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写泾川】 崖壁道场——甘肃·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10月26日，著名散文作家、盛大文学首届全球写作大展历史类十强作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中央电视台文史纪录片特约策划、撰稿人郑骁锋的“为客天涯”系列新书分享会在杭州举行。“为客天涯”共三册，分别是《旧城池》《老江湖》《野河山》，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在《老江湖》一书中，收录了《崖壁道场——甘肃·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一文，该文原发表于《中国国家地理》2018年第六期，本次收录时有较大修改。

在这篇近万字散文中，作者以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为主线，深入探索文化基因，将泾川与泾河、渭河，泾州与长安，佛教与儒教、道教、西王母文化之间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视觉独特的解读，体现出作者敏锐细腻的历史眼光与刁钻熟稔的切入技法，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现全文编发，以飨读者。

崖壁道场——甘肃·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舍利子，即佛陀或者高僧遗骨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结晶体，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的圣物。

提及舍利，最为人所知的，应该便是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法门寺也因此奠定了在世界佛寺中崇高的地位。

法门寺地宫是1987年被发现的。然而，很少有人知道，1949年以来，最早且数量最多，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意义更加重大的佛舍利发现，其实并非法门寺，也不在陕西。而是在一个位于秦陇交界处的黄土高原中部，一个名为“泾川”的小城。

时光倒退到法门寺地宫被发现的二十三年前。1964年12月下旬，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社员在平整田地时，刨出了一个状如古墓的地宫。在地宫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了一个四周刻有缠枝莲纹的长方形石函，石函正中，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6个阳文隶体字。

就像俄罗斯套娃，打开石函，是一具鎏金铜匣；打开铜匣，是一具银椁；打开银椁，还有一具金棺。人们最终在小小的金棺里发现了一只晶莹剔透的蒜头形琉璃瓶，瓶内呈放的，正是那十四粒佛舍利。

据考证，这十四粒舍利的最初安放者是隋文帝，这座地宫便属于他诏令建造的舍利塔。后来武则天利用佛经为自己女身称帝制造舆论，在隋塔寺的原址敕建大云寺，并取出舍利供奉后重新瘗葬，早在隋唐时期便已是国之重宝。

出土不久，这批舍利连同五重套函就被调送到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泾川很快恢复了平静。但历史居然再次重演：公元1969年冬，在泾河大桥的铺设工地上，施工人员又发掘出了北周早期的石函，函内有大小不同的两具铜匣套装，铜匣内的琉璃瓶中安放有舍利若干。

泾川的舍利传奇仍在继续。2012年12月31日，同样是在寒冷的年底，泾川县在复建的大云寺东墙外，又发现一处北宋地宫，出土当时僧人从各地搜集而来供养的佛牙佛骨及佛舍利两千余粒。

一方水土，得以舍利加持，已属莫大荣幸，而泾川区区一县，从1964到2013年，半个世纪却三次现世。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三批舍利，发现区域都在一里之内，可称出自同一处遗址。

这应该是世界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圣迹。

宋人周密，提及汴梁大兴国寺时，发过这样的感慨：“曾记佛书言：山河大地，凡为城邑、宫阙、楼观、塔院，亦是缘业深重所致。”泾川，这个低调而沉默、几乎被很多人忘却的陇东小城，究竟为何，能与佛门结下如此深厚的缘业？

2018年暮春，我以一名佛教遗迹探寻者的身份来到了泾川。

“上寺街”、“下寺街”、“水泉寺”、“和尚沟”、“罗汉洞”、“袁家庵”、“铁佛村”……

摊开泾川地图，我一眼就发现，这座古城中，竟然到处标记着佛的符号。

泾川地域文化研究学者魏海峰先生告诉我，他们统计过，截至1945年以前，全县一共有五十八个以佛寺庵命名的地名，而且其中绝大部分至今还在沿用。

魏先生还告诉我，这些地名并非随意而取，几乎每一个都对应着一处修行场所。他说，泾川自古便佛教兴盛、丛林遍地，根据文献记载，清朝末年，县境内共有佛寺庵堂一百五十三座。

“不过，”他说，“这一百五十三座寺庙，仅仅是泾川佛教道场的一小部分。”

我知道，他说的，便是那条“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百里石窟长廊”，指的是泾川境内——西起泾汭河交汇处的王母宫石窟，东至泾明乡太山寺石窟——呈走廊状开凿出的大量佛教窟龛，累计长度有一百余里。据勘查，长廊现存窟龛数为八百二十二个。主要包括王母宫石窟群、南石窟寺石窟群、罗汉洞石窟群、丈八寺石窟群、凤凰沟石窟群、南石崖石窟群等。

在泾川的两天，魏先生陪同我们逐一探访了最具代表性的名窟。

王母洞石窟，位于泾川县城以西一里，因开凿于王母宫山脚下而得名。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心塔柱式窟，深10米，宽12米，高11米，中央凿出6米见方的塔柱，四角以四白象驮四塔的造型直托窟顶。早期塔柱四面和窟内四壁分三层雕塑有佛、菩萨、天王、罗汉、力士、胁侍等造像一千余尊，俗称“千佛洞”。目前塔柱残缺一角，佛像也只余二百余尊，但气象依然恢宏富丽，最大的佛像仍有4.4米之高。环顾窟中，有一种被天地十方诸佛菩萨垂视的肃然。

相比王母宫石窟，位于泾川县城城东十五里处的南石窟寺，更令我震撼。南石窟寺现存五个洞窟，其中最大的第1窟高11米，宽18米，深13米。环形正壁台基上，雕有七尊均高7米的巨大立佛，隆鼻大耳，长衣垂膝；每尊佛都有两尊女身造型的菩萨胁侍，前壁门两侧各雕一尊弥勒菩萨交脚坐像，窟顶则浮雕佛教经典故事。窟体之宏伟，佛像之壮观，于我平生实属震撼。当阳光从前壁门顶上方的方形明窗中洒下，光线轮转，七佛微笑，一刹那间，如睹佛国。

魏先生告诉我，此窟的开凿极富传奇性。它不是由表及里、从外到内，而是从最高处的天窗开凿，一次性完成窟顶浮雕，再一边去石、一边凿像。如此由上到下一点点雕琢掏空，石窟与佛像浑然一体，一气呵成。

也就是说，我眼前的大佛，每一尊都是先露螺髻、再露额头、眉、眼、鼻、唇……最终到脚趾，如此一寸寸从地底涌出的。

正赞叹不已，魏先生又告诉我，根据文献记载，南石窟寺的全部工程只用了一年。

一年！即使在今天，这应该都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我隐约地感觉到，这些石窟背后，除了国力支撑，还可能有着一支大师级别的专业团队。

毫无疑问，以王母洞石窟与南石窟寺的规模与造像，即使放在敦煌、云冈、龙门之类最著名的佛教石窟中，也绝不逊色。

事实上，在看到中心塔柱以及北魏风格明显的王母宫石窟时，我当即就想起了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第六窟。那座近方形石窟的中央，也是一个高约15米、连接窟顶的方形塔柱，塔柱四面及窟内四壁也都雕有各种佛菩萨像以及佛教故事浮雕。无论结构、创意，还是细节雕饰，虽然相距千里，陇东的王母宫石窟与山西的云冈第六窟，竟然有着如此酷肖的风格。

这两座石窟，有没有可能出自同一个团队？

顺着这个思路，我继续查找史料。

经学者考证，王母宫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最可能的建造者，是本地人，时任泾州刺史的抱嶷。而根据史籍记载，抱嶷曾经担任大长秋卿——北魏时期，主持开凿云冈、龙门石窟的官员，便是大长秋卿。

云冈第六窟的开凿年份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帝时期，即公元471至494年，与王母宫石窟的建造时代基本重叠。而南石窟寺则开凿于北魏永平三年，即公元510年，也相去不远。

种种证据都暗示，主持修凿云冈与泾川石窟的官员，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甚至他所选用的工程队，也完全有可能是同一支。

云冈，乃至龙门，同一个大师团队打造出的百里石窟长廊！正当我为这个设想激动不已时，泾川石窟专家、文化学者张怀群先生却告诉我，泾川百里石窟八百二十二个的窟龛中，现有造像的仅为三十五个，较为完整的造像只余四百三十六尊，绝大多数还是没有任何造像的空窟。

不过，张先生随即信心十足地补充道，其实，泾川百里石窟长廊，最大的价值，恰恰正在这里。正是窟龛中的空无，令这段石窟，与敦煌、云冈、龙门，乃至距离最近的麦积山石窟区别开来。

南石崖石窟群，位于泾川县城十四里处山崖上，总共有石窟一百零六个。

这些石窟外观并不显眼，但进入之后，我们却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有礼拜窟、禅修窟、讲经窟、寝窟、仓储窟，还有壁橱、锅台、水井，甚至东司，也就是厕所，一应俱全。而且呈现某种复式套房的构造，以两三个或数十个窟龛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落。

这些石窟最大的特点便是：绝大多数都没有佛造像。

昔人已去。看着空荡荡的石窟，我想起了最初的佛教石窟。

作为一种佛教建筑形式，石窟由印度传入。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因此僧侣们往往选择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不过，印度早期佛教，原教旨并不立偶像崇拜，制作佛像是一种亵渎神圣的罪过。即便造像，也通常间接表述，只雕塑莲台、法轮、菩提树、佛足迹等标记来象征佛。

也就是说，同样都是礼拜窟，没有佛像的很可能要早于有佛像的——魏海峰先生验证了我的观点。他说泾川石窟，开凿年代并不统一。虽然以北魏为主，但也已发现，有很多空窟，显然要早上许多，有一些还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批石窟，其意义绝不亚于敦煌。1979年在泾川县玉都镇太阳墩村曾经出土过一尊华盖鎏金铜佛，是国内佛教早期圣物的典型代表，也可以佐证泾川传入佛教之早。

开凿这些石窟的，应该就是真正的苦行僧，最原生态的佛教修行者。我猜测，他们信奉的应该是自觉自悟的小乘佛法。相比以高姿态向信众开放的佛窟，这些朴素的空窟令我明显感到了某种渗入崖壁深处的坚忍与孤独，甚至还有一份对外界的戒备与排斥。

我注意到，这些石窟的封闭性很强，防御功能很好。有很多甚至开凿在悬崖峭壁上，进入石窟得靠栈道；有的则通过密道或者竖井——所谓竖井，即在崖壁上开凿的井状管道，上下竖直，只能踩着井内壁抠出的脚窝小心攀爬；往往窟内有窟、洞中套洞，深不见底。用石窟，他们毅然将自己隔绝了世俗。

魏先生还带我去看了罗汉洞石窟。这个石窟群同样始凿于北魏，之后历代都有所扩建，是泾川石窟群中属于规模最大的一处。现在保存下来二百六十三个大小洞窟，也有一大部分属于空窟。共有十九个洞口，上下多层，通过长廊、甬道、竖井相互连通，硬是在山崖内掏出了一座易守难攻的迷楼。

我注意到，无论是南石崖还是罗汉洞，石窟大都开在悬崖壁腰，即便是底层，离地也至少有十余米，而且往往以竖井为进出通道，其实存在相当的危险性。

在很多崖壁的高处，我还看到了一种小窟，窟口严实地填满了石块。魏先生说，那便是瘗窟。有些僧人苦修，一辈子不出石窟，去世了，同伴就地将其封葬在里面。

日出日落，日落日出。面壁枯坐，佛在心头。每一座石窟，都在空荡荡的崖壁深处，绽放着一个七宝琉璃的极乐西天。

魏先生介绍说，在百里石窟长廊中，类似南石崖石窟群这样没有佛像的空窟，大约有六百个，而仅南石崖石窟群，至少便可容纳上千人修行。

当我逐一在地图上寻找这些石窟的位置时，很快发现，这些石窟群，竟然绝大部分都排布在泾河两岸的山崖上——泾川的得名，便是因为泾河由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而得名。

但流经泾川境内的只是泾河其中一段。这个念头突然启发了我。我想起来，前来泾川的途中，我经过一座名叫彬县的陕西边城。我知道，彬县有一座著名的大佛寺，也是因山起刹，400米长的崖面开凿出了一百三十多个石窟。

还有“南石窟寺。”有南自然就有北。“北石窟寺”，那座与泾川同时开凿、互相呼应的石窟群，位于甘肃庆阳市境内。

彬县与庆阳，距离泾川都只有几十公里。更关键的是，它们同样属于泾河流域：泾河，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东流至平凉、泾川，于杨家坪进入陕西长武县，再流经政平、亭口、彬县、泾阳后注入渭河。

我还记得，泾河的北源、宁夏固原，也有一个规模宏大的须弥山石窟。

——当我们将视线突破行政区划之后，地图上赫然出现了一条沿着泾河两岸延展、至少超过一百公里，气势恢宏的佛教石窟带。

黄土地上，随着河势蜿蜒曲折，隐然闪现一脉连绵不绝的佛光。

与这条体量巨大的石窟带相比，中国其他著名石窟群，如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都呈现出了某种散点状。不过，一个疑问接踵而来：为何会有这么多佛教徒，不约而同聚集到泾河两岸，苦苦修行呢？

既然泾河石窟带的核心与精华都在泾川，那么，这个答案还得到泾川上去找。

泾川，古称泾州，位于关中上游。距离西安仅有两百四十公里，自古以来便是关中门户。由于陇山、关山、秦岭阻隔，从匈奴开始，五胡十六国直至吐蕃等西部族群进攻长安，很少走今日的天水、宝鸡，而多从内蒙、宁夏经泾州东下。故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如此评价此地：“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此之系也。”

长安以西，泾州为第一冲要，泾州稳而天下定，故自两汉以来，历朝历代都将其视为京师最后的屏障，慎选心腹重臣镇守。

隋文帝择泾州建舍利塔、武则天敕泾州建大云寺，也可以看出这座古城对于帝国的重要意义。

除了帝国军事重镇，泾州还是丝路要塞。

以长安为起点向西延伸，丝绸之路东段分为南、中、北三条线路，泾州正处在东段北线和中线的交汇点，从汉至唐，泾州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陇中心，也是西出长安的第一座大城。而海运未辟之前，包括佛教在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基本都沿着丝路传播，也就是说，无论东来传法还是西去求经，泾川都是一大枢纽。

丝路要塞、对于长安以西第一大城。对古泾州的这个定位，令我想起了北漂族。尊崇佛教，是从北朝到隋唐一脉相承的大环境，尤其是北魏，佛教几乎成了国教。京都所在，天下释徒自然辐辏而来，长安城内纵然佛刹再多，也难以容纳，势必有众多沙门需要在附近另寻修行之处。而作为一门来自异域的宗教，无论传法还是求经，也需要在进京的最后一站抑或西行的第一站，互相交流包括语言、旅途攻略、学习心得等在内种种知识。此外，对于进入实修阶段的修行者，京城的环境未免过于喧嚣，也需得在附近另择幽静之地。

古时候的泾州一带，植被茂密、气候温润——直到今天，泾川还是甘肃全省第一，生态环境优越，自然物产丰富，农牧业发达，素有“陇东粮仓”之誉，求取供养容易。除此之外，作为帝国门户，泾州有重兵把守，社会也相对安定。而且，泾河两岸山塬横亘，居然都是质地松软的砂岩，用来雕琢佛像固然硬度欠佳，但开凿洞窟却是再合适不过。

种种机缘共归一处。就好比今天北京的西郊东郊，众多北漂族聚集地上的清河，一波又一波“西漂”的佛教徒，将自己的长安梦，一凿一凿铭刻在了泾川的崖壁上。

泾渭分明。

被石窟一路夹护的泾河，很容易令我联想起了另一条同样由西而来，奔向长安的河流。丝路东段，南线便是沿着渭水而行。正如泾水流域的释迦石窟，渭水流域也有著名的终南草堂，被视为道教修行的圣地。

两条同样走向、甚至同样性质的河，为何走出的却是两种风格迥异的轨迹？

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答案：渭水之滨的歧山周原，是周王朝故地，文王、周公教化所在，是最正统的中华文明渊薮，道家据此根深蒂固——佛教毕竟属于外来，短时间内与本土宗教不易调和，还是退避三舍另起炉灶更为自在。作为一个现实的民族，数千年来，尽管也曾有所摇摆，但儒家思想才是为政的主流。无论王旗如何更换，长安城里排在第一位的精神教父，总归还是孔老夫子。

泾河石窟，渭河草堂，泾渭一北一南，最终合流归入长安。走出这么一幅三教形势图，会不会就是隐藏着关中水系最深处的秘密呢？

叮叮当当的斧凿声中，一个丝路上最重要的佛教交汇点落地生根，并随着泾河的水流悄然扩张。从北魏到北周，从北周到隋唐，随着长安成为世界之都，泾河两岸，也成为帝国最大的道场、甚至堪称国际性的禅修中心。

禅杖驼铃。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昙摩蜜多东来，法显、智猛、宋云、惠生西去。东西方的僧人在泾州相互礼拜，在崖壁上比邻而居。

在泾河大桥上俯瞰这条凝重而流速缓慢的河流，我联想起印度的恒河。我猜测，巅峰时期，这里应该有着不亚于佛陀驻世时的盛况。每一位再次经过的大师，都会让这条河水沸腾。所有的石窟都会因为瞻仰他的仪容而灯火通明，所有的讲台都因为他的精妙开示而欢呼喜泣。

而平常的日子，这条河又会恢复修行者的宁静。每个晨昏，僧侣都会来河畔洗濯衣钵，他们彼此谦让、微笑、默不作声。但入夜之后，崖壁深处却会陆续响起诵经声，而通过石窟的自然音响效果，这些不同口音、甚至不同语言的祷祝，会混成一股温和而有节奏的声浪，随同夜风在河谷间来回盘旋。两岸山崖上则红光万点——那是每座佛龛前燃起的灯烛——将这夹水峙立的百里峰峦，点缀得玲珑剔透，而有法相庄严，俨然一座佛祖的灵山。

不过，正如泾河石窟的低调与质朴，除了少数几位高僧，比如前秦时的竺佛念、鸠摩罗什的弟子道温，绝大多数泾河边上的修行者都没有留下名字。

令我意外的是，在这里我竟然找到了孙悟空。

唐玄宗时的泾阳人车奉朝，做过泾州的四门府别将，武艺高强，据说武器也是一根熟铁棍，重达三十六斤。

公元751年，唐玄宗遣使护送罽宾国使者返西域时，车奉朝随行。后因患重病，不能随团返回中原，便在罽宾皈依佛门。在西域游历三十多年后归国，德宗皇帝赐其法号为“悟空”。

很多学者认为，他就是《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原型。

我又想起，同在泾河石窟带上的彬县，有一座著名的石窟，自古便号称水帘洞。

还有唐僧取经缘起的龙王索命——那条被魏征梦中斩杀的老龙，也是泾河龙王。

甚至还有“蟠桃大会”。

泾川的西王母信仰极盛。自北宋初年开始，每年王母宫都会举行极其隆重的庙会，延续至今已有一千多届。

或许外人不易理解，台湾位于东海，却也极为崇拜西王母，信众至少有数百万之多。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些虔诚的崇拜者便反复前来大陆，为他们的王母寻根访祖。山东泰山、新疆天山……他们几乎寻遍了所有传说中的西王母遗迹，最终认定，泾川回中山的王母宫，才是西王母的祖庙。

他们的考察得到了大量文物与文献支持，其中包括一块篆有“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的明代残碑。

经考证这块残碑刻于1542年，而据我所知，《西游记》现存最早的版本刊行于1592年：如果不是巧合，吴承恩应该从泾川王母宫汲取过灵感。

一部伟大的西行名著，开篇却屡屡指向一条陇东的河流——如果是作者有意为之，这能否理解为千年之后，国人对这个长安西去第一城、西行求法起点的另类纪念？

只是当取经人回转，再次路过这段河谷时，这场盛宴，却早已酒醒人散。满眼只剩凋零，就像那块残破的石碑。

“泾川有个倒吊塔，把天坠得咯巴巴，行人时常从此过，不知金塔在哪哒？”

这是一句在泾川广为流传的古老民谣。根据语意，似乎是某处隐藏了一座奇怪的倒悬宝塔。其实它说的也是一座石窟：蒋家村凤凰沟内一处偏远坡崖上的“吊吊塔石窟寺。”

事实上，正如王母宫石窟，这座石窟也属于“支提窟”。所谓支提窟，也叫塔庙窟，即在洞窟的中央设有塔供信徒回旋巡礼。为了使建筑结构更牢固，通常塔顶上接窟顶，就可以像柱子一样起到支撑的作用，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中心塔柱。吊吊塔不过是因为下部经历水浸风化，日久消蚀，以至于上粗下细，形如倒挂罢了。

2000年7月，文保人员考察吊吊塔石窟时，还能见到这一倒悬于洞中的石塔和基座四周，分数层雕刻有许多佛像，外层以泥表造形并加以彩绘，是一个十分精美的覆钵形造像塔——覆钵形塔这种特殊塔形，在我国早期佛塔中虽有记载，但之前并未见到实例。

但十余年后，当张怀群先生再次找到这座石窟时，却看到塔底被垫上了几块破砖——原来塔的下部消蚀速度越来越快，当地农民担心石塔坠落，临时采取了这种朴素的救助措施。

《西游记》中，西天路上有一个祭赛国。国内有一颗宝珠，能将整个国家映照得瑞霭霞光，疑似天府神京，受远近膜拜。可一旦被九头虫盗走，迅速变得凄云惨雾，一派衰败之象。

正如那颗宝珠，作为帝国道场，长安王气的盛衰，直接决定泾川的气象。

公元756年6月，安禄山的叛军击破潼关，五天后，唐玄宗　仓皇逃出了长安。

清史家赵翼认为，唐代的安史之乱，是中华气运由西北向东北的大变局，而玄宗的这次出逃，正是这个变局的节点，更是长安王气将近，由盛转衰的征兆。

玄宗之后，作为唐都，长安又遭受了多次沦陷；而唐亡之后，再无一朝在此建都，逐渐夷为寻常郡县。从西周到秦汉，再到隋唐，千年古都花雨散尽，十三朝繁华，就此成为绝唱。

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銮驾渐行渐远，黄土地上风沙渐起。

西风残照，泾渭萧条。

从北魏到隋唐，泾河石窟带进入极盛期，据不完全统计，仅泾川境内，每年至少就有一万八千人在此修行。安史之乱之后，佛教也因为战乱以及晚唐、五代两次灭佛运动，元气大伤。寺院毁坏，僧侣逃亡。宋元之后，虽然有所恢复，但由于丝路已经转移到海上，泾河佛窟的盛况一去不返，大量石窟开始荒废，残破。很多变成当地民众避难的场所，罗汉洞一度还成为白莲教起义的据点，至今能在洞中看到当时留下的宣传标语。

另一方面，由于泾河两岸的山石属于砂岩，极易风化，现存佛像，大部分面目都已经开始模糊。而且风化的速度还在加速。我们在参观每一座洞窟时，脚底都能踩到厚厚一层砂。

尘归尘，土归土。无论是悲是欣，是喜是忧，诸佛菩萨的表情，都将随着飞扬的风沙，一点点消散于虚无。

还有泾河的危害。我们看到的泾河，虽然只是一股窄小而混浊的浅流，但宽阔的河床喻示着，它同样有着黄河般的暴戾。历史上泾河多次发严重的洪水，今天的泾川城事实上便是在明初被洪水冲垮而不得不整体迁建的。而每一次洪水，对于石窟，都是一次浩劫。根据测算，从北魏至今，泾河水位至少抬高了10米以上。也就是说，当年的石窟，已经有一大部分被埋入了河底的淤泥中。

1920年，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烈度的海原大地震，泾河流域是重灾区。

还有人为的因素。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的偷盗以及“文革”时的打砸暂且不提。仅举一例：罗汉洞乡霍家沟口的千佛寺，东西约1公里，石窟群中有石佛像众多，故得此名。当地老百姓说，20世纪50年代修筑南灌渠，从寺中穿过，三分之一的石窟及残存佛像被毁；70年代，修建泾河何家坪滚水坝时，也掩埋了不少禅窟、造像窟；90年代，312国道改道，再次从寺中穿过，又毁掉三分之一。

参观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经费短缺，很多石窟还是属于原生态管理，没有任何防护，就袒露在公路边上，在车来车往中慢慢剥蚀、坍塌。

……

沧海桑田，正在我们眼底飞速流转。

佛家说，没有什么是长住的，所有的一切，终将毁灭，甚至包括佛陀本身，终究也要入涅槃。

我忽然又想起终南山的道士。“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他们参悟的，最终也只是一个虚无。

泾河渭河，原来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