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泾川牛角沟晚期智人化石发现经过

　　泾川牛角沟智人化石是甘肃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人们都知道它是一件珍贵的人类遗骸，但对它的发现过程及文物价值却了解甚少，说法不一，为此，笔者采访了刘玉林和几位亲历、亲见、亲闻过的同志，现将有关情况整理于后，以飨读者。

　　狩猎发现“石球”

　　 1963年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的刘玉林，被分配到县兽医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下放到泾明公社。在基层工作之余，他凭着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对文博工作的执着追求，一边狩猎，一边搞文物调研，捡到了许多动物“骨头”和石器。1974年3月5日，他在泾明公社郝白大队东沟狩猎时，发现了人工打制的一个石球和两件石片，带回家中认真琢磨，潜心研究。他认为该处位于泾河上游，石球是在这条冲沟底部现代河床的砂砾石中捡的，估计是由附近的第四纪黄土层中冲刷下来的；石球人工痕迹清楚，上面有较厚的石锈，初步确认这就是旧石器。后来他在这里又发现了古生物化石，一种旧石器遗址的念头在他脑海中萌生。他把此事告诉给地区群艺馆文博干部张映文和省博物馆谢骏义二位同志，张、谢看了刘玉林发现的石球和其他石器、化石认为是旧石器，但不十分肯定。1974年10月6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学部委员贾兰波赴庆阳考察路过泾川，听说刘玉林发现了旧石器，便专程登门察看。当刘玉林从他的办公桌下拿出石球时，贾兰波教授惊讶地连声说：“就是这个，就是旧石器。”贾教授还到东沟实地察看了含三趾马的灰绿色地层，认为刘玉林同志发现的这个地点很重要，估计这里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会很多，再三叮嘱要多跑多看，特别是大雨过后。后来刘玉林一有空就到这里调查，发现遗物，先后跑过二十几趟，捡回了许多珍贵标本。1976年，刘玉林同志在《化石》杂志上以《甘肃泾川发现旧石器》为题对“石球”作了报道。1977年谢骏义、张鲁章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第三期发表的《甘肃庆阳地区的旧石器》一文中脚注：“刘玉林同志于泾川县泾明公社郝白大队东沟发现了一件紫红色石英岩石球，可惜已脱离原生地层，时代尚难肯定，从附近没有新石器时代遗存看，可能属旧石器时代遗物。”1979年4月，在方大钧等人合著的地质专业教科书《古生物地层学》第一章收入了石球图，并注明“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石球（甘肃泾川×1/2）”。1983年8月，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人类旧石器概要》第89条对石球作了全面记载。“地理位置，甘肃省泾川县白家村泾河右（北）岸东沟前段牛角沟。县城北偏东14°，距60华里，35°21'N，107°39'E；地貌与地层，可能为上新流黄土层；遗物，石片二件，石球一件，遗物发现时均已脱层；时代或年代，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献，刘玉林《化石》1976年第1期‘甘肃泾川发现旧石器’。”

　　植树造林挖出了人化石

　　 1976年3月中旬，泾明公社2万多名劳力在郝白大队东沟进行着5000多亩植树造林大会战，开挖深度多达1米左右。动工以来，驻队干部刘玉林一边在工地上巡回检查指导工作，一边“看地”，收集古董。开挖第三天上午九点左右，他在沟口通往白家塬的斜沟（牛角沟）的一个土坎上，发现了群众挖出撂在这里的人头颅骨后半部一大片，包括完整的枕骨和顶端的一部分，呈淡褐色，有一定程度的石化。他便把在这一段上开挖的几个群众叫来，现场了解了头盖骨埋藏的确切位置及出土时的情景。后多次在周围寻找，找到了顶骨、颞骨、面骨、上额等碎片，把它粘合在一起，使这些破碎的残片成了一件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

　　当时，人们都说刘玉林胡闹，把死人“骨头”带回家中，真吓人。但这对于喜爱文物，懂得文博知识且稍有一定鉴别力的刘玉林来说，真是如获至宝。他经常和老婆、娃娃用舌头沾吊鉴别，到现场调查取证，翻阅资料对比研究。1976年5月，平凉地区展览馆馆长刘惠带领地区文物普查队来泾考察，队员张映文见到了人化石。1980年10月，省博物馆谢骏义来泾川调查文物工作，他们在已调平凉地区群艺馆工作的刘玉林处看了人化石后都说很有研究价值，但对化石的具体情况却无法说明。为了尽快搞清泾川境内的古人类活动情况，刘玉林同志曾多次和谢骏义、张映文、省地质队的李应涛、城关中学历史教师何浩林等文物及历史专家赴他自己多年来发现的南峪沟、合志沟、大岭上、宋家、牛角沟等重要遗址调查、复查，初步推断确定了宋家、大岭上可能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对牛角沟重要地段挖了探沟，找到了许多石器和伴生动物化石。1981年《考古与文物》第二期，张映文、谢骏义发表了《泾川南峪沟和桃山咀旧石器遗址》一文。这些都为进一步研究牛角沟人类头盖骨化石提供了大量依据。

　　保存送鉴人化石

　　人头骨化石出土后，在刘玉林同志身边度过了五个春秋，给他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异样的乐趣。1980年初，刘玉林同志调地区群艺馆工作后，就根据自己多年来的调查资料和采撷的石器及动物化石标本，着手整理泾川发现人头骨化石的论文。1981年10月，群艺馆馆长李鸿文去承德学习时，刘玉林借机随他一同先到了北京。10月16日，刘玉林将他发现的象牙化石和“恐龙蛋”皮化石分别交给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宗冠福和赵资奎鉴定。17日上午见到了贾兰波和同所的卫奇同志，送交了人头骨化石。贾教授当场认定是属晚期智人的头盖骨化石，立即叫来工作人员把人头骨拿去重新粘结修复。在京期间，刘玉林同志在卫奇陪同下参观了研究所的合县猿人头盖骨化石、许家窑人头骨化石和南方古猿、巨猿及中国猿人牙齿化石（真品）、周口店猿人遗址及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出土的人化石材料复制模型。临走时，贾兰波、卫奇叮咛刘玉林回到平凉后先写出调查报告，同石器及动物化石标本一起寄他们研究。

　　 1981年12月21日，刘玉林把亲笔撰写的《甘肃泾川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调查报告，同86件旧石器、3件骨器、28件化石、2块土样寄给了卫奇。1982年1月17日、4月5日卫奇先后两次来信说明收件和对报告的修改意见，表示人头骨化石可以报道一下。4月12日，刘玉林写了《泾川县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的新闻稿，为了慎重其事，他把稿件先寄给卫奇、贾兰波、谢骏义作了修改。5月7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了《泾川县发现人类头骨化石》的消息，之后，《甘肃日报》、上海《文汇报》、《甘肃工人报》、《兰州晚报》、《平凉报》等新闻媒体相继作了报道宣传。

　　刘玉林同志工作谦虚谨慎，一丝不苟。为了使自己的论文更加充实，有说服力，并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他又托卫奇将石器和人头骨分别交给了本所专门研究石器的黄慰文和专门研究古人类的林一璞处理，并同意论文以他们三人联名发表。1984年2月，泾川人头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认真研究论证，终于有了定论。认为刘玉林同志发现的这具人类头盖骨代表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性青年个体，它在人类进化系统中处于晚期智人的地位，它所显示的人种方面的特征与蒙古人种相符。同年2月《人类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刘玉林、黄慰文、林一璞三人署名的《甘肃泾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论文。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686页，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条记载了泾川的晚期智人化石。这一重大事实的发现和确认，证明了泾川在五万年以前就有人类生存，为研究泾川人文始祖的历史提供了确凿证据，填补了甘肃人类化石发现史上的空白。泾川人头盖骨化石目前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里。

　　人化石的发现者刘玉林

　　刘玉林，男，汉族，生于1940年12月，泾川县城关镇人，大学文化程度，现任平凉地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省政协委员。上中学时他就喜欢历史，在农大畜牧系学习时，对人体、动物解剖学学习精深，钻研透彻，步入社会后，爱收集古董，人们称之为“爱看地的人”。刘玉林同志文博知识丰富，集藏了许多陶瓷器、青铜器及不少文物标本，先后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在文物考古上，他建树颇丰，除发现了泾川晚期智人化石外，1976年秋，他同原城关中学教师何浩林在泾川县太平乡梅家洼岭背后村的大岭上平田整地时，于红色土层中挖出了几件石制品，多次调查，获得了一些新材料，经有关方面核实论证，确定为中更新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这一发现，把甘肃省有人类存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五、六十万年，说明泾川至少在五十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这样的早期地点在省内还未发现第二处。1981年，他听说一位农民把挖到的一块龙骨卖给了药材站，就立即赶去好说歹说，把已经打碎了的“龙骨”赎了回来，拼到一起后对来龙去脉进行了跟踪调查和现场勘察。经初步研究，认为很可能是一种还未发现过的大象的牙齿，后来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后鉴定，确认是古菱齿象的新种化石，由于是世界范围内首先在平凉发现的，故定名为“平凉古菱齿象”。二十多年来，刘玉林同志的研究成果丰硕，其论文屡屡见诸于《史前研究》、《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文物资料丛刊》等国家级刊物上。他的《甘肃泾川大岭上发现的旧石器》、《庄浪龙眼山摩崖造像》、《甘肃泾川发现的早周铜鬲》、《甘肃静宁发现的金代墓葬》等二十多篇论著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主编的《平凉文博》资料集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