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爱荣印象

　　平凉求学

　　历史步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灶”才散，“共产风”初煞。过去几年“低标准”学校招生少，机关不选干部，工厂“下马”，不招工。一届又一届家居城镇的大、中、小学毕业生，陈陈相因，充斥街巷，无业可就，无以为生，为一日两餐而“殚思竭虑”疲于奔命。这样的矛盾十分敏感且突出，促使决策者出台政策化解。

　　1961年7月我初中毕业，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街道办事处发给我一份“甘肃省平凉青年政治学校的招生简章”，上边说为解决社会青年就业问题，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开办“青年政治学校”，以“抗大”为模式，毕业后按“大专”待遇，学制为一年，招生对象为具有初中毕业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城镇户口的青年，主学政治兼学财务管理，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担任脱产或半脱产干部，校址暂定平凉市。这个消息对当时和我一样毕业、失业的城镇青年无疑是一个福音，于是泾川县城就有百余名青年报名，30名考试合格者被录取了。1962年春节后即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七日）我和泾川同学按时到校注册，六七天后静宁、平凉、兰州的学员也陆续入学。学校将300名学员插花分为6个班，我分到了6班，每班都有30多个兰州同学。崔爱荣就是分到6班的兰州同学中的一名，生于1944年，初中毕业，父亲似乎在公路部门工作，原籍河南省。后来她又和我编在同一个学习讨论小组。

　　泾明插队

　　青政校的学习是这样安排的，全校学员共同听教师作报告授课，然后按班辅导，分小组讨论。大约到了1962年5月，社会上的变化是1958年合并了的县、市逐渐分离，恢复原建制，公社、大队也开始划小，学校里也传来一股消息：这一期青政学员要提前毕业，上山下乡当农民去。后来的事实证明消息是真的。6月初我们学习了不足半年的300名青政学员真的要提前毕业，学习邢燕子、侯隽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当农民了。接下来就是插队的地点问题，兰州籍学员在平凉地区所辖六县一市，愿去哪里由学员自己选择决定；平凉、泾川、静宁籍学员回本籍。我们这批甘肃省第一拨知识青年当农民和原来“面向农村”“迁移户”不同的是，我们是归各级组织部按干部管理制度管理。

　　大约有60多名青政学员分到了泾川县，再由县委组织部按学员要求分配到高平、梁河、汭丰、玉都、党原、王村、罗汉洞、泾明等公社去。其中泾明公社分配了9名学员，笔者和崔爱荣就在其中。

　　融入农门

　　泾明公社地处泾河南岸（当时北岸属问城公社），西起西沟杨，东到山底下，长30多里，分10个大队。1962年6月23日我们9名同学到达泾明公社，24日公社全盘考虑，本着有利于知青插队生活的原则，把我们分配安置到5个自然条件较好的大队，其中笔者和王成林到吕家台大队，张翠屏、崔爱荣到城西沟大队。公社还要求大队一定要把两位一组的知识青年尽量放在一个生产队，以便互相照顾，崔爱荣和张翠屏被城西沟大队安排在水渠沟生产队。几天后我到水渠沟去探望她们，当时她俩在晒庡子作煨炕燃料，住处是长务城西坡下一家农户院子里一孔座北朝南的小土窑，约三、四米深，进门一面土炕上面铺着他们的被褥。院子里房东老太婆领着孙子除了叹息表示对知识青年的同情外，还不时插叙着自己帮助城里来的“女大学生”借窑洞帮烧炕的细节。

　　1962年秋天崔爱荣被选为水渠沟生产队会计，由于业务关系，崔爱荣和当时城西沟大队文书刘贵明逐渐产生了感情，就崔来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远离亲人、故乡，盼有一个家的愿望当然是较为迫切的，所以相恋关系发展较快，1962年底就结婚了。崔爱荣的婚礼我未能参加，因为当时我的老母有病我回家探望。待母亲病愈我回到泾明卫生所时（我于1962年9月被公社安插到泾明卫生所任会计）才知道这个消息。

　　说起来，崔爱荣也算不上插队泾明后结婚最早的女知青，分在井沟门大队的林秀珍到泾明两个月就和平凉军分区一位青年干部结了婚，后再也没有回泾明来。

　　1962年冬社教运动开始，为弥补干部力量的不足，县委决定把我们这一批“青政校”在泾川插队的知青作为“社教运动积极分子”参加社教工作。是时，以前来泾明插队的9名同学已有5名转回兰州，坚持在泾明公社的还有4人，其中高莲芬、张翠屏、笔者3人参加了“社教”工作。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惟独崔爱荣没有参加“社教”，一直是泾明公社城西沟大队水渠沟生产队“农妇”。社教工作持续3年（1963-1966年），工作队转战泾川、张掖、平凉，最后又回泾川，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再也没听到崔爱荣的消息，其他同学偶尔聚首也很少谈到崔爱荣的事。

　　邂逅“文革”

　　1968年秋，“文革”告一段落，“三结合”领导班子建立，数年的混乱局面有所缓解。我也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因种种不是原因的原因，天地之大，竟无我容足之地，我只得数十次往返奔波于县城老家和泾明公社这六十里的程途中。某天，在公社得到一纸介绍信，叫我到练家坪大队去联系我一家三口（本人、妻子、未满一岁的女儿）的落户问题，我出了公社向东走，中午时分又饥又渴，恰巧走到长务城苗圃门口，我便坐在地下拿出随身带的干馍啃起来，西边远处有一穿红袄的农村少妇用“地轱辘”车车推着一个男人，径直沿公路边朝我走来，男人坐在粪壳里用一件竖起绒领的“干衣”（俗称大袄袄）堵住双耳和脸面的大部分，脖子上围的一条带子在第一个纽扣和扣眼处绾起来以防滑落。我想这大概是到医院看病的人返家，故而也没有介意，只顾吃自家的馍。车子到我面前停下来，忽然听到兰州口音与泾川话夹杂的问候“王金生，你怎么在这里？”循声望去，原来是崔爱荣，此时的她穿一件大红花哔叽棉袄，下穿一条蓝布裤，黑条绒自制布鞋，头上包一幅绿色方形围巾，凭声音和颜面上留存的特征，我辨认出她就是我四、五个年头未曾谋面的崔爱荣。如今的她已脱尽女孩的稚气和城市青年的风采、气质，与泾明当地的村妇绝无二致，如果不是她先开口，我简直不敢冒昧相认。车子上粪筐里坐的人就是崔的丈夫刘贵明，不过比前几年老多了。简单地互致问候后，我问“老刘得了什么病？怎么坐在推车上？”崔爱荣说，“老刘下肢生病，行走困难”。原来是一个亲戚家有事，非要请他们夫妻去参加。他们是去行情的（泾明一带亲戚家有红白事前去“贺、吊”称为“行情”，高平、太平一带称为“纳礼”）。互致问候后崔爱荣推着刘贵明走了。我坐了一会吃完馍也向练家坪赶。这次联系取得成功，我一家三口就成了练家坪大队吊庄山生产队社员了，后来同村人告诉我，刘贵明在“四清”中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后突然肢体瘫痪，不能行走，每当开会崔爱荣用小车推着去接受批斗。

　　好运来临

　　距路旁那次偶遇，转瞬又过了六个年头，这期间笔者和崔爱荣都是人民公社社员，大会战改土，全公社开会，遇面机会颇多，但只是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因为“狠抓阶级斗争”的时代，她是四类分子家属，笔者社会关系复杂，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到了1974年，好运离崔爱荣越来越近了。这时我们“抗大”毕业的这一批插队者多数已回乡，或在当地安排了工作。如崔爱荣和我等，待在农村的已如凤毛麟角。加之1968年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指引下，一批批京、沪、津等地知识青年先后来泾川插队。当时可能是找一个从大城市到离家数千里之外的穷山僻壤插队几十年，并在插队地和农民结合组成家庭的“知识青年”来作楷模，引导插队的“红卫兵”小将学有榜样，崔爱荣就当仁不让地成了这楷模的最佳人选。《甘肃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崔爱荣的光辉事迹。1974年夏，崔爱荣被选为长务城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不足半年又提拔为脱产干部，担任泾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踏入科级干部行列。几个当年“抗大”知青偶尔遇面，所谈最多的是对崔爱荣身份地位突变的企羡。

　　回归平凡

　　光阴又过了四个春秋，崔爱荣当公社领导干部已不再是新闻，且淡出人们的话题，甚至记忆。1983年的一天，笔者正在泾明中学备课时，马校长来问我：“崔爱荣是你的同学吗？你知道她的文化程度怎么样？”我告诉马校长：“崔爱荣是我在‘抗大’的老同学，文化程度和我一样，她不是当了公社主任了吗？你问这些干什么？公社领导比她文化低的多的是！”马校长告诉我，崔爱荣工作调动了，准备到教育部门工作，上边考虑泾明中学距她家较近，准备调她到泾明中学任教。因为听说崔是我的同学，他就向我了解些情况。我听明白了原因，就说：“她真的和我是青政校同班同学，如果搞教学工作，我带的课她都能带，不会有麻达。”几周过去了，崔爱荣并没有来泾明中学。不久我又听到崔爱荣将到泾明医院工作的消息。但后来也没有变成现实，只是听说她安排到卫生系统工作了，在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我一无所知。1986年，笔者因为家属户口的“农转非”问题，调玉都中学工作，一次到中学间壁的玉都医院看病，发现崔爱荣在玉都医院干收费工作。1988年秋，笔者调王村中学工作，后来在王村医院见到了崔爱荣，她仍担任收费工作。在王村工作期间崔爱荣承受了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她的十六、七的女儿不知为什么中毒殇逝，我曾去探望过一次，对她进行了安慰。此后不几年，我退休于王村中学，她也退休于王村医院。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泾川街头遇见了崔爱荣，原来她退休后安居于县城公社路景家巷居民点。如今她经常领着刚会走路的重孙在街上溜达，安度着惬意的晚年。

　　从花季少年到垂垂墓矣的老妪老叟，这多半个世纪是漫长的，但在历史进程中却只一瞬间。1962年到泾川插队的青政校毕业生——甘肃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时的五六十人中无论兰州籍或泾川籍如崔爱荣者实在为数不多。崔爱荣从兰州而泾川，从知青而农妇，从四类分子家属而公社领导干部，从初级骨干而一般职员，这中间充满传奇色彩，而其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崔受荣可贵就在于她的荣辱沉浮都是与党和人民的需要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真正做到了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个人的最高奋斗目标。崔爱荣是听党的话，脚踏实地扎根农村，经过艰苦磨炼而成的一代新农民，当是几代知识青年代表人物中的优秀分子，她的光辉形象和勇敢精神不会减色。请允许笔者以明初文学家方孝孺的《扇子铭》作结：大火流金，天地为炉。汝于是时，伊周大儒。北风其凉，雨雪载途。汝于是时，夷齐饿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尔与我有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