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生：我所经历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为我所知，是在1964年高平公社“社教”时。当时，继玉都公社后，高平公社就是泾川社教第二期的“点”。笔者当时以“农村社教积极分子”的身份，被分配到黄家铺大队工作，因懂得一点财会知识，便被派去清理大队账目。在积压的学习材料中见到了介绍大寨先进经验的书籍，抽空阅读后，对大寨略有了解。

　　关注大寨精神，是在1965年秋天。当时我参加平凉地委组织的以地委副书记遇生智为团长的四清工作团，在四十里铺公社上甲大队工作。有一天，平凉专署专员钟永棠来传达中央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上、下甲两个大队的四清工作组同志们，集中到下甲大队部开会传达。我依稀记得文件要点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改土”为中心工作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钟专员讲解说，这“改土”和“土改”只是读法不同，意义一样，就是要改变生产条件，达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此后“四清”工作队员的工作内容又加进了一条——“改土”，农业学大寨序幕徐徐拉开，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起始阶段：“农业学大寨”和学习“焦裕录”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当时凡搞“四清”的工作组既抓社教又抓生产。这时搞改土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规模小，劳力少，只在本队粮田中运作。打一段椽帮堰，平一块坡洼地，先目测高低，计划挖填范围，而后动手。一般都能注意质量，先铲去“活土”，再运走下面“生土”，后再把“活土”扬在“生土”上，这样一般不会造成当年粮食作物种在生土上而过多减产。毛泽东同志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把土放在首位是很有道理的。这种小打小闹的改土模式一直延续到1968年底。

　　（二）萌芽阶段：1966年5月后“文革”开始逐渐升温。当时泾川北原及川区共10个公社正展开“四清”工作。“文革”又成为“四清”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兰州铁道学院的“造反派”来泾“点火”，一夜之间“造反派”们胆壮了，他们抱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维方式，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今天揪这个，明天斗那个，认定“四清”工作组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于是以否定“桃园经验”为借口，揪斗四清工作队领导。当年10月“四清”工作组撤离农村。于是“文化革命”如火如荼，“革命组织”风起云涌，派别林立，争斗不休。接着就武斗猖獗，生产停滞。有人对这混乱局面深感忧虑，说一句“不要耽误生产”的话头，就被斥之为“以生产压革命”，遭到“造反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惩罚。记得1967年在官泉生产队的大场（现“经委”驻地）场房墙上曾见到一幅标语，字有斗大，曰“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生产队队长）。造反派们可怜、可笑、可悲，可见一斑。这种情况下学大寨运动能延续不断就是万幸，想做出成绩是十分困难的。

　　（三）复苏阶段：“农业学大寨”在我县全面铺开是1968年秋后的事。这一年10月，“军宣队”进驻泾川县，此时县革命委员会已于先前宣告成立，县政总算有了头主。军宣队和革委会共同努力，使以往许多无法落实的政策得到了初步落实。横行一时的“派性”有所收敛、削弱。学大寨运动随着街上出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复苏过来。本年冬季县革委会先后组织800多名社队基层干部（包括一定数量的生产队长），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后，学大寨运动在全县迅速推开，主要做法仍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平田整地。生产队长们还从大寨带回了一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萌芽的记工方法，如同学生点名簿一样，只算全勤、半勤，不记工分多少，你出了一趟工就在你名字后面本日本趟栏内画一条“杠”，迟到、早退算半趟，栏内注明“0.5”。所谓迟到早退就是指没参加上“早请示、晚汇报”者（当时各生产队村头路边都有“毛主席画像壁”，每趟出工时，社员要集中于壁前高念“语录”向毛主席表决心请示，收工时又要集中于此，向毛主席汇报）。预分或决算前，由会计合计出社员个人的出勤日，即“劳动日”（三趟算一天，两个0.5算一趟），再由社员大会评议出每趟值多少工分，计算出社员劳动日数（10分工算一个劳动日）参加预决算分配。这个办法的实行，出勤率提高了，旷工的人少了，但出勤不出力、“混天度日”的问题出现了。所以这个记工办法实行了不到两年就停止了。

　　（四）百舸争流：1970年8月，省、地两级“农宣队”进驻泾川县，主要任务正是帮助泾川农业学大寨。乘这股东风，泾川“农业学大寨”出现了喜人局面。早在1969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于是按照公社党委的具体安排，各大队生产队在搞好冬春季改土、运肥的同时，还要抽相当数量有“眼色”（精敏）的强劳力挖“地道”备战。这冬、春农活间隙本来就有很多诸如整修道路、植树造林、平田整地、搜肥运肥等活路要干，现在又加上打地道，活杂人少。公社把数字统计、进度评比又抓得十分仔细，于是有些生产队就将多年前先民为避兽、匪筑在山头的堡子，开在半崖的崖窑，也算作地道统计上报，免得落后挨批评。笔者时任吊庄山生产队会计，吊庄山顾名思义就是大户人家在大庄以外的山庄，挂在练家坪西坡上，20多户人家全是贫下中农，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个个拉过长工，人分居于四五个沟岔山峁。没有堡子，更没崖窑可供利用，要地道只有自己挖。笔者就是一个挖地道的劳力。队委会决定挖两条地道，都是从饲养站草窑窑掌往沟里掘进，抽六名劳力分成两个小组，一组往沟的方向挖，另一组由沟里向饲养站方向挖，于地道中间连通接头，这个挖好再挖另一个。冬去春来夏收将至，两个地道终于完成了。总共也就约200米长，里边还挖了几个窑洞，留了通气孔，以备将来打仗时住人装粮喂牲口。怕发生危险，队里又用土坯封了地道的口。备战方面除了地道外，还有民兵训练和土武器装备，制作大刀或长矛，基干民兵每人一件（基干民兵指18岁至25岁的男女青年）。叫来铁匠，买来废熟铁和好炭，解决了武器装备问题，有空就在大场里训练，“后蹲、前刺、突刺、刺！”的声音在空中激荡。为了培养警惕性，提高实战能力，大队经常策划几次各生产队之间“夜袭”保管室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外是保密的，只有大队和发起“袭击”行动的生产队民兵干部知道。如果把对方（被袭目标方）的看库民兵控制住（在住处或全部关在房内，把门扣上）就算胜利。胜者受奖，败者少记几分工。还有修猪场“大养其猪”，办苗圃培育造林所需苗木，都要由大队规划生产队出劳力实施。这些也都是学大寨的组成部分。这种局面看起来万紫千红，犹如百舸争流，但工种繁杂劳力分散，用力不专，不能速战速决，因而学大寨成绩未能彰显出来。

　　（五）铸造辉煌：1972年3月，县上召开“四干会”总结交流“远学大寨，近学柳湖”的经验。接着就陆续分批组织社队干部到平凉柳湖公社、柳湖大队参观学习。泾川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知道了柳湖大队在郭天顺的领导下，大学大寨由穷变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造横跨泾水、直通河北岸虎山的钢筋水泥大桥一座，利用虎山上的野棘（酸枣）作砧木嫁接良种“大晋枣”的接穗当年即可见收益。笔者当时在练家坪大队当文书，有幸参观柳湖及其在泾河北岸的虎山，感触良深。平凉的地理气候条件并不优于泾川多少，柳湖人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这是泾川参观学习者的共鸣。泾川县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就在“想大的，干大的，想新的，干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路指导下蓬勃开展。泾明公社新领导班子以“组织全社大战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硕果累累，誉满县域。集全社之力，吃、住工地，先后解决了紫荆坡、白石坪、郝家河滩、宋家坡、四方沟、长方城、蒜李坪等“改土”问题，完成了庆丰渠衬砌延长和街道建设，绿化了亘古荒山牛角沟等一系列以往想也不敢想的大工程，以至于数年间原是本公社书记、主任的领导升为县长或县委书记。泾明公社成绩显著，但与城关公社相比，却“稍逊风骚”。城关公社就是泾川的门面，其状况如何，正是泾川形象的体现。新任公社领导决心重新安排泾川城关的山河计划，把城东吴家水泉沟加上盖，建成一个世界罕见、硕大无比的“防空洞——地下城”，一旦有战争，整个县城的人都住进沟去；水泥、巨石、钢筋铸成的穹拱形盖板覆盖大沟小岔，再在顶棚上移山造田，形成一个“下流水，上种地，打起仗来好备战”的完美环境。笔者曾随参加“三干会”的农村基层干部，参观过这一“伟大创举”工程。当时，只在沟深处砌成一段有如城门洞的建筑，公路沿沟底蜿蜒直通沟掌，运石料的马车络绎不绝，各沟小岔已立有木牌。“新华书店”、“百货公司”、“××机关”等字样赫然在目。但事后一直没听到建成的喜讯，不知这些遗迹今日尚在吗？城关公社还有一个宏伟规划：在中原窄处打洞引汭入泾，泾汭合流，腾出焦家会至宫山头10多里汭河故道，辟成万亩良田。但不知为何种原因，这项计划未曾付诸实施。城关公社副主任×××曾因“维护造林成果，割资本主义尾巴”勇敢地杀了自己“蹲点”队社员的“奶羊”，而名噪一时，被树为学习典范。因为泾川学大寨成绩突出，在1975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1975年10月泾川县召开的千人养猪会把本县养猪工作推向极致，奖励养猪先进单位和个人130多个，还责成县直单位不分大小，每单位装饰彩车一辆，车上制作车厢大小的猪模型一个。彩车在县城街巷游行过程中，还组织千人秧歌队随车队沿街表演以造声势，比正月十五元宵节社火表演壮观热闹得多，把学大寨运动中的养猪、农家肥事业推向一个新起点、新高潮。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农田基本建设，做了许多诸如泾、汭河取直“向河要地”，南北原原面“条田化”水不下沟，沟坝地小流域治理等，水土保持工作也取得巨大成绩，为造福后人打下了基础。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比不上1976年10月的官山改土大会战。这次会战无论声势、规模、业绩、影响都将泾川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前无古人”的顶峰。1976年10月县上调集20多个公社的劳动力13000多名，开赴官山林场投入改土会战。当时泾明公社为了凑足县上所要达到的人数，就把泾明中学即将毕业的（当时学制为春季始业）高二学生两班共100余人编为泾明民兵营第十二连，由本级任课教师带队临阵参战，笔者当时任本级语文教学，所以有幸作为带队者之一，参加了官山大会战，目睹了这一“改土”史上的空前壮举。学生从学校步行出发，由巨家沟西坡上到官山，眼前哪里是什么官山林场，简直就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几条大宽梯田一层高过一层，每层靠山一边是一溜帆布大棚，从下面望去整个官山就是一幢大楼。这些布棚里便是各公社供销社及县百货公司的门市部，各农机厂的修理配件门市部，县新华书店，其他日杂门市部，还有各公社民兵连的灶房。布棚门口边留出的人行道便成了一条条街道。遍山红旗猎猎，马达隆隆，人声沸沸；电灯整夜不熄，广播战歌嘹亮，真正是一座活力四射的不夜城。就是在官山会战工地上，中央新闻播放了将万恶的“四人帮”王、张、江、姚隔离审查的消息，整个工地欢声雷动，干劲倍增。关山大会战为期七天，取得了修高质量水平梯田1500亩，修山区道路21公里的辉煌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