不说话,可庄稼懂我。每天看着这一茬一茬的绿黄交替,他对“生命”两个字,比我们这些天天在路上跑的人,懂得深得多。

他母亲一只眼睛看不见了。

那是他病了以后,母亲天天哭,哭瞎的。另一只眼睛,现在还看着他。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可我看见,坐在旁边的王丽华老师别过脸去。

十

他不是没想过让日子过得宽绰一点。

2020年,县作协主席赵毅,还有一中的孟德生老师,带着做直播的网红专程去过他家,想帮他开开直播,打赏一点收入,改善改善生活。

但他对镜头过敏。他说,他不愿意面对那个黑乎乎的机器。围观的人多了,一个残疾人坐在那里写字,他浑身不自在。甘肃电视台来采访过,镜头一对着他,他就说不出话。

他不是不想挣钱。他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

他看秦腔。一天里大半的时间,秦腔在旁边咿咿呀呀地唱,他躺着听。他说,和那些正经搞写作的老师比,他算不得什么。人家有书房,有茶,有窗外的好风景;他只有一铺炕,一扇窗,和身上这一阵一阵的疼。

十一

我问他,现在还写吗。

他说写。只是越写越短。长篇写不动了,散文也费劲,就写写诗,把心里那点东西写出来,几句话,几个意象,写完了,心里松快一点。

纸刊一家一家地停。写出去,也没有稿费。他自嘲,说自己是不挣钱的那种写作者。可他还是写。他说,梦想这东西,不能当饭吃,可没有它,饭也咽不下去。

他说,泾川这地方文化底子厚,写东西的老师多,从前是QQ好友,后来是微信好友,没少鼓励他。他记着这些好。

他说,写作要真,真了才能打动人,让人读着觉得亲。他这一辈子没见过什么世面,可他写的都是他真真切切活过的、听过的、疼过的。

他加入过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那时候靠书信联系,他的名字进了系统,每个月免费收到《中国残疾人》和《三月风》杂志。他说,提这个,他知道不为贴金——在这条路上,他不是一个人。张海迪是主席,史铁生是他心里的灯。他们都在,他就觉得自己这点坚持,不算丢人。

他现在不怎么参赛了。早年参加过,也得过奖。他说,那时候参赛一半是为了奖金,想让文学梦接得上续;可父母一身病,他不能再向家里伸手。这里头的难,一言难尽。后来网上的东西看得多了,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自己那点东西有多薄,反而不敢投了——怕闹笑话。

可他还是写。

他说,我写的东西,大概只有残疾人才会感同身受。一个人被命运按在一个地方四十年,那种身上一阵一阵痉挛、那种握不住笔的手、那种看着窗外庄稼一茬一茬而自己一寸也挪不动的感受,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是真的体会不到。他不指望所有人懂,他只是要把它写下来。

十二

起身离开的时候,太阳已经压到塬边上。

我又绕到屋后。那片玉米地在夕阳里是一种深沉的金黄,树影拉得更长了,横在茬子地上。村子里开始有炊烟,直直地升上去,到半空被风吹斜。

我回头望了一眼那间屋。窗子小,玻璃擦得干净,窗帘是洗得发白的蓝格子。窗里就是那面贴满奖状的墙,那个盖着蓝毯子的轮椅,那个眼睛看着斜上方、不怎么说话的人。

王丽华老师后来跟我说,她出门的时候在门框那儿停了一下,没敢回头,怕落泪。

我想起他最后跟我说的那句话。

他说,老天爷只要让我活着,梦想会一直坚持下去。

他今年五十五了。医生说的十六年,他活成了四十年。多出来的每一天,都是他从命运手里硬抠回来的。他没有走出去过荔堡,可他用四十年的时间,把一个人能活的宽度,活出来了。

荔堡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这话我还是要说。只是我现在更愿意把这句话,理解成另一层意思——这里的土地上,长得出能走出去、走到天南海北的人,也长得出走不出去、却把自己活成一盏灯的人。

杜志峰的泾川,在三面墙的奖状中间,在那幅“天行健”的毛笔字下,在一本薄薄的《心灯》里,在一个母亲哭瞎了一只眼、却用另一只眼看着儿子写了四十年字的目光里,在两个不是亲生、却端水端饭孝敬了他大半辈子的孩子身上,在屋后那片年年收、年年种的玉米地里。

车往县城方向开。塬上的风从半开的车窗里灌进来,带着玉米茬子干透了的那种香。路边的柿子树一棵一棵往后退。

我在想,一个人要被命运按在原地四十年,还能抬头看着窗外的庄稼说一句“生命很美好”——这样的人,这样的地方,值得我们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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