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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写泾川】 崖壁道场——甘肃·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2019年11月29日 来源:作者原创 点击数:

10月26日,著名散文作家、盛大文学首届全球写作大展历史类十强作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中央电视台文史纪录片特约策划、撰稿人郑骁锋的“为客天涯”系列新书分享会在杭州举行。“为客天涯”共三册,分别是《旧城池》《老江湖》《野河山》,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在《老江湖》一书中,收录了《崖壁道场——甘肃·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一文,该文原发表于《中国国家地理》2018年第六期,本次收录时有较大修改。

在这篇近万字散文中,作者以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为主线,深入探索文化基因,将泾川与泾河、渭河,泾州与长安,佛教与儒教、道教、西王母文化之间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视觉独特的解读,体现出作者敏锐细腻的历史眼光与刁钻熟稔的切入技法,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现全文编发,以飨读者。

崖壁道场——甘肃·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舍利子,即佛陀或者高僧遗骨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结晶体,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的圣物。

提及舍利,最为人所知的,应该便是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法门寺也因此奠定了在世界佛寺中崇高的地位。

法门寺地宫是1987年被发现的。然而,很少有人知道,1949年以来,最早且数量最多,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意义更加重大的佛舍利发现,其实并非法门寺,也不在陕西。而是在一个位于秦陇交界处的黄土高原中部,一个名为“泾川”的小城。

时光倒退到法门寺地宫被发现的二十三年前。1964年12月下旬,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社员在平整田地时,刨出了一个状如古墓的地宫。在地宫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了一个四周刻有缠枝莲纹的长方形石函,石函正中,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6个阳文隶体字。

就像俄罗斯套娃,打开石函,是一具鎏金铜匣;打开铜匣,是一具银椁;打开银椁,还有一具金棺。人们最终在小小的金棺里发现了一只晶莹剔透的蒜头形琉璃瓶,瓶内呈放的,正是那十四粒佛舍利。

据考证,这十四粒舍利的最初安放者是隋文帝,这座地宫便属于他诏令建造的舍利塔。后来武则天利用佛经为自己女身称帝制造舆论,在隋塔寺的原址敕建大云寺,并取出舍利供奉后重新瘗葬,早在隋唐时期便已是国之重宝。

出土不久,这批舍利连同五重套函就被调送到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泾川很快恢复了平静。但历史居然再次重演:公元1969年冬,在泾河大桥的铺设工地上,施工人员又发掘出了北周早期的石函,函内有大小不同的两具铜匣套装,铜匣内的琉璃瓶中安放有舍利若干。

泾川的舍利传奇仍在继续。2012年12月31日,同样是在寒冷的年底,泾川县在复建的大云寺东墙外,又发现一处北宋地宫,出土当时僧人从各地搜集而来供养的佛牙佛骨及佛舍利两千余粒。

一方水土,得以舍利加持,已属莫大荣幸,而泾川区区一县,从1964到2013年,半个世纪却三次现世。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三批舍利,发现区域都在一里之内,可称出自同一处遗址。

这应该是世界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圣迹。

宋人周密,提及汴梁大兴国寺时,发过这样的感慨:“曾记佛书言:山河大地,凡为城邑、宫阙、楼观、塔院,亦是缘业深重所致。”泾川,这个低调而沉默、几乎被很多人忘却的陇东小城,究竟为何,能与佛门结下如此深厚的缘业?

2018年暮春,我以一名佛教遗迹探寻者的身份来到了泾川。

“上寺街”、“下寺街”、“水泉寺”、“和尚沟”、“罗汉洞”、“袁家庵”、“铁佛村”……

摊开泾川地图,我一眼就发现,这座古城中,竟然到处标记着佛的符号。

泾川地域文化研究学者魏海峰先生告诉我,他们统计过,截至1945年以前,全县一共有五十八个以佛寺庵命名的地名,而且其中绝大部分至今还在沿用。

魏先生还告诉我,这些地名并非随意而取,几乎每一个都对应着一处修行场所。他说,泾川自古便佛教兴盛、丛林遍地,根据文献记载,清朝末年,县境内共有佛寺庵堂一百五十三座。

“不过,”他说,“这一百五十三座寺庙,仅仅是泾川佛教道场的一小部分。”

我知道,他说的,便是那条“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百里石窟长廊”,指的是泾川境内——西起泾汭河交汇处的王母宫石窟,东至泾明乡太山寺石窟——呈走廊状开凿出的大量佛教窟龛,累计长度有一百余里。据勘查,长廊现存窟龛数为八百二十二个。主要包括王母宫石窟群、南石窟寺石窟群、罗汉洞石窟群、丈八寺石窟群、凤凰沟石窟群、南石崖石窟群等。

在泾川的两天,魏先生陪同我们逐一探访了最具代表性的名窟。

王母洞石窟,位于泾川县城以西一里,因开凿于王母宫山脚下而得名。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心塔柱式窟,深10米,宽12米,高11米,中央凿出6米见方的塔柱,四角以四白象驮四塔的造型直托窟顶。早期塔柱四面和窟内四壁分三层雕塑有佛、菩萨、天王、罗汉、力士、胁侍等造像一千余尊,俗称“千佛洞”。目前塔柱残缺一角,佛像也只余二百余尊,但气象依然恢宏富丽,最大的佛像仍有4.4米之高。环顾窟中,有一种被天地十方诸佛菩萨垂视的肃然。

相比王母宫石窟,位于泾川县城城东十五里处的南石窟寺,更令我震撼。南石窟寺现存五个洞窟,其中最大的第1窟高11米,宽18米,深13米。环形正壁台基上,雕有七尊均高7米的巨大立佛,隆鼻大耳,长衣垂膝;每尊佛都有两尊女身造型的菩萨胁侍,前壁门两侧各雕一尊弥勒菩萨交脚坐像,窟顶则浮雕佛教经典故事。窟体之宏伟,佛像之壮观,于我平生实属震撼。当阳光从前壁门顶上方的方形明窗中洒下,光线轮转,七佛微笑,一刹那间,如睹佛国。

魏先生告诉我,此窟的开凿极富传奇性。它不是由表及里、从外到内,而是从最高处的天窗开凿,一次性完成窟顶浮雕,再一边去石、一边凿像。如此由上到下一点点雕琢掏空,石窟与佛像浑然一体,一气呵成。

也就是说,我眼前的大佛,每一尊都是先露螺髻、再露额头、眉、眼、鼻、唇……最终到脚趾,如此一寸寸从地底涌出的。

正赞叹不已,魏先生又告诉我,根据文献记载,南石窟寺的全部工程只用了一年。

一年!即使在今天,这应该都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我隐约地感觉到,这些石窟背后,除了国力支撑,还可能有着一支大师级别的专业团队。

毫无疑问,以王母洞石窟与南石窟寺的规模与造像,即使放在敦煌、云冈、龙门之类最著名的佛教石窟中,也绝不逊色。

事实上,在看到中心塔柱以及北魏风格明显的王母宫石窟时,我当即就想起了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第六窟。那座近方形石窟的中央,也是一个高约15米、连接窟顶的方形塔柱,塔柱四面及窟内四壁也都雕有各种佛菩萨像以及佛教故事浮雕。无论结构、创意,还是细节雕饰,虽然相距千里,陇东的王母宫石窟与山西的云冈第六窟,竟然有着如此酷肖的风格。

这两座石窟,有没有可能出自同一个团队?

顺着这个思路,我继续查找史料。

经学者考证,王母宫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最可能的建造者,是本地人,时任泾州刺史的抱嶷。而根据史籍记载,抱嶷曾经担任大长秋卿——北魏时期,主持开凿云冈、龙门石窟的官员,便是大长秋卿。

云冈第六窟的开凿年份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帝时期,即公元471至494年,与王母宫石窟的建造时代基本重叠。而南石窟寺则开凿于北魏永平三年,即公元510年,也相去不远。

种种证据都暗示,主持修凿云冈与泾川石窟的官员,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甚至他所选用的工程队,也完全有可能是同一支。

云冈,乃至龙门,同一个大师团队打造出的百里石窟长廊!正当我为这个设想激动不已时,泾川石窟专家、文化学者张怀群先生却告诉我,泾川百里石窟八百二十二个的窟龛中,现有造像的仅为三十五个,较为完整的造像只余四百三十六尊,绝大多数还是没有任何造像的空窟。

不过,张先生随即信心十足地补充道,其实,泾川百里石窟长廊,最大的价值,恰恰正在这里。正是窟龛中的空无,令这段石窟,与敦煌、云冈、龙门,乃至距离最近的麦积山石窟区别开来。

南石崖石窟群,位于泾川县城十四里处山崖上,总共有石窟一百零六个。

这些石窟外观并不显眼,但进入之后,我们却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有礼拜窟、禅修窟、讲经窟、寝窟、仓储窟,还有壁橱、锅台、水井,甚至东司,也就是厕所,一应俱全。而且呈现某种复式套房的构造,以两三个或数十个窟龛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落。

这些石窟最大的特点便是:绝大多数都没有佛造像。

昔人已去。看着空荡荡的石窟,我想起了最初的佛教石窟。

作为一种佛教建筑形式,石窟由印度传入。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因此僧侣们往往选择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不过,印度早期佛教,原教旨并不立偶像崇拜,制作佛像是一种亵渎神圣的罪过。即便造像,也通常间接表述,只雕塑莲台、法轮、菩提树、佛足迹等标记来象征佛。

也就是说,同样都是礼拜窟,没有佛像的很可能要早于有佛像的——魏海峰先生验证了我的观点。他说泾川石窟,开凿年代并不统一。虽然以北魏为主,但也已发现,有很多空窟,显然要早上许多,有一些还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批石窟,其意义绝不亚于敦煌。1979年在泾川县玉都镇太阳墩村曾经出土过一尊华盖鎏金铜佛,是国内佛教早期圣物的典型代表,也可以佐证泾川传入佛教之早。

开凿这些石窟的,应该就是真正的苦行僧,最原生态的佛教修行者。我猜测,他们信奉的应该是自觉自悟的小乘佛法。相比以高姿态向信众开放的佛窟,这些朴素的空窟令我明显感到了某种渗入崖壁深处的坚忍与孤独,甚至还有一份对外界的戒备与排斥。

我注意到,这些石窟的封闭性很强,防御功能很好。有很多甚至开凿在悬崖峭壁上,进入石窟得靠栈道;有的则通过密道或者竖井——所谓竖井,即在崖壁上开凿的井状管道,上下竖直,只能踩着井内壁抠出的脚窝小心攀爬;往往窟内有窟、洞中套洞,深不见底。用石窟,他们毅然将自己隔绝了世俗。

魏先生还带我去看了罗汉洞石窟。这个石窟群同样始凿于北魏,之后历代都有所扩建,是泾川石窟群中属于规模最大的一处。现在保存下来二百六十三个大小洞窟,也有一大部分属于空窟。共有十九个洞口,上下多层,通过长廊、甬道、竖井相互连通,硬是在山崖内掏出了一座易守难攻的迷楼。

我注意到,无论是南石崖还是罗汉洞,石窟大都开在悬崖壁腰,即便是底层,离地也至少有十余米,而且往往以竖井为进出通道,其实存在相当的危险性。

在很多崖壁的高处,我还看到了一种小窟,窟口严实地填满了石块。魏先生说,那便是瘗窟。有些僧人苦修,一辈子不出石窟,去世了,同伴就地将其封葬在里面。

日出日落,日落日出。面壁枯坐,佛在心头。每一座石窟,都在空荡荡的崖壁深处,绽放着一个七宝琉璃的极乐西天。

魏先生介绍说,在百里石窟长廊中,类似南石崖石窟群这样没有佛像的空窟,大约有六百个,而仅南石崖石窟群,至少便可容纳上千人修行。

当我逐一在地图上寻找这些石窟的位置时,很快发现,这些石窟群,竟然绝大部分都排布在泾河两岸的山崖上——泾川的得名,便是因为泾河由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而得名。

但流经泾川境内的只是泾河其中一段。这个念头突然启发了我。我想起来,前来泾川的途中,我经过一座名叫彬县的陕西边城。我知道,彬县有一座著名的大佛寺,也是因山起刹,400米长的崖面开凿出了一百三十多个石窟。

还有“南石窟寺。”有南自然就有北。“北石窟寺”,那座与泾川同时开凿、互相呼应的石窟群,位于甘肃庆阳市境内。

彬县与庆阳,距离泾川都只有几十公里。更关键的是,它们同样属于泾河流域:泾河,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东流至平凉、泾川,于杨家坪进入陕西长武县,再流经政平、亭口、彬县、泾阳后注入渭河。

我还记得,泾河的北源、宁夏固原,也有一个规模宏大的须弥山石窟。

——当我们将视线突破行政区划之后,地图上赫然出现了一条沿着泾河两岸延展、至少超过一百公里,气势恢宏的佛教石窟带。

黄土地上,随着河势蜿蜒曲折,隐然闪现一脉连绵不绝的佛光。

与这条体量巨大的石窟带相比,中国其他著名石窟群,如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都呈现出了某种散点状。不过,一个疑问接踵而来:为何会有这么多佛教徒,不约而同聚集到泾河两岸,苦苦修行呢?

既然泾河石窟带的核心与精华都在泾川,那么,这个答案还得到泾川上去找。

泾川,古称泾州,位于关中上游。距离西安仅有两百四十公里,自古以来便是关中门户。由于陇山、关山、秦岭阻隔,从匈奴开始,五胡十六国直至吐蕃等西部族群进攻长安,很少走今日的天水、宝鸡,而多从内蒙、宁夏经泾州东下。故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如此评价此地:“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此之系也。”

长安以西,泾州为第一冲要,泾州稳而天下定,故自两汉以来,历朝历代都将其视为京师最后的屏障,慎选心腹重臣镇守。

隋文帝择泾州建舍利塔、武则天敕泾州建大云寺,也可以看出这座古城对于帝国的重要意义。

除了帝国军事重镇,泾州还是丝路要塞。

以长安为起点向西延伸,丝绸之路东段分为南、中、北三条线路,泾州正处在东段北线和中线的交汇点,从汉至唐,泾州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陇中心,也是西出长安的第一座大城。而海运未辟之前,包括佛教在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基本都沿着丝路传播,也就是说,无论东来传法还是西去求经,泾川都是一大枢纽。

丝路要塞、对于长安以西第一大城。对古泾州的这个定位,令我想起了北漂族。尊崇佛教,是从北朝到隋唐一脉相承的大环境,尤其是北魏,佛教几乎成了国教。京都所在,天下释徒自然辐辏而来,长安城内纵然佛刹再多,也难以容纳,势必有众多沙门需要在附近另寻修行之处。而作为一门来自异域的宗教,无论传法还是求经,也需要在进京的最后一站抑或西行的第一站,互相交流包括语言、旅途攻略、学习心得等在内种种知识。此外,对于进入实修阶段的修行者,京城的环境未免过于喧嚣,也需得在附近另择幽静之地。

古时候的泾州一带,植被茂密、气候温润——直到今天,泾川还是甘肃全省第一,生态环境优越,自然物产丰富,农牧业发达,素有“陇东粮仓”之誉,求取供养容易。除此之外,作为帝国门户,泾州有重兵把守,社会也相对安定。而且,泾河两岸山塬横亘,居然都是质地松软的砂岩,用来雕琢佛像固然硬度欠佳,但开凿洞窟却是再合适不过。

种种机缘共归一处。就好比今天北京的西郊东郊,众多北漂族聚集地上的清河,一波又一波“西漂”的佛教徒,将自己的长安梦,一凿一凿铭刻在了泾川的崖壁上。

泾渭分明。

被石窟一路夹护的泾河,很容易令我联想起了另一条同样由西而来,奔向长安的河流。丝路东段,南线便是沿着渭水而行。正如泾水流域的释迦石窟,渭水流域也有著名的终南草堂,被视为道教修行的圣地。

两条同样走向、甚至同样性质的河,为何走出的却是两种风格迥异的轨迹?

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答案:渭水之滨的歧山周原,是周王朝故地,文王、周公教化所在,是最正统的中华文明渊薮,道家据此根深蒂固——佛教毕竟属于外来,短时间内与本土宗教不易调和,还是退避三舍另起炉灶更为自在。作为一个现实的民族,数千年来,尽管也曾有所摇摆,但儒家思想才是为政的主流。无论王旗如何更换,长安城里排在第一位的精神教父,总归还是孔老夫子。

泾河石窟,渭河草堂,泾渭一北一南,最终合流归入长安。走出这么一幅三教形势图,会不会就是隐藏着关中水系最深处的秘密呢?

叮叮当当的斧凿声中,一个丝路上最重要的佛教交汇点落地生根,并随着泾河的水流悄然扩张。从北魏到北周,从北周到隋唐,随着长安成为世界之都,泾河两岸,也成为帝国最大的道场、甚至堪称国际性的禅修中心。

禅杖驼铃。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昙摩蜜多东来,法显、智猛、宋云、惠生西去。东西方的僧人在泾州相互礼拜,在崖壁上比邻而居。

在泾河大桥上俯瞰这条凝重而流速缓慢的河流,我联想起印度的恒河。我猜测,巅峰时期,这里应该有着不亚于佛陀驻世时的盛况。每一位再次经过的大师,都会让这条河水沸腾。所有的石窟都会因为瞻仰他的仪容而灯火通明,所有的讲台都因为他的精妙开示而欢呼喜泣。

而平常的日子,这条河又会恢复修行者的宁静。每个晨昏,僧侣都会来河畔洗濯衣钵,他们彼此谦让、微笑、默不作声。但入夜之后,崖壁深处却会陆续响起诵经声,而通过石窟的自然音响效果,这些不同口音、甚至不同语言的祷祝,会混成一股温和而有节奏的声浪,随同夜风在河谷间来回盘旋。两岸山崖上则红光万点——那是每座佛龛前燃起的灯烛——将这夹水峙立的百里峰峦,点缀得玲珑剔透,而有法相庄严,俨然一座佛祖的灵山。

不过,正如泾河石窟的低调与质朴,除了少数几位高僧,比如前秦时的竺佛念、鸠摩罗什的弟子道温,绝大多数泾河边上的修行者都没有留下名字。

令我意外的是,在这里我竟然找到了孙悟空。

唐玄宗时的泾阳人车奉朝,做过泾州的四门府别将,武艺高强,据说武器也是一根熟铁棍,重达三十六斤。

公元751年,唐玄宗遣使护送罽宾国使者返西域时,车奉朝随行。后因患重病,不能随团返回中原,便在罽宾皈依佛门。在西域游历三十多年后归国,德宗皇帝赐其法号为“悟空”。

很多学者认为,他就是《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原型。

我又想起,同在泾河石窟带上的彬县,有一座著名的石窟,自古便号称水帘洞。

还有唐僧取经缘起的龙王索命——那条被魏征梦中斩杀的老龙,也是泾河龙王。

甚至还有“蟠桃大会”。

泾川的西王母信仰极盛。自北宋初年开始,每年王母宫都会举行极其隆重的庙会,延续至今已有一千多届。

或许外人不易理解,台湾位于东海,却也极为崇拜西王母,信众至少有数百万之多。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些虔诚的崇拜者便反复前来大陆,为他们的王母寻根访祖。山东泰山、新疆天山……他们几乎寻遍了所有传说中的西王母遗迹,最终认定,泾川回中山的王母宫,才是西王母的祖庙。

他们的考察得到了大量文物与文献支持,其中包括一块篆有“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的明代残碑。

经考证这块残碑刻于1542年,而据我所知,《西游记》现存最早的版本刊行于1592年:如果不是巧合,吴承恩应该从泾川王母宫汲取过灵感。

一部伟大的西行名著,开篇却屡屡指向一条陇东的河流——如果是作者有意为之,这能否理解为千年之后,国人对这个长安西去第一城、西行求法起点的另类纪念?

只是当取经人回转,再次路过这段河谷时,这场盛宴,却早已酒醒人散。满眼只剩凋零,就像那块残破的石碑。

“泾川有个倒吊塔,把天坠得咯巴巴,行人时常从此过,不知金塔在哪哒?”

这是一句在泾川广为流传的古老民谣。根据语意,似乎是某处隐藏了一座奇怪的倒悬宝塔。其实它说的也是一座石窟:蒋家村凤凰沟内一处偏远坡崖上的“吊吊塔石窟寺。”

事实上,正如王母宫石窟,这座石窟也属于“支提窟”。所谓支提窟,也叫塔庙窟,即在洞窟的中央设有塔供信徒回旋巡礼。为了使建筑结构更牢固,通常塔顶上接窟顶,就可以像柱子一样起到支撑的作用,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中心塔柱。吊吊塔不过是因为下部经历水浸风化,日久消蚀,以至于上粗下细,形如倒挂罢了。

2000年7月,文保人员考察吊吊塔石窟时,还能见到这一倒悬于洞中的石塔和基座四周,分数层雕刻有许多佛像,外层以泥表造形并加以彩绘,是一个十分精美的覆钵形造像塔——覆钵形塔这种特殊塔形,在我国早期佛塔中虽有记载,但之前并未见到实例。

但十余年后,当张怀群先生再次找到这座石窟时,却看到塔底被垫上了几块破砖——原来塔的下部消蚀速度越来越快,当地农民担心石塔坠落,临时采取了这种朴素的救助措施。

《西游记》中,西天路上有一个祭赛国。国内有一颗宝珠,能将整个国家映照得瑞霭霞光,疑似天府神京,受远近膜拜。可一旦被九头虫盗走,迅速变得凄云惨雾,一派衰败之象。

正如那颗宝珠,作为帝国道场,长安王气的盛衰,直接决定泾川的气象。

公元756年6月,安禄山的叛军击破潼关,五天后,唐玄宗 仓皇逃出了长安。

清史家赵翼认为,唐代的安史之乱,是中华气运由西北向东北的大变局,而玄宗的这次出逃,正是这个变局的节点,更是长安王气将近,由盛转衰的征兆。

玄宗之后,作为唐都,长安又遭受了多次沦陷;而唐亡之后,再无一朝在此建都,逐渐夷为寻常郡县。从西周到秦汉,再到隋唐,千年古都花雨散尽,十三朝繁华,就此成为绝唱。

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銮驾渐行渐远,黄土地上风沙渐起。

西风残照,泾渭萧条。

从北魏到隋唐,泾河石窟带进入极盛期,据不完全统计,仅泾川境内,每年至少就有一万八千人在此修行。安史之乱之后,佛教也因为战乱以及晚唐、五代两次灭佛运动,元气大伤。寺院毁坏,僧侣逃亡。宋元之后,虽然有所恢复,但由于丝路已经转移到海上,泾河佛窟的盛况一去不返,大量石窟开始荒废,残破。很多变成当地民众避难的场所,罗汉洞一度还成为白莲教起义的据点,至今能在洞中看到当时留下的宣传标语。

另一方面,由于泾河两岸的山石属于砂岩,极易风化,现存佛像,大部分面目都已经开始模糊。而且风化的速度还在加速。我们在参观每一座洞窟时,脚底都能踩到厚厚一层砂。

尘归尘,土归土。无论是悲是欣,是喜是忧,诸佛菩萨的表情,都将随着飞扬的风沙,一点点消散于虚无。

还有泾河的危害。我们看到的泾河,虽然只是一股窄小而混浊的浅流,但宽阔的河床喻示着,它同样有着黄河般的暴戾。历史上泾河多次发严重的洪水,今天的泾川城事实上便是在明初被洪水冲垮而不得不整体迁建的。而每一次洪水,对于石窟,都是一次浩劫。根据测算,从北魏至今,泾河水位至少抬高了10米以上。也就是说,当年的石窟,已经有一大部分被埋入了河底的淤泥中。

1920年,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烈度的海原大地震,泾河流域是重灾区。

还有人为的因素。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的偷盗以及“文革”时的打砸暂且不提。仅举一例:罗汉洞乡霍家沟口的千佛寺,东西约1公里,石窟群中有石佛像众多,故得此名。当地老百姓说,20世纪50年代修筑南灌渠,从寺中穿过,三分之一的石窟及残存佛像被毁;70年代,修建泾河何家坪滚水坝时,也掩埋了不少禅窟、造像窟;90年代,312国道改道,再次从寺中穿过,又毁掉三分之一。

参观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经费短缺,很多石窟还是属于原生态管理,没有任何防护,就袒露在公路边上,在车来车往中慢慢剥蚀、坍塌。

……

沧海桑田,正在我们眼底飞速流转。

佛家说,没有什么是长住的,所有的一切,终将毁灭,甚至包括佛陀本身,终究也要入涅槃。

我忽然又想起终南山的道士。“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他们参悟的,最终也只是一个虚无。

泾河渭河,原来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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