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宝南石窟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石窟寺，位于泾川县城以东15华里的泾河北岸下蒋家境内。据泾川博物馆藏《南石窟寺之碑》记载是“大魏永平3年（公元510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泾州刺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石窟开凿在白垩纪沉积红沙岩上。现存5个方形窟，保存有造像的两窟，即1号东大窟、4号西小窟。窟门的两侧都分别开有两个长方形神龛于岩壁上。龛内雕掌风调雨顺之四大天王：增长天王魔礼青掌青光宝剑、广日天王魔礼红掌碧玉琵琶、多文天王魔礼海掌混珍珠伞、持国天王魔礼寿掌金龙花狐貂。

　　东大窟外西面护法神龛对联为“洞府无言传妙义，刚直随在护慈心”，楣为“锁住白云”。窟内高11米，宽18米，深13.2米。窟顶为复斗形，东、北、西三面沿窟高90公分的石阶上，雕有身高7米的七佛。七佛是佛教为宣扬其历史悠久而创造出来的。佛祖本是释迦牟尼，但佛教却认为在释迦前已有六人成佛，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舍佛和迦叶佛。每身佛像两旁是约有2米高的肋侍菩萨。按照佛教的说法，七佛圆寂之后，继而成佛主世的是弥勒菩萨，因而在七佛窟门内两侧还雕有两尊与七佛同等大小的弥勒菩萨，又称交脚菩萨，或交脚弥勒。这与著名的开凿于北魏成帝和平年间（460—465年）至孝文帝太和18年（494年）的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第十三窟雕塑有相似之处。不过云岗石窟交脚菩萨是主像坐在正中，也有13米高，东壁为北魏原雕佛像，西壁系后补泥彩绘，南壁才是七佛立像，也没有南石窟高大。南石窟七佛均右手平上举，左手指下垂，其造型基本一致；简化螺髻高鼻垂耳，面部丰满，表情慈祥善良，在严峻豪迈中微露笑容，给人以神圣不可侵犯又和蔼可亲的感觉。在衣着上，身披通肩大衣，垂及膝下，两袖宽大，褶叠反卷，颈项袒露，胸前缨络丁字结，腰系带作结状，带条下垂及地。赤脚，脚重大。衣纹阴阳有致，层次分明，流畅平直，有当风即动之感。在艺术风格上，显得淳朴、厚实。佛两旁的肋侍菩萨，头带宝冠，身着通肩大衣，袒胸披巾，裙垂脚面。有合手作揖者，有一手下垂一手横放贴身者，有系胸前缨络作结者，有挽飘带者。衣着均紧凑舒畅，有贴身裹体感。其面容以女性为模，比例恰当，体形修长略曲，细眉秀目，婀娜多姿，俊美异常。与佛的庄重威严，形成显明的对照。

　　东大窟顶残存着浮雕，有树木、山陵、飞鸟、屋舍、宝塔、飞天等形象为佛教传说故事“夜半逾城”、“宫中游戏”、“舍身饲虎”等。飞天赤身，披巾舞风，笑容可掬。意在表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业绩。整个雕刻，刀法纯熟精致，线条流畅，使整个画面妙趣横生。这些遗存是北魏石刻艺术精品，它充分反映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艺术才能和劳动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西小窟为唐代开凿的一个丈余见方的方形洞窟。正中供骑青毛狮的文殊菩萨、坐骑白象的普贤菩萨和坐骑金毛吼的观音菩萨三大师；东西两侧壁上分3层塑有十六罗汉及八大菩萨、六力士像。据说从宋代开始，曾几次外加泥塑彩绘，后又遭到严重破坏。现存均泥塑彩绘，为晚清时代风格。

　　《南石窟寺之碑》为开窟遗物，通高2.25米，厚0.17米，宽1.05米。碑额阳文隶书“南石窟寺之碑”，书法朴茂。碑文存650余字，为魏体正书。这块碑石不仅是我们了解当时开凿南石窟寺的直接依据，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书法精品。

　　南石窟寺与庆阳北石窟寺并称陇上明珠。所在地，北魏时属泾州管辖，都是泾州刺史兴工开凿。当时，北魏王朝的残酷压榨和剥削，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就连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徒也起来造反，给北魏王朝以沉重打击。永平2年（公元509年）2月，也就是南石窟开凿的前一年2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奚康生讨之”。奚康生是北魏王朝以勇猛著称的大将军，他在巩固北魏政权，镇压人民反抗方面，立下赫赫战功。“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颇有声绩。转为泾州刺史，仍本将军”。可知奚康生镇压了泾州刘慧汪造反之后，就由华州刺史调迁为泾州刺史。但他“而乃信向佛道，数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

　　南石窟开凿后，肃宗孝明帝元诩于孝昌2年（公元526年）8月，“亲视南石窟寺，即还宫”。

　　1925年（民国14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组织的“考察队”到中国来，企图“把有西魏大统4年（公元538年）题记的（敦煌莫高窟）285号窟中整个壁画粘走”，到北京后，华尔纳因事还要到北京耽搁一个时期，所以由翟荫担任代理队长，队员有溥爱伦、时达（摄影员）、汤姆生（技术员）、杰尼、柯东克、陈万里（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石天生（医生），还有一个姓王的翻译和三个工友参加，他们一行于2月16日离京，3月16日到西安。在西安街市上买到奚康生创建《南石窟寺之碑》拓片，赞叹碑文书法的严谨，并打听到碑石所在地泾川就在西兰公路沿途。3月23日行至泾川，住在县城南门外旅社，先在一位姓郎的县知事跟前打听，因郎知事到任不久，并不知南石窟所在，后在县衙当差中间才打听到，便决定亲自察看一趟。3月25日，11名队员分乘三辆马拉轿车，由县城向东，终于找到了南石窟寺。他们窜到东大窟、西小窟，详细地作了摄影、绘画、测量和文字记录。在西小窟看到佛像彩塑，于是就尽力设法剥离泥塑表层，使佛像显露出本来面目。溥爱伦持大斧将西小窟的造像全部剥掉，仅留下石胎，且将大部分佛像头也砍了下来。大斧砍击的哐哐声被在南石窟附近放羊的蒋天仓和蒋三学等7个放羊娃听到，赶到窟内，见一伙洋人破坏佛像，就赶紧敲响东大窟内的铁钟报警。同时，蒋天仓和另一个放羊姓留守在石窟内，其余6人分别到王家沟、何家坪、晁家、上蒋家、下蒋家、银河等6社报信。顷刻间，南石窟附近农民相互传喊：“洋人挖佛像了，大家快来啊！”首先赶到的是王家沟的史钧玉，他跳入西小窟，从溥爱伦手中夺下大斧，见洋人已砍断三大师、十六罗汉像和两尊菩萨像头。随后6社农民陆续赶来，洋人见势不妙，速乘马车逃到蒋家河滩快过河时，被年轻农民蒋金拦住，随后被几百名农民包围，并扣留了人马。经带来的翻译和同行的中国人陈万里与民众代表几次协商后，洋人答应赔礼道歉。但赔款多寡议决不下，遂一并到县衙裁决。一县衙官员给民众代表说：“我是惹不起洋人的，只要洋人赔款，重新塑像就行了”。最后经民众代表强烈要求，按一尊大像赔银元8元，一尊小像赔2元，共赔60元修复款才算了事。在翟荫一伙盗窃、破坏南石窟寺文物的同时，陈万里当时在东大窟堆积的砖头内找到了《南石窟寺之碑》的碑帽，见是北魏精品就拣起碑帽掉下的一角用毛毯包住，悄悄装入轿车内，始终没有被当地围攻的农民发现。带到兰州寄存。后带到北京，保存在当时北京大学考古系文物陈列室内。事后，陈万里在他的《西行日记》中记述当时的情况说：“有十余人咆哮更甚，谴责翟荫君毁坏佛像之罪。翟荫君不能答。有数人谓非先搜检外，解除凶器不可。余目睹此状，颇为忧惧，以为群众行动，最易逸出范围，设有不幸，熟任其咎。遂极力为之疏解，反复譬喻，终无结果。”“余始终居间调停”。泾川南石窟寺6社民众抗击翟荫一伙毁坏文物的斗争，展现了泾川人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功绩和强烈的民族精神。

　　（引自《魏书》、《资治通鉴》及王朔《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文物》、余平《英、法、日、美帝国主义对敦煌古物劫夺的经过》和陈万里《西行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