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佛宝圣地　世界舍利之都

——“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泾川县，历史上佛教非常兴盛，佛教文化传播、交流十分频繁，先后有12位帝王下诏或敕赐兴泾州(今泾川县)佛事，境内现存、发现和出土的舍利塔遗址、佛舍利、石窟、佛像等佛教文化遗存达1500多处；2012年底发现的北魏、隋、唐时期的佛像窖藏，被国内学术界一致认定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自1964年以来，半个世纪内泾川县先后三次出土佛舍利，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堪称“泾川奇迹”。

　　2013年12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泾川县人民政府主办的“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等全国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泾川佛教文化的价值、意义、保护、研究、利用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研讨，使泾川在佛教文化发展历史中的地位重新走向回归。在专家们的眼里，泾川就是——

　　去年12月26日，“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处，将关注的目光共同投向泾川县厚重的佛教文化。泾川在佛教文化发展历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泾川佛教文化资源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该如何定位?随着专家们的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一明晰起来。

　　泾川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认为，泾川县1964年发现的舍利有金棺银椁，特别是有石函，舍利瘗埋的规格相当高，很少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隋文帝当年在全国很多地方建立寺院，都分了舍利，但是现在出土的并不多。泾川发现的隋代的舍利，时间可能还要更早，在北朝就有。而在同一个地区，发现三批舍利的情况，在全国是没有的，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前后三批，有北周的、有唐代的、有宋代的，历史延绵这么长久，将近一千年，这说明这个地区佛教文化、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方立天说，泾川是古代中国文化的重镇，这个重镇的形成有四个原因，首先是自然环境，这里条件很好，气候温和、雨量适中、物产丰富，号称陇东粮仓，泾河两岸的石质山岩适宜开凿佛教石窟，这为佛教文化兴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二是地理区位利于佛教的传播，泾川是甘肃的东大门，也是西安的西大门，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的东段、中线和北线的交汇点，是西出长安的第一站，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的地方，是佛教自西传入内地的主要通道；第三是政治地理因素，泾川位于政治中心长安的周边，周秦汉唐以来的心脏——关中地区的上游，前秦、北魏、西魏、隋、唐统治者推崇佛教的政策，很快就传到泾川等地，对泾川佛教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第四是泾川是多民族交汇最为频繁、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佛教文化众生平等教义，成为了维系民族了解、友谊、团结的纽带，这种互动交流也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方立天教授认为，泾川佛教文化遗产的类型有五个方面，第一是佛舍利及佛牙佛骨，佛舍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泾川佛教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于敦煌、张掖、麦积山的一个重要的地方；第二是泾川有百里石窟长廊，有窟龛600多个，这是非常壮观的；第三是佛教的造像，有铜像、石像、泥像400多尊；第四是佛教的碑铭，砖造的、石造的、铁造的，它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很高；第五是寺庙，历史上泾川的寺庙很多，分布在各个乡镇村落，目前有几十处，怎么样去适当地恢复、建设是很重要的。泾川佛教文化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历史久、舍利多、长廊长、文化价值高，这些构成了“西有敦煌，东有泾川”这样一个定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杨曾文说，泾川有“百里石窟长廊”，有王母宫石窟、南石窟寺，有佛舍利，反映了当时泾州佛教的盛况。泾川佛教文化的一个亮点是一些石窟的造像现在保存的还很完整，没有受到破坏，这个将来无论是文物保护还是旅游开发都是非常好的资源；第二个亮点是大云寺舍利数量的记载14枚是全国最准确的，唐代武则天准备称帝的时候，在泾州大兴国寺发现了隋文帝舍利，用金棺银椁五重套函新的方式进行供养，改变了隋文帝只用石函和琉璃瓶的规制，泾川是全国发现最早用这种方法来供养舍利的地方。

　　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文物鉴定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杜斗城对泾川发现、出土的佛教造像、佛舍利、佛像窖藏和佛教碑刻给予了评价。杜斗城教授说，泾川佛教在甘肃的地位仅次于敦煌，泾川上世纪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造像，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最完整的鎏金铜造像，而且时代是比较肯定的，为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断代提供了标尺；南石窟寺碑的存在，为我们研究北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没有这个碑，我们就不会知道南石窟寺和庆阳的北石窟寺是什么时候开凿的，这个非常重要；嵩显寺碑是北朝时期碑刻，说明泾川当时有一个皇帝敕建寺院；金大安铁钟铭文上面有供养者的姓名，对研究近代北方地区民众信仰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南、北石窟寺的开凿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其中南石窟寺的造像是北魏的七个皇帝的造像，而云冈石窟16-20号窟的五尊造像是洛阳五皇的造像。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王三北说，泾川佛教文化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位，特别是缺一个发展目标的定位。泾川佛教文化应该定位为华夏第一佛宝圣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证明：第一是舍利发现次数多，古泾州地区前后有六次埋葬舍利的历史行为，这是相比其他圣地的特殊之处；第二是舍利数量多，现在已经数了1700多粒，还有三个瓶没有开，并且还没有算佛骨佛牙；第三是前后延续的时间长；第四是寺院规格高，属于皇家寺院。

　　泾川佛教文化研究要向深度和广度拓进

　　专家们对泾川佛教文化关注的焦点，不仅仅局限于泾川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同时就如何开展保护、研究等问题，他们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楼宇烈教授说，泾川要把发现的佛舍利、藏舍利的文物，以及窖藏佛像等，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展览馆，一些文物挪到了市里或省里，能够做一些复制品，给大家一个相当完整的本地区佛教文化历史文物的资料展示，使大家对这个地区有一个完整的、感性的认识。要加强泾川佛教文化研究工作，从文献历史，从文物考古，从造像、碑刻以及器物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把整体的研究、各个方面的研究搞起来，使我们重新建立对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认识，即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西安，从西安开始第一站是泾川，再到敦煌、再到嘉峪关，是一个走廊的文化交流。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的寺庙、这么多的石窟、这么多的造像、这么多的碑铭、还有三次发现的舍利，所以研究一定要加快。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龚鹏程说，对大云寺遗址区域的挖掘要进行现地保存，要继续开挖，把整个泾州古城都开挖出来，有助于研究该地区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结合，完整显示丝绸之路“西有敦煌、东有泾川”这样一个体系。大云寺要做开发，首先要做的就是研究，没有研究就没有内涵，这个研究包括系统性的出版和系统性的研究、调查等。文献跟考古应该并重，现在泾川有了一些文史资料，但是详细而比较完整的泾川佛教史料汇编乃至于泾川的一部佛教史目前是没有的，但是泾川该不该有这个佛教的史料汇编或者是比较完整的佛教史，以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佛教文化发展地区来看的话，是应该集中人力来做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姚卫群说，泾川出土的佛教文物，从考古、佛教研究、佛教文化等方面都有非常高的价值，要做好文物、考古、宗教方面研究。一是查找文史方面的资料，和出土文物相印证，文物出土之后，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文物存在的历史背景，所以需要一些文字，特别是一些当地的文献、碑刻、铭文的佐证；二是要对泾川出土的舍利和全国其他地方出土的舍利进行比较，只有进行对比后才能说明泾川舍利的特色；三是研究泾川历次出土的舍利和其他文物是什么关系。只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把这些成果加以汇总，形成一些有分量的，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世界上都能够立得住、叫得响的学术成果，这样才能够有很足的底气去宣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张总说，研究实物、历史是非常必要的，泾川有自己的特点，要不断保持自己的特点，要从这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光开学术会、出论文集是不行的，如果要解决根本问题，第一是要有考古报告，第二是要有专业的佛教史。泾川的佛教为什么没有宗派，这也是很值得探讨的，可能没有宗派就是泾川最大的特点，要进行一个综合的研究，为以后做宣传和文化产业奠定基础。

　　如何开发利用泾川佛教文化资源

　　通过研讨，专家们还为泾川县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指明了方向。

　　方立天教授对开发建设提出了7点建议：一是指导思想、思路要正确。适当的恢复泾川佛教遗迹目的是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信仰需要，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增加民众凝聚力，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一定要防止被商业化。在指导思想方面，先恢复充实内涵，再发挥作用，由重点到一般，由容易到困难，由近到远，有近期的远期的计划，整体思路和规划要搞好。第二是进一步摸清家底。泾川县佛教的资源重点、亮点、特点在哪里?泾川县的文化环境、佛教资源和道教资源、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之间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泾川和周边佛教文化圣地要密切合作，互动、互帮、互助，相得益彰，发挥更大作用。第三是要从文化底蕴的角度去诠释、去阐扬，比如碑铭可以从书法的角度，佛像可以从美术的角度，舍利可以从信仰的角度。第四是博物馆要充实内涵、搞好展览。第五是佛法僧要齐全。第六是佛教和道教要有良性互动，保持宗教生态良好。第七是保证省内一盘棋，处理好和敦煌、麦积山的关系，特别是跟陕西西安的关系，组建大的文化圈。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温金玉说，今天谈文物，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对于古老文化灿烂情景的缅怀，而是如何面对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让它今天再次展现，为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发挥作用，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温金玉教授建议：1、不识庐山真面目。要有更准确地、更到位的文化内涵的发掘，要进行课题设置，佛教的归佛教的，美术归美术的，艺术归艺术的，委托学界进行归类研究，建立博物馆和研究院，博物馆和研究院要并重。2、养在深闺人未识。泾川的文化宣传是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好的开始要延续下去，要打破学术圈子界限，考古界知道我们的文物发现，佛教界知道，但是普通信众呢。所以这个声音一定要越过学术层，传到普通群众中。3、犹抱琵琶半遮面。在泾川未来文化发展定位中，应该以舍利崇拜为突破口，整个大云寺要搞中国佛教的朝拜文化，朝拜是中国佛教最重要的，这个是一个主打产品。4、千呼万唤始出来。今天的研讨会有个小小的缺憾，就是当地宗教人士的缺位，要让他们听听外面的人是怎么热爱泾川的，从而知道泾川人更应该做什么。5、酒香也怕巷子深。就是市场培育，文化景区建设怎么把市场引进来，有多种操作方式，我们能够把信众引进来朝拜就够了，这些人要吃、住、购，所以舍利文化完全推向宗教的、公益的，让它的神圣性越来越凸显，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巡礼朝圣文化圈。6、沉舟侧畔千帆过。关键是自信心，现在最缺的就是活动的策划和具体操作方案的运用。这个方案可以招标，根据具体的情况，可以排成一年做什么，三年做什么，五年做什么，十年做什么，十年时间，就把文化景区做出来了。

　　王三北教授说，在发展中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保护遗址，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复原，把寺庙的发展历程都还原出来，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二是建筑风格的问题，现在定位到了唐代，也可以再往前追溯一下。第三是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问题，不要过于商业化，避开前面一些地方走过的弯路。

　　法门寺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韩金科说，讨论泾川怎么建设问题，就有一个展示历史画卷问题，泾川要打中华佛教旗号，要在泾川这个地方来印证中华佛教和世界佛教，要使考古、佛教、历史和文学艺术四个方面的文献研究形成一个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态势，从佛教变成学术，由学术转化为文化，然后达到宗教效应、文化效应、社会效应，形成一个纵的发展态势，变成泾川的综合文化现象。

　　“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一步理清了泾川佛教文化的历史源流，明确了泾川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探讨了泾川佛教文化的学术、历史、社会价值，阐明了泾川佛教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方向。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所说，“通过研讨会，对于泾川乃至甘肃的佛教文化应该说是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学术的东西，而且诉说出了非常鲜活的、动人的历史故事。所以‘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是对我们文化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今天文化历史的思索和展望，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