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泾川窖藏佛像比较研究

黄夏年（1954-　），男，江苏省常熟市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系，专业为宗教学，佛教学方向，导师为著名佛教学者杨曾文教授。黄教授先后担任《世界宗教文化》主编、《世界宗教研究》副主编等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杂志社编审、杂志社社长。

泾川位于甘肃省最东部，与陕西交界，亦称泾州。古代泾州隶属北地之安定郡，系西部地区的重要通道。《甘肃通志》卷四曾云：“按府山川险阻，控扼羌戎，屹为要会。汉以安定名郡，说者日：郡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唐自广德以后，西陲尽为异域，而泾、原之备日疏。贞元七年，诏以平凉当要会之冲，居北地之要，命泾原节度刘昌筑平凉故地，扼弹筝峡口，浃旬而毕，廓地二百里（即今郡城），此平凉置州列郡之权舆也。说者日：陇口之要在平凉，而平凉之要尤在原州。唐大历中元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山川形势，因言于上日：四镇北庭既理泾州，今镇原县（时马磷为四镇北庭节度使，治泾州）无险要可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大河，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不居，若乘间筑之，一旬可毕。移军戍原州、泾州为之根本。”

泾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之地，也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原地区隘口。它又处在丝绸之路上，作为进入中原第一站，佛教曾经对这里的文化产生过深深影响。北朝时期，泾川地区开凿了化政寺石窟、南北石窟寺等，600多个石窟组成了中国最大的百里石窟长廊。隋唐盛世，隋文帝颁布天下舍利，泾州的大兴国寺即为其一。唐代武则天称帝以后，泾州建造了大云寺，武则天将隋舍利供进到大云寺，宋代泾川龙兴寺窖藏各朝佛像多尊，供奉舍利上千颗，明清以后佛教开始衰落，然而古迹犹存。

1964年12月，泾川大云寺遗址发现唐代地宫，出土舍利瓶、金银棺、铜函、石函等舍利套函和佛祖舍利14粒，是当年全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2012年12月大云寺地宫东侧发现佛像窖藏，出土佛像和陶质经幢等文物240多件，又在窖藏东约7米处发现宋代地宫，出土陶棺、砖刻铭等，以及琉璃瓶、香炉、舍利2000余粒。泾川县政府对出土佛教文物非常重视，先后召开了“泾川大云寺文化研讨会”、“泾川县大云寺遗址发现重要佛教遗存及出土文物情况汇报”、“甘肃省泾川县佛教文化”、“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北京）”研讨会、“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西安）”研讨会等，这些会议对深化认识泾川佛教文化与舍利崇拜，宣传泾川佛教历史文化做了有益推动，泾川的佛教历史文化已经在社会上产生影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虽然“泾川佛教历史至少有1600多年，结合古代泾州是长安门户、丝路中枢以及民族融合等因素，可以确定古代泾州在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繁荣和传播中，处于佛教东渐桥头堡的重要地位，是多元文化的创新地和交汇地，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找到了一个重要坐标。”但现阶段对泾川佛教研究还属于初级阶段，历史尚没有厘清，资料也没有全部编纂。除了佛舍利的研究稍有深入之外，其它佛教史和人物，以及佛教石窟艺术等等只是处在开创阶段，　“梁启超、罗振玉、陈万里、美国人华尔纳、杰恩和明、清、民国时的史志作者们，都记载、收藏、关注过泾川石窟”，有识者指出：“一、现在回头看他们的著作，也仅仅是用几个字记了一下名字，或猜测了一番，或记载了一些片段，或写了一个提要。这令今人很遗憾、失望。二、前人对泾川石窟惜墨如金的记载，对今天之前的世人来说，总有受宠若惊之反应，似乎在说：哎呀！泾川石窟终于被陈万里记载了！泾川石窟，杰恩是这样定位的！你还有什么说的？其实，他们并未说全部说透、说准、说全。”

张怀群先生对泾川佛教的研究，经过几十年努力，收集了不少泾川佛教史资料，出版了《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图解》一书，此书系张先生“从1979年进入这所天下第一大佛寺起，至今34年。用文学作品推介它，在1981年，距今有32年。泾川百里石窟长廊这个品牌产生，已14年。用图解形式把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全景式向世界推介，是让阅读变得轻松高效，充满乐趣的现代手法。我做的工作一直是遗址推介，而非发现、考证。”

笔者曾经受邀参加过四次泾川佛教文化研讨会，并撰写过泾川龙兴寺研究文章。在参观龙兴寺出土现场的窖藏佛像时，感到这些佛像与笔者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一些博物馆里看到的佛像相似，萌发比较研究二者的想法。龙兴寺窖藏佛像据说目前已出土各类单体造像、造像碑等文物240余件（组），最大1.6米，最小不足5厘米。初定为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等各个时期，种类较多，内涵丰富，题材多样，有石质、陶质、还有一二尊泥塑。有站、坐造像、有造像碑、造像塔、贴金、彩绘，出土陶棺、砖刻铭、琉璃瓶、香炉，以及佛舍利等，专家认为这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泾川县佛教文物，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古代泾州乃至整个陇东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序列，也有专家认为，出土的佛教造像形成时间上与山东、北京、陕西等地出土的佛教造像相互衔接。

以下是泾川窖藏佛像与巴基斯坦博物馆的佛像照片之比较：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以上笔者选取五组佛（菩萨）头像进行比较，以此说明两地之间佛教造像的同与不同。巴基斯坦的塔克希拉、斯瓦特、白沙瓦与拉霍尔四个地区，是丝绸之路重要地带。塔克西拉（Taxila，Takashasila）在中国佛教史乘中称“咀叉始罗”，又称“刹尸罗”、“叉尸罗”、“竺刹尸罗”、“咀叉翅扇”等。斯瓦特（Swat，Uddiyana），中国佛典汉译乌苌、乌长、乌场、乌仗那、邬坚、乌金等名。白沙瓦（Purushapura），中国古代译名“布路沙布逻”，2世纪时贵霜国的首都。拉霍尔（Lahul），汉泽“洛河伐罗那”。这些地区都是佛教流行的重要地区，“崇敬三宝”是其重要特点。许多来往中印之间的僧人，如我国著名取经大师法显、玄奘就是取自于这条道路到达印度。厨宾（现克什米尔）是佛教史上最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代表和古代东方艺术瑰宝，虽然这些地区佛教早已不存在了，但是该地所留下丰富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珍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爱好佛教艺术的人们。犍陀罗艺术的特点是汲取古希腊造型技术，注重人物的线条与力量，擅长于细部刻画，传人中国以后，也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了强烈震撼及重要影响。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创造，通过印度佛教徒的丰富想象力和细巧的双手，刻造了一尊尊传之后世的惊人作品。在犍陀罗艺术家手下，佛像神态肃穆，表现了不可侵犯的神圣气氛，庄严的造型，拉开了与世俗之人的距离，但又不失于亲近。半合半闭的双眼，睥睨着世间百态，告诉人们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也传递出解脱自在的信息。佛深目，长且高直的鼻梁，棱角分明，英俊而有力量。泯着的双唇，不露声色。头部相好，螺髻隆起，头发右旋成螺文，如绀琉璃，绕城七匝。以此顺俗，佛陀雕像头上的螺髻就是卷光宛转，还住佛顶，即成螺文，突出佛的崇高地位。菩萨头上的冠帽，恰似织成的花环，突显高贵。佛菩萨头像是佛的脸面，决定了能否让人起信之关键，雕造佛像的工匠最看重的就是“开脸”工艺，开出一张好的佛菩萨面，就意味着完成佛像工程的一大半。

泾川窖藏的佛头像与犍陀罗留存的佛头像比较，两者在相貌上非常接近，都达到了神似，庄重与肃穆的神圣被完全表现出来，一见就会让人不由地起信。佛的脸部比例分割恰当，五官位置摆得恰到好处，线条分明，隆起的螺髻整齐排列，层次清楚，又不显繁缛。即使是菩萨像的头冠，也总是将它精心设计安排，做成了技艺高超的艺术品。总之，通过两组头像比较，可以看到在泾川窖藏的佛（菩萨）头像里一脉相承了犍陀罗艺术风格，泾川窖藏佛教艺术，在总体上仍然接受了犍陀罗的艺术，是犍陀罗艺术在中国佛教的延伸。

雕造泾川窖藏佛像的工匠史无明载，不知道这些工匠来自于何处，他们是怎样去继承了犍陀罗遗风，但是艺术品却永远留在了世间。泾川窖藏佛像作为中国佛教艺术作品，除了在继承犍陀罗艺风格之外，同样也表现出独特的风格。犍陀罗佛（菩萨）像的面相，刻意表现出天竺式的人种特点，深目与曲发是古印度雅利安人特征，在人种不同情形下，犍陀罗艺术家们更愿意用深目与凹骨来展示佛陀特点，中国人种特征不明显，面部平缓舒展，故泾川的艺术家们更愿意让佛陀脸部圆润，平稳过渡，不采用对比深刻的线条来展示佛（菩萨）的形象。佛的螺髻也表现出印度与中国的特色，印度人头发自然卷曲，表现佛的螺髻，用曲线来代替螺髻，佛发弯曲似波纹，前后起伏。泾川的头像，除了精心雕造正规的螺髻之外，会用宝冠形式，突出菩萨和僧王的崇高地位。总之，外来艺术到了中国，必然会按照中国社会的审美要求与中国人种的特点来塑造自己心中的崇拜偶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突出中国佛教信仰的地方性与地域性的特点，不全盘接受了外来的佛教艺术文化，这也是泾川窖藏佛像的一个风格。

从龟兹石窟到莫高窟（莫高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榆林窟、五个庙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乃至天梯山石窟，最后到龙门石窟，是佛教东传中国的路线，洛阳的雕刻被看作是印度佛教艺术传来后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后的最成功之处。泾川是东传路线上的重要驿站，也是距离洛阳龙门石窟最近的地方。中国佛教艺术传递是依靠一个又一个石窟雕造而向前推进的，点对点的作用发挥明显，每个石窟支撑与连结推进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泾川有丰富的百里石窟长廊，近700个石窟支撑着泾川佛教艺术，无疑也使泾川处在了这一推进的链条之中，因之在这条东传佛教艺术主线上，不能离开泾川这个连结点，窖藏佛像的发现证明了泾川佛像在东传线路的作用。泾川佛像如何被沉没在黄土地下，现在还不能给予充分说明，但是泾川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三次佛舍利供养史实，旁证了佛教在东传道路上的重要作用，窖藏佛像身上所显露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影响，彰显了泾川佛教艺术与其它石窟有相同的经历与共同性，张怀群先生说：“丝绸之路至中原的佛教造像，也是一个创意大师团队、一个雕刻大师团队完成的。”窖藏佛像的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犍陀罗佛教艺术无疑是中国佛教艺术渊源之一，其粉本的作用影响了中国佛教艺术创作过程，泾川窖藏佛像已经发现了240余躯，本文仅仅撷取了五躯作一简单比较，但已足以看到犍陀罗艺术对这一地区的深刻影响。

宋邵伯温撰《闻见录》卷一曾说过一个故事。寒太祖微服私访，游渭州潘原县，过泾州长武镇时，寺僧守严见太祖异其骨相，便让画工将太祖像画在寺壁上，以显青巾褐裘天人之相。太祖由长武至凤翔，节度使王彦超不留，太祖只好到洛阳。太祖在洛阳晚上依枕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础，寺里藏经院主僧看见赤蛇出入太祖鼻中，感到惊奇。第二天太祖醒来，院主僧问贵人将去何处？太祖说：想到澶州见柴太尉，但是没有盘缠。院主僧说：我有一毛驴可供你乘，又提供了若干钱币。太祖受献辞行。柴太尉见到太祖，感是奇人，将其留在幕府。不久，柴太尉做了皇帝，成为周世宗。太祖为周世宗南征北伐，屡建大功，最终受禅登上宋朝宝座。太祖感于有澶州之行，才有了后来登基称帝，即位后将各地节度使请入京城，宴请席中大家争功，唯有彦超说：臣守藩无效，愿纳节备宿卫。太祖高兴说：前朝异世事安足论，彦超之言是也。太祖问彦超：卿当日不留我何也？彦超答：涔蹄之水不足以泽神龙，帝若为臣留，则安有今日？太祖听后大喜说：独令汝更作永兴节度一任。这次活动，洛阳长寿寺僧人亦被召见，太祖欲给僧人做官，僧人力辞，于是太祖诏令天下僧人皆归洛阳僧人管理。邵伯温感慨，今永兴有彦超画像，长寿寺殿中亦有僧画像，皆伟人也。呜呼，圣人居草昧之际，独一僧识之，彦超虽不识，及对帝之言自有理，异哉。宋太祖得天下，得洛阳僧人资助，然泾州寺僧守严早已识太祖瑞相。此故事虽不足为信，但是泾川僧与洛阳僧之间的共同感受，似乎对我们认识泾川佛教艺术有所启发，泾川窖藏佛像犍陀罗遗风已在，何时再见洛风，犹待方家识之。此为聊备一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