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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01月14日 来源:平凉日报 进入论坛 点击数:  我要评论 【收藏

在今人的眼中,泾川也许是一个不起眼的西部小县,但它的古城建于商朝时期的阮、共方国,距今3000多年,秦之前为义渠戎领地,西汉设临泾县,东汉安定郡迁置于此,辖8县,前秦时为雍州治所,北魏初设泾州,领6郡17县,是历史上最盛时期,隋唐时安定郡、泾州交替更置,元代在此立总司,明代时古城毁于水患,城址南迁,辉煌不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泾川为王朝的安定和中原百姓的安宁曾有如此历史地位:“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泾州“山川环带,水陆流通,连络中外,翼带东西,诚关中之襟要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宋时,范仲淹受帝命后谢曰:“泾原重地,第恐臣不足当此路,与韩琦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并环庆,……”“帝从其言,故有是命。”(明赵时春《平凉府志》)

泾川自古也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带,从五戎六狄到名郡大州,经过不断分合,最终融入中原政权。从现有馆藏及散佚在民间的数方泾州古代官印,可窥历史繁盛之貌及变迁过程。

一、“汉帅善羌长”之印

东汉时,由于关陇一带处于大规模的羌族起义区和汉羌战争的主要战场,使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两次东迁至美阳(今陕西扶风)。汉顺帝永建四年(129),羌族势力衰败,安定郡迁回,因高平城已损毁严重,于是将郡治设于临泾县(今泾川)。从此时,为休养生息,稳定边疆,恢复生产,故对各部少数民族首领拜官封侯,经济得以复苏之余,更加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进程。“汉帅善羌长”铜印当是这一时期臣服于东汉政权的少数民族首领官印,为泾州地区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见证。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印发现于泾川当地藏家手中,后去向不明,现仅存印拓。

二、馆藏汉“广武令印”

汉广武令印,1982年4月征集于泾川县城关镇收购站。黄铜质,通高2.4厘米,印面2.5×2.5厘米,重量90克,体呈方台状,背桥形纽。印面阴文篆书“广武令印”四字,该印形制规整平稳,为汉代官印中的珍品,系国家二级文物。

在汉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广武。一是楚汉相争时期出现过的河南荥阳之广武;二是山西山阴之广武,“匈奴使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即此;三是甘肃永登之广武,“文帝中年,赫然愤发,亲御案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大,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于广武”。东汉末年的权臣、凉州军阀,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董卓曾统管包括安定(今泾川)在内的元郡御林军,因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有功,后遣任广武令。泾川馆藏的“广武令印”主人是否为董卓待考,但安定一度属于其操控的势力范围则为史实。

三、汉“别部司马”之印

汉代的军司马是当时大将军之下的高级军官,西汉历史上有名的卫青、霍去病、班超及东汉末年至三国时的曹操、孙坚、司马懿、夏侯渊等都担任过此职。别部司马同样是大将军营下在战时或临时所设的司马,其级别与军司马相当,东汉末年的刘备、关羽、张飞、黄盖、吕蒙等均曾担任过此职。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七月,丞相曹操大破马超于潼关,马超走凉州,另一领袖杨秋奔安定(今泾川)。曹操自长安北征安定,会夏侯渊、张郃、徐晃等军围安定,招降了杨秋。公元228年正月,蜀国丞相诸葛亮带兵攻打岐山,曹魏朝野恐慌不已,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归蜀。同月,魏军攻蜀,收复三郡。泾川发现的这方“别部司马”铜印当是在这段交锋激烈的岁月中的遗失物品,其主人暂无考。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印同样发现于泾川当地藏家手中,后去向不明,现仅存印拓。

四、馆藏前秦“归义侯印”

1976年,泾川县玉都镇太阳墩村出土了一批窖藏文物,有华盖鎏金铜佛一尊,铜扁钟三件,铜熨斗二件,铜盆三件,铜“归义侯印”一方,文物出土后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这组文物的发现,揭开了泾川历史上唯一的皇帝家族的一段秘史。

十六国时期,安定乌氏(今泾川玉都)人张轨主政西凉,后其子张寔建立前凉政权经略西域,为中国西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乃之民族大融合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376年,苻坚率领强大的前秦军队以步骑十三万迫降前凉,张轨后人、前凉末任王张天锡归降后被苻坚封为侍中、北部尚书、归义侯。在前秦与东晋著名的“淝水之战”中苻坚惨败,随军征伐的张天锡趁机投奔东晋,受到晋孝武帝器重。13年后张天锡告老还乡,在家乡隐居生活约20年后去世。因泾川长期处于战乱地带,加上连年灾荒,他的后人恐遭遇不测,于是将先祖遗留的“归义侯印”及家传的鎏金华盖铜佛等宝物偷偷深埋于住处附近,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与“归义侯印”同时发现的鎏金华盖铜佛据考是世界上最早的铜佛像之一,也是泾川所有佛教文物中历史最悠久的,具有重要的学术断代意义。

五、金代“都统所印”及馆藏“泾州之印”

宋、金、辽、西夏时期是官印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出现了九叠篆文,还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入印。由于当时史料的大量缺失,此时期的官印研究对填补许多历史空白具有重大意义。

2012年7月,笔者在泾川县城关镇的藏家手中幸见一方金代“都统所印”,印文为阳文九叠篆书,通高不足5厘米,边长约7厘米,背桥形纽高3.5厘米。金代设置都统官始于天辅五年(1121),官属正三品,史载“万户之上置都统”,可见都统官权倾一隅,是一方土地上的军政首脑。

金“泾州之印”1976年8月20日出土于泾川县城关镇,黄铜质,印面7.1×7.1厘米,通高5.3厘米,重量1065克,体呈方形,长方直柄,印文为阳文九叠篆书“泾州之印”四字。印背右面錾刻“礼部造”三字,左面錾刻“承安三年(1198)十一月”七字,上侧边錾刻“泾州之印”四字,均楷书。此印是研究金代官制玺印及泾州建置的重要资料,系国家一级文物,现藏泾川县博物馆。

金统治泾州地区110年。公元1130年,金兵攻占泾原,经略使刘铸退至瓦亭,金将完颜宗辅攻下泾州,“都统所印”当为此后泾州官印,要早于“泾州之印”。“泾州之印”锻造之时泾州属泾原路,领泾川、长武、良原、灵台4县。

官印不仅是官员个人权威的象征,而且代表着国家法律和地方权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研究泾州行政、军事建置和历代官印变迁意义非凡。

参考资料:

1.《汉书》、《后汉书》、《北史》、《金史》。

2.张怀群、赵晓春、魏海峰:《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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