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岚：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出土之后

　　1964年12月下旬，泾川县发生了一件轰动城乡的大事，那就是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社员在平整土地时挖出了唐代“舍利石函”一批文物。“地里挖出了金棺材”这一消息传遍了泾川城乡。为了满足群众要求，县文化馆在文物室门口内陈列展出。闻讯前来参观的除本县群众外，还有平凉、崇信、长武、镇原等临近县的群众。文物专干张映文同志守候和讲解展品，其他在馆的同志维护秩序。参观的人如潮涌，馆内路旁一人高的柏树蹋倒所剩无几，场面极不好控制，为了安全，仅展出了一周。那时由于广大群众对佛教文化知之甚少，只知挖出了金棺材，他们是以好奇之心来看这批文物的。看后方知是一个形似棺材而不足三四寸的金质骨灰盒，从中领悟到盛唐高超绝伦的工艺水平和极高的历史价值。

　　这批文物出土不到两月，就被省上调去，后在省博物馆保存和展出。数年后又被中央调去，定为一级国宝，并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之后又多次漂洋过海，远赴日本、法国、英国、新加坡、美国、瑞士等国，以顶级待遇展出，以它精美绝伦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历史内涵，征服着国内外观众。

　　这批文物出土于1964年12月下旬。贾家庄生产队社员平整土地时挖出了一个砖石砌地宫，宫内置“舍利石函”，在场的队干部只把藏在“石函”内的鎏金铜盒及内装有“舍利”的金银棺椁抱到队部。当时在水泉寺大队蹲点的平凉军分区驻队干部，电话通知县文化馆立即派员清理。此时单位领导长期被外调搞中心工作，同志们自觉地干着本职工作。文博专干张映文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忙挎了考古背包骑着自行车直奔贾家庄生产队，直到晚上六点多才回馆，他一见我高兴地说：“老章，快来看，挖了个大宝贝!”我说：“是不是电话里说的金棺材?”他说：“你一看便知”。我随他进了房子，在灯光下他从背包里拿出了用报纸层层裹着的一包东西，随后取出了一个鎏金铜盒，正方形，长宽高约10公分多，盖呈覆斗式，已有斑锈。盒子上有莲花、忍冬花等纹饰。盒盖与盒身面有银质合页连接。正面以花饰银扣相扣，扣上锁有精巧的鎏金铜锁，旁链一把鎏金铜钥匙。张小心地用这把钥匙启开了铜锁，从盒内轻轻地拿出了一个长不足10公分，中宽6公分，高7公分左右的银椁，前高后低。椁座四边雕镶栏杆，空间镶嵌菱形花纹，椁两侧各镶一圆环，前后左右及椁盖、椁座刻有对称的缠枝忍冬花纹，空间錾出圆点。后又启开椁盖，在内取出了一个金棺，形状与银椁完全相同，只是形体小了，长7公分多，宽5公分左右，高3公分多。其棺壁四周及棺盖贴有雕线、莲叶、莲蒂的金片，中镶有珍珠、石英石、绿松石，部分己脱落，精巧华丽，在灯光下闪烁着光彩。张映文同志说最珍贵的舍利就在金棺内。他轻轻地启开了棺盖，从中拿出一个琉璃瓶，高2.6公分，白色半透明，长颈、圆腹、平底。从中倒出了一堆“舍利”，形如米粒，质似不规则的玻璃体，也有灰色的，大小不等，最大的不足0．5厘米，最小者0．01厘米，共14粒。瓶上盖一古铜色丝织小帕，瓶下衬古铜色锦缎衬垫两小块，均贴金箔花饰。棺内还有檀香木隔板一小块。我看后激动不已，这套文物的历史价值且不说，它的工艺水平之精美，让我大开眼界。能把这件埋藏了1200多年的“宝贝，完整地再现出来，真是泾川人民的福份。

　　张映文同志说，由于该队的干部和平凉军分区两名蹲点同志的保护，文物没有被群众哄抢，并及时报告给咱们。但由于出于好奇，文物已被启开，部分饰件被撞落，但全套文物基本完好。然后他又打开用报纸包着的一只金钗(已残两段)、11只银钗和一串“开元通宝”铜钱共53个。他说这些金银钗和铜钱分别在石函和地宫内发现的，可能是当时施主们的施舍物。当天他去了出土现场清理，看了地宫中的石函才确定这些文物为唐代遗存。

　　第二天，我和张映文、美术专干肖逢民同志一块去了出土现场，即大云寺遗址清理。其址在水泉寺(原泾州古城)之东，后依山，面泾水，地势平坦。遗址已被耕种，上面还可看到零星残砖破瓦。埋藏地宫已暴露出来，座北向南，上下四壁全用砖石砌成，方约1．5米多，人要屈身才能进去。门前有过道，长2米，宽1．5米，两侧及地宫有彩色壁画，风化剥蚀已尽。地宫门由四块长条大理石做成，门顶呈半圆形，长l米，高0．36米，厚0．19米。宫内两侧立两石门框，高1．50米，宽0．40米，厚0．30米。门框刻有莲座、香炉、如意火焰宝珠、两幡盖、飞天、流云等，刻工精细。门道两侧柱子刻有相对的两个力士，内相对刻两个天王。两个力士造型雄健，十分凶恶，与传统力士相同；两个天王形象生动细致，均为浅雕。门槛上阴刻缠枝莲花纹，门前有一石板封口，舍利石函就置于其内。

　　石函是由质地坚硬细腻的白色大理石刻成，经多年水蚀，呈现上青灰下黑褐色，方形高不过30公分，四周宽50公分左右，函盖呈覆斗式，正中刻有方格，内刻“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为工正的阳文隶书，四周刻有缠枝莲图案，刻工规律精细。“石函”四面刻有铭文及施主姓名，均为楷书。

　　看了现场，舍利石函其所属文物陈设我清楚了。即共为5层：地宫放以石函，旁存“开元通宝”铜钱53枚；石函内放鎏金铜盒，旁存金银钗12只；鎏金铜盒内放银椁，银椁内底部放一锦缎衬垫，上置金棺；金棺内底部又放锦缎衬垫，垫上中间竖檀香木隔板，隔板前放琉璃瓶，瓶中盛舍利共14粒，上盖一丝织小帕。张映文同志说：“这是一套完整的武则天时期的文化遗存，它反映了武则天时期对佛教的高度崇拜的历史特点，所以不惜重金和能工巧匠大兴佛寺。通过这批文物的精美及耗资，足以想象当时大云寺何等的金碧辉煌、华丽壮观。同时也说明当时泾川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清理完毕后，下午由该队的一名社员用架子车将“石函”及4条石门楣、门框、门槛拉回到文物室。之后张映文同志又投人了文物的修复、考证、资料整理等工作，并将发掘情况报告给省博物馆”。

　　所谓舍利其实通常是指释迦牟尼圆寂后火化骨灰中的残余结晶体，通称为“佛舍利”；“舍利石函”是装骨灰的石盒子，佛教徒们对他极为崇拜，“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塔”，以宣扬他的精神“不灭”，“直体不迂”，“法力永恒”。

　　泾州大云寺是武则天时代在大兴国寺旧址上重建的。大兴国寺是隋文帝杨坚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所建。这些“舍利”是释迦牟尼去世250年后传人中国。隋文帝在降生之日，为报父母之恩，在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30处，各建“舍利”塔，当时泾州就是其一。赐金瓶、琉璃三十，置舍利其内。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隋文帝降生之日正式入函，同时起塔。后武则天为宣传扩大她的影响及加强她的统治地位，利用佛经中《大云经》里述说的一位天女统治天下的盛况加以附会，说她做皇帝是符合天意。于是武则天就利用《大云经》的“预言”，当即通令各州都建“大云寺”。武则天延载初年“大兴国寺”塔已毁，便在此基础上重修了“大云寺”。据“石函”铭文记载，除琉璃瓶及“舍利”石函(此函为唐代重刻)非唐代之物外，其余为唐代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所造，并将石函刻上“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十六个字。因此，这些文物是研究佛教史及盛唐工艺水平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舍利石函发掘近两月，省博物馆收到发掘情况报告后，即派省文物工作队队长张学正同志(现已退休，健在)，持甘肃省人民政府的信函调令，亲临泾川调走这批文物。当时张映文同志出差外地，我接待了他。我协同他去了石函出土地点，他全面看了这批文物后惊喜地说：“这批文物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它不次于北京西山灵光寺发现的一颗释迦牟尼牙齿的价值；工艺水平之高今人很难达到。”在取得县领导同意调走的答复后，他包装好这批文物，装在了一个大提包里。为了确保安全，第4天由县中队一名持短枪的武警护送，坐班车到达省博物馆。不久省博物馆又派省文物工作队董玉祥同志来泾川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张映文同志热情地协助他的考证工作。

　　 1966年第三期《文物》杂志，发表了《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考证文章，署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执笔董玉祥。张映文同志对此署名问题提出了意见，写信给省博物馆。不久在后期《考古》杂志作了更正，增补了“泾川县文化馆”。

　　 1965年春，省上为嘉奖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在舍利石函发掘保护中有功，拨了专款，县上买了两辆架子车奖给了该队。

　　 1972年，平凉地区展览馆在“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展馆中增加一个文物室，从各县调了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其中就有舍利石函这批文物中没被省上调走的石函、 金银发钗12只及铜钱53枚，同金银棺椁照片及所有拓片全部陈列展出。1972年后季接到省调石函的通知后，由张映文同志(已调到展览馆)送到省博物馆。之后，才知是郭沫若同志指出“舍利石函，贵在石函”的意见。

　　大云寺遗址出土的舍利石函所属文物共三组，分别藏在：

　　 ①甘肃省博物馆一组9件。即“石函”一方、鎏金铜盒一个、银椁一具、金棺一具、琉璃瓶一只（内装“舍利”十四粒)，锦缎小衬垫二方、丝织小帕一方，檀香木隔板一小块。

　　 ②平凉市博物馆一组65件。即金发钗一只(已残两段)、银发钗11只，“开元通宝”铜钱53枚，另有“石函”拓片及金银棺照片数套。

　　 ③泾川县博物馆一组4件。即地宫石门楣l条，石门框2条，石门槛l条。

　　泾川县大云寺博物馆即将建成。这批文物将是他们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