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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年05月18日 来源:作者原创 进入论坛 点击数:  我要评论 【收藏

中国佛教还有许多特点,……佛教形态如何表现在文学上,或形成了什么内容、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影响等问题上。

首先,佛教在弘法过程中,讲道理的方法和语言,就形成为佛经文学,本身即具有文学性。例如佛的本生故事。印度人的生命观与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的一生指我自出生到死亡,没有来世与前世,只有这一生。在印度,人生则可理解成一条不断流的河,这一生只是河的一段。或譬喻学生们在这一个教室里听课,下课了,就去另个教室演绎另外的人生。在不同的场景中,经历不同的角色,但你还是你。这就是印度人的生命关。本生故事,即依这个观念,讲佛的很多前世的事,利用这些故事解释道理。这类故事,现在留存有几百个,因为都是故事,所以颇具文学性。传入中国后,也大大丰富了文学题材。

佛教说理,又善于使用譬喻。中国也重视譬喻,《礼记》讲:“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诗主要靠譬喻,六义中之“比”也。所以佛经之譬喻传来后立刻被文人大量吸收,直到鲁迅还重印《百喻经》呢!

另外就是诗偈。这是短的韵语。因为理论很难记忆,中国人要记东西的时候常把它编成歌诀,佛教也是如此。主要是说理,像我前面提到的神秀惠能二偈那样,但写得好时,也充满诗意,如宋代和尚的诗:“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却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之类。

此外就是佛经本身的文学性,对后来影响很大的,譬如《维摩诘经》。维摩诘是个大居士,王维自号维摩诘居士,就是效法他。经中较为人所熟知的是维摩示疾,假装生病了,佛陀派了他门下智慧最高的文殊菩萨去探病。诸天菩萨听说文殊要去看维摩诘,都很兴奋,因为这两大智者,一定有精彩的对答,所以通通赶去看热闹。这时又有天女来散花,心清净的人,花就不会沾到他身上。如此如此,它的文词也很优雅。六朝人就喜欢画维摩诘经故事,唐代俗讲的维摩经变,现在留下来的也还有一大堆,是俗讲中很重要的主题。

另外如《法华经》是天台宗的根本经典,讲如来佛的信仰,但〈观世音普门品〉影响也很深远。《华严经》,则是华严宗的根本经典,据说是龙树菩萨到龙宫取出来的,本身就带有神秘色彩。其中有一个大家熟悉的东西: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遍访善知识,是少年成长小说的雏形,犹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少年经历了很多思想上的启发,慢慢成长的故事。

这些经典影响中国很大。你想:为什么鲁迅会重新去印《百喻经》呢?因为他研究六朝小说,觉得六朝志怪里奇怪的想法,阳羡鹅笼,幻中出幻,恐怕是受到印度的影响。

六朝隋唐还有转生故事。三世因果,是中国小说很重要的思想,但是我们原先没有的,《唐传奇》里讲“三生石上旧精魂,赏风吟月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即是这类故事。

佛教传进中国后影响深远的还有地狱观。中国古代没这种观念,只说人死了以后归于尘土,人间的世界有一个帝王在管,地下的幽冥世界则归泰山府君管。乡间常可看到一颗石头,上面刻有“泰山石敢当”字样,是用来辟邪镇妖的。因为泰山山神管一切鬼,人死以后魂魄都归于泰山之下。泰山是华北平原最高的山,往上通天往下通地的。但这不是地狱,地狱是指人死后都要进地底下的监牢,接受十殿阎王的审判;由于人多半都有点罪,所以审判的结果,大抵都得服刑。好一点的,罪轻些;重一点的,就不免上刀山、下油锅。为什么人死以后,佛教徒鼓励家属要做超度法事呢?超渡犹如去监牢里打点,好让亲人少受一点刑罚,早去转世投胎。这种地狱观念六朝以后深入人心,相关的戏曲小说笔记也不可胜数。像施耐庵曹雪芹,就有笔记说他们在地狱中受苦,永世不得超生哩!”

“中国很早就有龙,《易经》中就用龙来形容阳气,但我们没有龙王、龙女、龙宫这些观念。印度人也没有龙,他们只有大蛇。可是我们用龙字去翻译佛经里面讲的大蛇。这大蛇,是佛的护法。在东南亚,你可以经常看到佛陀后面有一个背光,是大蛇盘起来的样子,有时候是九条蛇。所谓龙宫,其实就是蛇窟,故里面有龙王、龙女、龙王几太子等一大窝。但说蛇,感觉就跟龙宫龙女等等差很多。六朝以后龙王龙女大量出现于文学作品中,唐传奇《柳毅传书》就属于这类故事,到了《西游记》讲东海龙王,南海龙王、龙王三太子等等也是属于这类。还有一只大鹏金翅雕,也是佛的护法,是蛇的克星,很多佛龛上都会画上这只大鸟。牠在小说里也经常出现,比如岳飞据《说岳全传》说就是大鹏金翅雕转世的。至于金刚、罗汉,如来、观音,这些都算是佛教人物影响中国文学的题材。

佛教影响下还出现很多文学的类型,如斗法这类题材就不是中国的,来自佛跟外道的斗法,后来在小说戏剧中经常出现。又如说姻缘,就是解释一件事情的因缘关系,比如《三国平话》用刘邦、韩信、彭越等人的关系去解释为什么有曹操、孙权、刘备。还有人生如梦的主体,对后来也影响深远。佛教讲的是万法皆空,最早传入时中国人不了解,就用道家的“无”去解释,其实空不是无,空是有,而且是解释有之所以为有的。如现在我前面有桌子、有杯子,但仔细想想,桌子杯子不是本来就有,而是许多因缘条件凑合成的。一成即不变吗?不,这些条件都会改变,“成、住、坏、空”,最后条件改变,因缘散了,就坏了、消失了。因此《中论》说缘起性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没有一个桌子的固定不变之本质,人也一样,没有固定不变的我,万物皆因缘生成,所以万法皆空。这个讲法很迂曲,中国人不太善于这样思考问题,是以就理解为:原来我们以为是真的、有的,仔细一想才发现并不能真的掌握,就跟做梦一样,醒来才知道是一场空,所以说人生如梦。这是一个跟道家思想结合的解释。六朝以后即有很多讲人生如梦这类的想法的文学作品,佛道兼通。此外还有舍身求法、化身下凡、二妇争儿、出家求道等等,也都很值得注意。

人生如梦,一种是自己领悟到的,如《南柯太守记》;一种是由神仙或和尚来点化你的,如《枕中记》的黄粱一梦。戏剧中的度脱剧,就是讲度化的,如惠禅师三度小桃红、月明和尚度柳翠,桃红柳翠都是妓女。又如元杂剧吴昌龄《东坡梦》,讲东坡教白牡丹去引诱佛印,佛印又教柳、桃、竹、梅四女去引诱东坡,“云门一派老婆禅,花间四友东坡梦”。这类又称为禅宗戏。

谈戏曲,还不能只看这类戏剧类型,应注意整体戏曲跟佛教的关系。现在讲中国戏曲史,大体都如王国维的《宋明戏曲考》,说中国戏剧是宋元朝才发展出来的,时间特别晚。其前身是唐朝的参军戏,或是古代的俳优,是说笑话的,型态都非常简单。但是近一些年的研究却不采王国维这个观点,因为我们民间演戏最常用的舞台都在寺庙宗祠中。寺庙对面就有戏台,中国传统戏台很高,原因是给庙里的神看,演戏是拜神的。在中国演戏最主要的场所是寺庙,演的内容是忠孝节义。所以中国戏的功能不能单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假如这样,我们往上推,就知道中国早期的巫,可能就算戏了,诗经中的颂即是歌舞大叙事的,楚辞里也是巫祝歌舞,这个传统发展到南北朝之后,则有佛教因素的加入。佛教法事,如放燄口,招请、结界、施食、施水、超度,唱八十四曲,本来就像一场大戏。戏剧中,勾栏、切末等术语,据考证也跟佛教有关。佛教寺院作为剧场,僧人在里面扮演角色,也影响了中国戏剧演出,这个渊源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除此之外,还应该讲几个重点,比如中国人对于声音的奥秘,即来自佛教对我们的启发。沈约讲四声八病时,曾说:自灵均以来,此密未睹’,从屈原以来,中国人都没有发现这个奥秘,到沈约才发现。他之所以能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助缘:印度和尚来华传道。我前面讲过,印度是个语言系统,和中国是个文字体系不一样,印度和尚必须从语音上掌握中国文字,因此他们开始替中国文字造字母,今传守温三十六字母即属此类。他们对声韵的辨析,帮助我们理解声音,也就是后来格律诗、对联等等的基础。隋唐以来的中国文学,脱离了平仄、押韵、四声,简直就没办法讲了,所以这是影响很大的一部分。

在民间中,则有俗讲、变文和宣卷(宝卷),皆生于佛教之传播。宝卷主要是讲佛经,后来普遍到一切民间宗教及传说故事,包括孟姜女、七仙女、白蛇传等都是宝卷唱出来的。中国人相信的观世音,也不是佛经里的观世音,而是宋朝香山宝卷以后的观世音。

另外就是佛教本身的文学化。……佛教是外来宗教,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个文人社会,佛教传进中国后便不断文学化,最早是找文人写碑记,如写《文心雕龙》的刘勰,就替僧人写了不少碑记;然后是翻译佛经时讲究文采,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对此已有说明;慢慢则出现了诗僧。诗僧六朝就有了,像支遁;唐代以后更多,《全唐诗》里即有大量和尚诗。最后,整个佛教,特别是禅宗理论需要诗文来表达,所谓《石门文字禅》。宋代很多诗人说“学诗如参禅”、讲诗禅合一,过去的研究者都解释说这是禅宗对文学的影响,其实是倒过来,是文学对佛教的影响。要知道,禅宗是反对文字的,故说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慧能甚至根本不识字。有一位禅师,看到别人在读经书,他就拿砖头在旁边磨。别人当然就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要把这块砖磨成一面镜子。别人哈哈笑,说你这不是发神经吗?磨砖怎能成镜?他说:对呀,磨砖不能成镜,你读经又怎么能成佛呢?早期禅宗对文字或经典的态度即是如此。但到了宋代却倒转过来,由不立文字变成了文字禅。所以诗禅合一是整个佛教的文学化,佛教的意义通过偈语来表达、其境界须用诗歌来表现。因为开悟不是逻辑性的,开悟是有一个特别的领会,所以须用诗歌来说。禅宗的语录里充满了文学性,很多机锋都类似诗,这就叫做佛教本身的文学化。”(龚鹏程《文学、佛教》龚鹏程的新浪博客2011年7月22日)

佛教是如何被吃的,在那些没有造像的窟中,我们永远不知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佛教中国化,我们仅仅知道一些现象。

我们知道了泾河流域佛教存在大观而推想全国的佛教遗存,就能知道被中国吃的条件、力量,才能理解佛教确实被中国消化了,古代中国这个肌体需要这样的养分或食粮,正对古代中国胃口,消化后的性灵、心灵、肌体正能适应二千多年间中国历程对肌体的挑战,这是最要害的,这不仅仅是宗教或阇黎的初衷,而是应运而生。

限于篇幅,泾河流域各县市博物馆的造像仅见于书中所见,档案图片和文物中巨中的佛像、文物无法见到。如果把南北石窟、王母宫石窟、须弥山石窟、108塔、石泓寺、药王山、麟游石窟及每一万佛塔中每一尊造像单独特写,则是书中图片几十倍,几千上万尊佛像将证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气力,是全民行为,不是宗教本身。

如果宗教没有对相、先生没有弟子,任何文化不会定型、升华、传承。

龚鹏程先生说:“信教而不知义理,蔚为风气”,“重学佛修证而不重佛学”。这就是学佛、佛学的本来区别。“似乎是一知半解、糊里糊涂的弘法人员,在指导着茫无头绪的信众。盲以导盲的情况,实在令人忧虑”。“隋唐以后,佛教的教义已无太大发展,流行于民间之佛教信仰,事实上仅成为一种缺少灵魂的仪式化行为,烧香、拜佛、念经、吃素以及超度亡灵而已”。“整个佛教,在个人,便是欲求往生净土或利益福根(求菩萨佛祖保佑平安富贵、子孙昌旺之类);在教团,则是赶经忏办法会(甚至出现迎财神之类法会)。”“这种仪式化的结果,自然就形成了佛教的世俗化与庸俗化”。“它并非为解决人之社会生活困难而存在,乃是基于解决生命价值意义之终极问题而存在的”。“由于佛教界普遍重视学佛而不看重佛学,致使佛教日渐仪式化、世俗化、庸俗化、神秘化”。(龚鹏程《佛学新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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