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兵慌马乱的年代（1）

　　兵荒马乱的年代第十三篇兵荒马乱的年代抗日战争暴发后的第三年我才出生，至日本投降我已五岁，所以对抗战的情形知之甚少，但也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虽然日本人没有打到泾川，却经常发生一些扰乱事件。为防止日本飞机轰炸，很多地方都挖了防空洞。文庙小学的防空洞，挖在学校操场水井跟前的城墙内。城内有时也有警报声，前方经常传来一些国军失利、丢失国土的消息，因此在小城宁静的后面隐藏着一种恐惧和担忧。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城墙上忽然响起了警报声，不一会甲长传来“日本飞机要轰炸了，赶快进防空洞”的喊声。接着天主教堂塔楼上的钟声接二连三的响起来。宁静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当时爷爷早已关了铺子跑回家中，把全家人赶出家门。当爷爷抱着我跑到街上时，只见街道上的人如暴雨来临前的蚂蚁似的乱作一团。爷爷机智地穿过人流，从小沟子爬上了紫荆山，钻进一孔破窑洞里。这时也有十几个城里人赶到山上避难。在窑洞里站了一会，什么动静也没有，人们又自觉不自觉地走出窑洞四处张望，有的人索性蹲在山边上。不一会闷雷般的吼声从远处传来，接着东面的天空里，出现了十几只小鸟似的东西向县城飞来。吼声越来越大，飞机也越来越大。这群怪鸟在县城上空盘旋一周向西飞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飞机。当时我想，这么大点的小玩艺就把人吓成这样，不可思议。山上的人听到吼声后，都从窑洞里跑了出来看热闹，那种紧张气氛很快就消失了。

　　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轰炸了龙王村。这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城，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有的说日本飞机投了一颗很大的炸弹，炸死了很多人。有的说炸弹坑有房子那么大，几丈深，没有炸死一个人。是也非也，谁也说不清楚。当时也有不少好事者，专程跑到龙王村去要看个究竟。官方也做了调查，事实与传闻大不相同。

　　据说事情是这样的，日本飞机经过泾川向西飞往龙王村时，一农民老头戴着茶色眼镜在阳光下干活，他见飞机过来，不知飞机为何物，便抬头观望。从东到西盯着飞机，谁料眼镜反射阳光被敌机发现，误认为是望远镜。本已飞过去的飞机，认为发现了军队，便又调过头来投了炸弹。炸弹落入无人处，爆炸后弹片炸死一头耕牛，并无人员伤亡，弹坑也没有传闻中说的那么深。后来听说日本鬼子轰炸了平凉和兰州，人们的情绪紧张了好一阵子，不久又恢复了平静。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1939年3月15日8点39分之后，日本出动26架飞机空袭泾川，投弹4枚，炸死6人（男2人，女4人），炸毁窑洞3孔。1996年版《泾川县志》载：1942年3月，日本飞机在阳保乡百烟村、三十里梁、枣林子投掷炸弹6枚，炸死5人，伤3人，炸塌窑洞2孔。史料记载的这两次轰炸我肯定是不知道的,我记得那次可能是其后的事情。日本人虽然没有到过泾川，但为了支援前方抗日，泾川人也做了不少工作。原先补济站的大场子空荡荡的，这时候车水马龙，缴草缴料的人排着长队还缴不上。不几天，两个高大的麦草垛堆起来了像两座小山。补济站的大场子一下子变小了。以后这些饲草只运走了少许，其它麦草堆放了好几年，由白变黑，越塌越小，再无人管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同年10月10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这个协定一发表，泾川城内的反应很强烈。白天召开了民众庆祝大会，晚上所有街道张灯结彩。学校居民都扎了双十字灯笼，手持火把上街游行。点火把游行的事，在泾川小城中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当时我看见别人都拿着火把，我也要拿。家里没有做火把的东西（据说是用麻杆），就把扫帚抽了一股，用脚踩烂，用绳子扎好竹子，给竹子头上扎了布条，浇上清油，一点着我就拿着跑到街上，跟在游行的队伍后面。火把开始着的很好，后来越烧越旺，清油顺着竹杆流下来，把手烫成了泡。不一会火把全都着了起来，只好扔在地上用脚踏灭。这一举动引来了好些观众，很多人高声叫喊：“快踏！用脚踏！”接着有好几处也发生了踏火把的事情。我的火把大概只着了十几分钟。大约不到半个多小时，火把队伍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火光，只有那双十字灯笼满街飘荡。后来我和几个孩子的灯笼也烧着了，如法炮制，扔在地上用脚踏灭了之。其实灯笼已经着了，踏了与不踏都会灭的，但是幸灾乐祸的人们总要吆喝着，非用脚踏不可，脚一踏，火光变成浓烟，然后熄灭，看的人非常高兴，这似乎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变态心理。

　　手里的东西全部扔光，反倒自在起来，没有了负担一身轻，便在人流中窜来窜去，哪儿热闹到那里。这天晚上的确比过年还热闹，街道上除了彩灯，火把灯笼队伍像一条火蛇，从南门到北门涌向隍庙巷，小操场里的灯笼像满天繁星非常壮观。由于泾川人不会做火把，点来的大部分不合格，不到时候，灭的灭踏的踏，为数不多了。因此，广场上只有短暂的辉煌便消失在夜幕中。虽然火把熄灭了，但人们的欢乐情绪却持续了很长时间。人们为抗战胜利而欢呼！为国共两党能长期合作而高兴！为坚决避免内战，为能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欢欣鼓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只觉得那短暂的一刻非常热闹，因此在心中留下了长久不能磨灭的印象。

　　1949年春（还是1948年冬记不清了）来了一大批军队，据说是中央军，全部住在城里面，所有的庙宇公房都住满了，好多居民家里第二年春天，树木还没有发芽，瑶池沟举办过一次盛况空前的宗教祭祀活动。这次活动可能是由军事系统举办的。前一年，瑶池胜境牌坊东约200米的路边台地上，突然埋起了百十座新坟，坟里埋葬着由前线抬下来的死难军人，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再也无人问津。这次宗教祭祀活动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这一天是否是清明节我已记不清楚，从时令上看很像是这个时候。这天早上，有位邻居的孩子给我说：“瑶池沟来了很多和尚道士，在那里念经哩，很多人都去看了，咱们快去吧！”言毕，我们又约了几个孩子一起跑到瑶池沟，果然那里聚集了很多人。当我们到达现场时，只见那片台地边上站了五六十个和尚道士，他们个个身穿法衣，手持法器，一边是和尚，一边是道士，各奏各的音乐，各念各的经文，此起彼伏，十分有趣。由于在旷野之中，虽然有那么多人在吹吹打打，念念有词，但声音并不嘹亮。僧道后面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军人，中间夹杂着几位县政府的官员，队列整齐，直到结束也没有人乱动。道场大约持续到下午两点才结束。结束时，军人们举起手中的武器向空中鸣枪致哀，枪声过后，一群孩子蜂拥而上到处寻找枪弹壳。当时我们叫洋炮罐，我大概捡了两三颗，属数量最少的。当我们回家时，现场上只剩下一群孩子，军人僧道人员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了。就在这一年，王母宫山门前的河岸上，竖立起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3米多高，底部约2.5尺，四棱方锥形，尖顶下为国民党党徽，正面书“抗日阵亡将士永垂不朽”，另外三面刻着烈士姓名。这座纪念碑立于王母宫山门前，正处汭河桥头，又与史文敏家的节孝碑相距不到十多米，把泾川历史长河中几个小小的闪光点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当年，我爷爷经常领我到这里来，他总是从大佛洞、王母宫、一直讲到贞节碑和烈士纪念碑。我觉得那是一块神圣的地方。后来，泾川中学的陈锦亭老师，又在王母宫的围墙上画了一幅巨幅大画，内容是一排手持武器的军人，昂首阔步向前迈进的情景，与烈士纪念碑相映生辉。

　　“双十节”过后不久，由于人们没有亲身经历日本鬼子的践踏和蹂躏，抗日战火熄灭后，这段中国历史上蒙难最深的一页很快被人们遗忘了，泾川又回到那种封闭的宁静之中。不久这种宁静又被另一场战争打破了。
　　南城内文庙对门，住着一位姓吴的布匹商人。年约四十多岁，老婆孩子三口人，孩子和我年龄相当，同班同学。吴掌柜的老家在庆阳，人们都说他是从“红区”来的。他经常来往于红白两区之间卖布匹，贩面粉，生意做得很不错。泾川是蒋管区，属于白区。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党的探子，但又无凭无据。他经常去红区做生意，总是平平安安出入自由。吴老板是一个健谈的人，每天集市散了，茶余饭后，总有不少人到他的铺子里聊天。有时候他偶尔流露一些红区的情况，譬如大生产、整风、红军纪律之类。还说到红白两区做生意的事。记得他说过红区经费紧张，以种大烟为主要经济来源。当时运大烟主要靠毛驴驮，一般夜间行路有武装押运到边境，过境后又由国民军押运到青海、临夏，供应马步芳和胡宗南的军官，一部分留在沿途各地供烟民享用。大烟换成钢洋和食盐又运回红区，这种买卖是通过双方官方秘密进行的。沿途的国民党军官捞到不少油水，所以才能畅通无阻。据说这种生意只有在北方才能进行，其他地方是做不成的。有时候沿途军官分脏不均，也会发生拦截烟土的事件，一旦事情公开，一要没收烟土，二要杀头。

　　解放后，泾川中学有位姓韩的工友（勤杂工），后任学生灶的伙食管理员，陕西人，当年贩烟土时被国民党抓住。当时被判了死刑，枪毙时红区的人买通了官府和行刑人员，执行时行刑人员放了空枪，韩师闻声倒地，把头塞在身边被打死人的血泊中，糊了满头满脸血迹，接着一张芦席盖在身上，验尸官过来只揭了一下席角就走了，随之有人很快把他的尸体运走了。解放后韩师居功自傲，校长、教师他都不放在眼里，动不动就高声叫骂，骂起学生来更是语言污秽不堪入耳。后来他在瑶池沟挂了一个女人，隔河渡水往来频繁风声极大。当时学校师生对他的所作所为极为愤慨，但谁也拿他没有办法。后来为了养活情妇，他竟然大肆贪污学生伙食、粮票，还抽大烟，直到1958年才以贪污罪和其它问题被捕判刑，定为坏分子。1959年我离开泾川时他还在服刑，后来听说刑满释放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