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海峰：泾州的古代官印

在今人的眼中，泾川也许是一个不起眼的西部小县，但它的古城建于商朝时期的阮、共方国，距今3000多年，秦之前为义渠戎领地，西汉设临泾县，东汉安定郡迁置于此，辖8县，前秦时为雍州治所，北魏初设泾州，领6郡17县，是历史上最盛时期，隋唐时安定郡、泾州交替更置，元代在此立总司，明代时古城毁于水患，城址南迁，辉煌不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泾川为王朝的安定和中原百姓的安宁曾有如此历史地位：“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泾州“山川环带，水陆流通，连络中外，翼带东西，诚关中之襟要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宋时，范仲淹受帝命后谢曰：“泾原重地，第恐臣不足当此路，与韩琦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并环庆，……”“帝从其言，故有是命。”(明赵时春《平凉府志》)

泾川自古也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带，从五戎六狄到名郡大州，经过不断分合，最终融入中原政权。从现有馆藏及散佚在民间的数方泾州古代官印，可窥历史繁盛之貌及变迁过程。

一、“汉帅善羌长”之印

东汉时，由于关陇一带处于大规模的羌族起义区和汉羌战争的主要战场，使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两次东迁至美阳(今陕西扶风)。汉顺帝永建四年(129)，羌族势力衰败，安定郡迁回，因高平城已损毁严重，于是将郡治设于临泾县(今泾川)。从此时，为休养生息，稳定边疆，恢复生产，故对各部少数民族首领拜官封侯，经济得以复苏之余，更加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进程。“汉帅善羌长”铜印当是这一时期臣服于东汉政权的少数民族首领官印，为泾州地区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见证。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印发现于泾川当地藏家手中，后去向不明，现仅存印拓。

二、馆藏汉“广武令印”

汉广武令印，1982年4月征集于泾川县城关镇收购站。黄铜质，通高2.4厘米，印面2.5×2.5厘米，重量90克，体呈方台状，背桥形纽。印面阴文篆书“广武令印”四字，该印形制规整平稳，为汉代官印中的珍品，系国家二级文物。

在汉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广武。一是楚汉相争时期出现过的河南荥阳之广武；二是山西山阴之广武，“匈奴使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即此；三是甘肃永登之广武，“文帝中年，赫然愤发，亲御案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大，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于广武”。东汉末年的权臣、凉州军阀，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董卓曾统管包括安定(今泾川)在内的元郡御林军，因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有功，后遣任广武令。泾川馆藏的“广武令印”主人是否为董卓待考，但安定一度属于其操控的势力范围则为史实。

三、汉“别部司马”之印

汉代的军司马是当时大将军之下的高级军官，西汉历史上有名的卫青、霍去病、班超及东汉末年至三国时的曹操、孙坚、司马懿、夏侯渊等都担任过此职。别部司马同样是大将军营下在战时或临时所设的司马，其级别与军司马相当，东汉末年的刘备、关羽、张飞、黄盖、吕蒙等均曾担任过此职。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七月，丞相曹操大破马超于潼关，马超走凉州，另一领袖杨秋奔安定(今泾川)。曹操自长安北征安定，会夏侯渊、张郃、徐晃等军围安定，招降了杨秋。公元228年正月，蜀国丞相诸葛亮带兵攻打岐山，曹魏朝野恐慌不已，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归蜀。同月，魏军攻蜀，收复三郡。泾川发现的这方“别部司马”铜印当是在这段交锋激烈的岁月中的遗失物品，其主人暂无考。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印同样发现于泾川当地藏家手中，后去向不明，现仅存印拓。

四、馆藏前秦“归义侯印”

1976年，泾川县玉都镇太阳墩村出土了一批窖藏文物，有华盖鎏金铜佛一尊，铜扁钟三件，铜熨斗二件，铜盆三件，铜“归义侯印”一方，文物出土后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这组文物的发现，揭开了泾川历史上唯一的皇帝家族的一段秘史。

十六国时期，安定乌氏(今泾川玉都)人张轨主政西凉，后其子张寔建立前凉政权经略西域，为中国西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乃之民族大融合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376年，苻坚率领强大的前秦军队以步骑十三万迫降前凉，张轨后人、前凉末任王张天锡归降后被苻坚封为侍中、北部尚书、归义侯。在前秦与东晋著名的“淝水之战”中苻坚惨败，随军征伐的张天锡趁机投奔东晋，受到晋孝武帝器重。13年后张天锡告老还乡，在家乡隐居生活约20年后去世。因泾川长期处于战乱地带，加上连年灾荒，他的后人恐遭遇不测，于是将先祖遗留的“归义侯印”及家传的鎏金华盖铜佛等宝物偷偷深埋于住处附近，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与“归义侯印”同时发现的鎏金华盖铜佛据考是世界上最早的铜佛像之一，也是泾川所有佛教文物中历史最悠久的，具有重要的学术断代意义。

五、金代“都统所印”及馆藏“泾州之印”

宋、金、辽、西夏时期是官印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出现了九叠篆文，还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入印。由于当时史料的大量缺失，此时期的官印研究对填补许多历史空白具有重大意义。

2012年7月，笔者在泾川县城关镇的藏家手中幸见一方金代“都统所印”，印文为阳文九叠篆书，通高不足5厘米，边长约7厘米，背桥形纽高3.5厘米。金代设置都统官始于天辅五年(1121)，官属正三品，史载“万户之上置都统”，可见都统官权倾一隅，是一方土地上的军政首脑。

金“泾州之印”1976年8月20日出土于泾川县城关镇，黄铜质，印面7.1×7.1厘米，通高5.3厘米，重量1065克，体呈方形，长方直柄，印文为阳文九叠篆书“泾州之印”四字。印背右面錾刻“礼部造”三字，左面錾刻“承安三年(1198)十一月”七字，上侧边錾刻“泾州之印”四字，均楷书。此印是研究金代官制玺印及泾州建置的重要资料，系国家一级文物，现藏泾川县博物馆。

金统治泾州地区110年。公元1130年，金兵攻占泾原，经略使刘铸退至瓦亭，金将完颜宗辅攻下泾州，“都统所印”当为此后泾州官印，要早于“泾州之印”。“泾州之印”锻造之时泾州属泾原路，领泾川、长武、良原、灵台4县。

官印不仅是官员个人权威的象征，而且代表着国家法律和地方权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研究泾州行政、军事建置和历代官印变迁意义非凡。

参考资料：

1.《汉书》、《后汉书》、《北史》、《金史》。

2.张怀群、赵晓春、魏海峰：《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