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群：泾川一地三次发现佛舍利九次供养佛舍利

　　第五处，古塔余基，694年，武则天时孟诜等人发现的古塔余基

　　“爰有古塔余基，在兹寺之右，高惟及仞，袤劣无常，壤甓既零，榛芜遂积。”大云寺舍利石函铭此段记载之义易知，被认为是隋文帝所分舍利之塔基所在，又何以无隋文帝颁舍利之塔铭？存疑如下：

　　1.“爰有古塔余基”在何处？

　　2.目前所见石函、硫璃瓶、舍利十四粒即是大云寺舍利石函铭记之“爰得石函，中有硫璃瓶舍利十四粒。”

　　舍利十四粒是否就是被认为的隋文帝所颁舍利？石函是否就是隋文帝诏书“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之石函？存疑。

　　3.目前所见孟诜撰石函铭文是否就是被认为刻在隋代石函上？

　　铭文中讲述，孟诜等人得石函之后，于是“复写兹瓶，方下神粒。于函之侧，乃勒铭云”，“及眷规模，敢忘修措。爰从大周延载元年岁次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日已亥，迁于佛殿之下”。据此记载，孟诜铭文即刻在他们发现的函之侧，但是否就是隋文帝诏书所钦定之石函？存疑。

　　4.从铭文看，孟诜、大云寺维那出法、泾州长史史藏诸、安定县令陈燕客、大云寺僧徒们只是见到了无刻铭、不知来由的“石函，中有硫璃瓶舍利十四粒，”而未见到有塔下铭的隋代石函，也非未保存隋代塔下铭、在铭文中不提隋代塔下铭。

　　5.隋朝结束于公元619年，距建大云寺的延载元年（公元694年）75年，延载元年距大兴国寺下石函的仁寿元年（公元601年）93年。70至90多年间，隋塔是否己“袤劣无常，壤甓既零，榛芜遂积。”而只剩高惟及仞的古塔余基？

　　6.在延载元年这个非常时期，当朝不言前朝事，孟诜有意不提隋塔事？

　　惜我浅识陋见，武则天建大云寺、在建大云寺时发现佛舍利，殆泾川一例，不知别处考古发现的武则天时期的碑刻是如何称谓隋朝事的，武则天时期是如何评价隋文帝三次分舍利之历史大事件的。正如一位大师所言：“历史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由语言组织成的，历史也不存在真相，只有关于真相的语言表述。史实与真相已随时光之流而俱逝，渺不可得。历史记忆都是后人筛选、诠释、重构的，故而历史不只与发生那个时代有关，也与每个时代人之当代意识有关。历史不是独立“在场”的存在，也是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之反思过的理解。就此言之，后现代史家说“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或者说历史仅是话语，倒也不错。”

　　总之，这是泾川瘗埋佛舍利的又一次、又一处。今后如有考古证据发现，将真相大白，或许永远发现不了。

　　但这是否定不了的曾经的历史存在。

　　第六处，瘗埋佛舍利，（疑为北魏），泾川石佛座疑似舍利石函

　　这是泾川县博物馆王小刚《北魏石佛座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对比蠡测》一文的发现，作者眼光独到，论证严谨，有据有理，由此引出笫次第处瘗埋舍利的曾经史实。

　　馆藏北魏石佛座，编号001343，高22厘米，长44.5厘米，宽33厘米。（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现于泾川南石窟寺院内，当时做香炉使用，有燃蜡、焚香痕迹，佛座内经后人用水泥浇灌和修补，凹槽内深度不详。佛座的顶面凿一长方形凹槽，顶边沿有嵌合口部的内凸缘，似为子母扣状。前立面雕一长方形边框，边框凸起，分三格，正中浮雕一高柄托盘，上盛摩尼宝珠，两侧刻蕉叶纹，左右格内各浮雕一蹲狮和一供养人。狮昂首相向，张口吐舌,涂铁红色、绿色彩绘；一壁角棱残无，左蹲狮残缺，右供养人头部残缺。该座雕刻细腻，双狮形象尤为生动。遗憾的是北魏石佛座却无文字记载，无从考证它的用途以及当时雕造背景等状况。

　　泾川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被认为是佛座改制，北魏石佛座出现，有了比较物，北魏石佛座与北周舍利石函的共同点是有相同的形状特征长方体，造像布局也极为相似，边框凸起，分三格，造像题材相同，都有托盘、摩尼宝珠、两位供养人、双蹲狮。北魏石佛座正中浮雕一高柄托盘，上盛摩尼宝珠；北周舍利石函居中浮雕一飞天形象且头顶托盘，上盛摩尼宝珠。北魏石佛座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之间的雕刻风格基本相似，或为承袭。

　　最大的相同处是佛座顶面凿一长方形凹槽，顶边沿有嵌合口部的内凸缘，似为子母扣状。既有卯眼特征的同时，上方边沿又有梯状的凸起，表现出其子扣特征。而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的形制己经旁证，“北魏石佛座”的上方原来应该有个母扣的顶盖？只是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的母扣的顶盖还存在，北魏石佛座母扣的顶盖己丢失而已。或者北魏母扣的顶盖上有刻字。

　　王小刚认为：“北魏石佛座既然是佛座，那么与佛像之间应该是榫卯套接。佛座顶面长方形凹槽作为卯眼，佛像下方必然有榫头。卯眼有多大就对应榫头有多大，佛座壁厚最薄处仅有3.8厘米，这里的卯眼已经接近整个佛座，显得佛座有些多余，同时这样大的卯眼必定承载比它更大的佛像，北魏石佛座能承载比它大很多的佛像？卯眼成倒锥体上大下小，成不稳定性，要保证稳定就应该增加受力面，至少上下对等。北魏石佛座所表现出的以上特征是无法承受佛像榫头扣入后稳定佛像的作用，使得佛座失去了雕造时应有的意义。在佛座具有卯眼特征的同时，上方又有梯状的凸起，表现出其子扣特征，这种特征应该不会是装饰作用。联系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的形制，会不会在“佛座”的上方原来有个母扣的顶盖？”﹙王小刚《北魏石佛座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对比蠡测》﹚

　　这应该是又一处佛舍利塔基既佛舍利石函。母扣的顶盖即有刻字的石函盖和石函内套函、佛舍利供养宝物还在地下，或在某人某团体珍藏中，此人此团体无论在海内海外，但走不出地球，只是与我们见面的时间暂不可定。

　　北魏舍利石函内的佛舍利和石函盖正等待我们不期而遇，这不是猜测，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子扣特征”相同的北魏石佛座己经存在。

　　这是一次（处）暂不能肯定又无法全部否定的泾川瘗埋佛舍利史实之证明。

24.泾川现存的北魏佛座即舍利石函及函身浮雕

　　第七处，瘗埋佛舍利，北周，因笔误引出的泾州姑臧寺塔

　　世人多知印度阿育王分舍利八万四千份，建八万四千舍利宝塔，华夏得十九份，建十九处宝塔，也称阿育王塔。这是历史上第一批佛真身舍利传入中国的权威记载，世人多以能列入十九塔的宝塔所在地而崇拜，被认为是佛教圣地。中华阿育王十九塔，誉为中国舍利塔之先驱，绝大多数都早于隋文帝三次颁诏在全国诸州建113座舍利塔之前，亦被认为中国供舍利为此十九塔最早。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中的P2977，是法国藏敦煌写本的照片，其中有“第九在泾州姑臧寺”之写本记载，多被认为“泾”是“凉”之笔误。

　　敦煌文献P.2977全文如下：

　　第三明塔佛灭度后一百八十六年，摩竭陀国铁轮王名阿育，开前故塔，取其舍利八万四千粒，使七宝为资，驱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每一塔中安舍利一粒，请鸡头末寺十六万八千僧中，第一座号曰耶舍尊者，于五指端放八万四千道光明，敕鬼神寻光尽处，安塔一所，大唐国内得一十九所也。

　　第一在明州鄮县育寺

　　第二在金陵长干寺也

　　第三在青州临淄县寺久无名

　　第四在河中普救寺

　　第五在凤翔法门寺

　　第六在瓜州未知寺名

　　第七在□州大乘寺

　　第八在故洛阳白马寺

　　第九在泾州姑藏寺

　　第十在□州删丹县未知寺名

　　第十一在晋州洪同县广化寺

　　第十二在代州香谷县圆果寺

　　第十三在益州福咸（感）寺

　　第十四在洛京蜜（密）县超化寺

　　（第十五原缺）

　　第十六在怀州武陟县妙药（乐）寺

　　第十七在北京□明寺

　　第十八在北京榆杜（社）县寺久无名

　　第十九在魏府潮城县寺久无名

　　夫舍利者，唐言灵骨。恐滥凡人之骨，故取舍利之名也。

　　经云：舍利者，无量戒定慧之熏修，最上福田，甚难可得。夫在家出家者，须求无上菩提者，总须礼敬是塔，乃至瞻一礼一香一花，扫洒供养者，千返生天，不堕地狱，所在之处，毫遗尊崇，见佛开经，总证道深。

　　中华十九塔的情况，释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成书于麟德元年，664年）、《广弘明集》卷十五和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故塔部第六》（成书于总章元年，668年）均有记载。

　　杨富学、王书庆先生己有详尽考释证，关于“泾”是“凉”之笔误有如下论证：

　　“《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载古塔顺序与之不同（见表一），而且漏掉了凉州姑藏（臧）寺塔。”

　　“敦煌文献P.2977第九在泾（凉）州姑藏寺。《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周凉州姑臧县塔缘九。《法苑珠林·故塔部》周凉州姑藏故塔九。《广弘明集》卷十五缺。”

　　“该文献当写成于并州称北京时期（723～761年之间）或其后，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大致要晚一个世纪左右。原来没有名称的舍利塔先后被命名，这可能就是晚出的敦煌写本对塔名的记载却比早出的三史更全面、更准确的缘由。”

　　“凉州姑藏寺塔。在P.2977写本中，“凉”被误写为“泾”。“说明至7世纪中期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时，此塔早已湮灭不存了，故而《广弘明集》卷十五在记载中华十九塔时，此塔之名已不复出现。”

　　“十九塔中，除曾经存在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崇教寺塔（瓜州城东古塔）、敦煌市西大乘寺塔、武威姑臧寺塔及四川崇州怀远镇晋原县塔现已无遗迹可寻外，其余均可按图索骥，一一落实。”（杨富学、王书庆《敦煌文献P.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

25.敦煌文献中“第九在泾州姑藏寺”写本原件影印

　　王书庆、杨富学先生又考证，“周凉州姑藏故塔。在P.2977文献中称作“第九在泾州姑藏寺”，在以上所列对照表中是唯一塔与地址不相符合的。上世纪60年代在甘肃省泾川县发现了国宝级文物唐代释迦牟尼的舍利金椁，同时出土的还有《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是记录该寺珍藏佛舍利的唯一资料。“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其中的大云寺与姑藏塔没有多大关联，或者大云寺曾改名作过姑藏寺那是另当别论了。不过笔者则倾向于周凉州姑藏塔在今甘肃武威附近。周甘州删丹县故塔。删丹县即今甘肃之山丹县。此塔在甘州东120里处，此塔今毁不存。也有人认为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山丹县，与史无据。”（王书庆、杨富学《隋代以前的舍利塔》/《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我对笔误的看法是，据王书庆、杨富学先生考证，敦煌文献写成于公元723～761年之间，在隋文帝三次颁舍利120至160年后，在武则天建大云寺发现舍利40至70多年后，证明泾州与佛舍利之缘影响极大，写者对泾州极为熟悉，知道隋文帝给泾州分舍利、武则天建大云寺、泾州有舍利塔并供养舍利之史实。

　　我在2013年6月17日《平凉日报》发表的《泾川同一地方三次发现佛舍利》己写过，姑臧原名盖臧，为匈奴所筑，后音讹为姑臧。姑臧寺之外的因缘是前凉创建者和扩建姑臧城的人正是泾川人张轨，他和子孙张寔、张骏、张重华、张祚、张玄靓、张天锡主政前凉70多年，创造了其间政治、经济、军事、都城建设诸方面的空前鼎盛，“天下大乱，独凉州安全”。更大的贡献是中西文化此时在前凉得到了空前绝后的交流、融合。1976年，在泾川玉都镇太阳墩村(十六国时期的安定乌氏县城，张轨家乡)出土了“归义侯印”及窖藏文物一批，共10件，均为铜质，其中有被认定为早期的重要标准器式的十六国华盖鎏金铜佛像(公元304―439年)，归义侯即张天锡，是张轨曾孙、前凉末代帝王，张天锡在归降前秦后被苻坚封为“归义侯”。在张轨家乡出土前凉佛像文物和家族印信，可见张轨家族与故乡有着密切的互动。

　　姑臧塔为北周建，距张轨主凉州己200多年，当然没有直接关系，但其家乡泾州取姑臧作寺名以纪念泾州出的帝王的可能应当存在。

　　巧合有二，一是十九塔中，武威姑臧寺塔是至今未找见遗迹的四座塔之一。二是把凉州误写成的泾州正是多次瘗埋佛舍利、三次发现佛舍利之地。

　　分析，敦煌文献“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大致要晚一个世纪左右。原来没有名称的舍利塔先后被命名，这可能就是晚出的敦煌写本对塔名的记载却比早出的三史更全面、更准确的缘由。”《广弘明集》卷十五在记载中华十九塔时，姑臧寺塔之名已不复出现。

　　塔址变迁，比《广弘明集》等三史晩百年写的敦煌写本根据实际而改正塔址，应是写本与三史不同之缘由。

　　地望与人望可以讲，泾州姑臧寺塔确实有过或确属笔误，还是依赖考古发现，也或许永远发现了，这是一次因笔误引发的泾州供养佛舍利事件，不能肯定，也不必否定，只能说是孤证。泾州曾七八次瘗埋佛舍利，多一次（处）、少一次（处）倒也无妨，以线索记此，聊以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