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祭祖

第二篇 祭祖

　　我不知道我的家族有多大，也没有听老人说过，只记得我有4个太爷我见过两个；爷爷辈的有5个，我见过3个，这都包括我的直系长辈。父辈的有5个，我三爷没有儿子。还有不少祖父辈、父辈不太亲的不知有多少，到我这一辈就更多了，还有我不熟悉或根本不认识的，据说也是我们家族的成员。所以，这个家族到底有多大我也说不清楚。解放前，每年清明节都要到祠堂里举行纪念祖先的仪式

　　刘氏祠堂设在县城三元宫的一个大院里，主人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须发皆白，胡须不多不少，面部慈祥可亲，衣冠楚楚，四季总是穿长衫、戴小帽，一把半尺长的铜质卷烟锅上插着烧成半截的卷烟。他的烟锅从不离口，戴一副银丝水晶眼镜，拐杖头上挂着个四条腿的小木凳，走到那里便取下小板凳坐在那里，点燃抽剩下的半截卷烟，拿出他那牛角制的胡须梳，边抽烟边梳理他的花白胡须，他就是我们的族长。他是什么身份、什么辈份我不知道，我的爷爷见了他毕恭毕敬。族长的权威除了平时受人尊敬外，更重要的表现在祭祖活动中。

　　每年临近祭祖前的一个月，由族长召集本族各大户的长者，研究具体事宜，其中最主要的是请本族中学问最深的、有一定资历的人写一篇有水平的祭文。写祭文的人必须有功名，这一人选的确定往往要争论很长时间，一旦定夺，其它事情就好解决。如摊派经费，确定祭祖时的主持人、主祭人、宣读祭文的人，祭祀活动开始和结束后的活动安排，以及各种执事人的分工等。安排好后与会者各执其事分别办理，到祭祀开始谁负责的环节上出了问题，谁就得受到很重的处罚。

　　祭祀开始的前一天，要杀一口大肥猪，猪头、心、肝都被做为供品，摆上供桌，其它的供参加祭祀的人饱餐一顿，剩余的按户数多少分成若干份，散会之后由各家带回去。

　　清明节的早晨，祠堂院里特别热闹，大门上张灯结彩，对联彩灯多以黄绿白色为主，红色很少。门外搭起席棚，吹鼓手吹响喇叭迎来送往，大庭里中门大开，每年只能见一面的祖先影图高悬在大庭正中的墙壁上，这张比我家的大的多。最上面三排人物全是画像，第一排三人穿着古朴，第二排约七八个人，头戴乌纱，身着官袍，第三排则较多一些，约摸十七八个，头戴红缨瓜笠帽，身着清代官服，人物约一尺多高。再下面是长约五寸、宽约一寸的长方形方格，约10多排，每排30个人，上面每排每格都写着人名。下面几排空的，据说每隔数年要把能代表家族荣耀的，已去世的人名填写上去，对于上影人资格的审查是十分严格的。记得我8岁那年参加祭祀回来，我爷爷满脸不高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当父亲询问原因时，爷爷生气地指着我说：“他太爷是前清进士都不能上影图，谁能上影图？”原来在那次祭祀完毕之后，曾讨论上影图人选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我太爷有资格，但有些人提出虽是进士却没做官，最后被否决了。用现在的眼光看，上影图人不但要有功名，官职还得在七品以上，因此我们家族的影谱从此就中断了清末民初的这段。从此以后，由于兵慌马乱，时局不稳，祭祖活动再没有搞过。这张影图解放初被付之一炬，刘氏宗祠也就不复存在了。

　　影图挂好后摆上香案供桌，族人代表全体肃立，由族长主持祭祖仪式，唢呐声中三位德高望重的族人代表焚香烧表，其他人依辈份肃立于后。1948年的活动是最后一次，约有60多人参加，满满站了一院，当3人上完香叩头时，院子里的人也随即跪倒，三拜九叩完毕，全体肃立，族长高呼“读祭文！”一位举人身着长袍马褂，跪在侧面放好的垫墩上，音乐戛然停止，宣读人之乎者也，足足念了5分钟，声调长短不一，抑扬顿挫，甚是好听，但念的什么内容我一字也未听懂。读完祭文以后，族长接过文稿，三叩首后当堂烧化。接着唢呐齐鸣，族人按照辈份又由代表上香，时间持续得很长，至少也有五六辈人。我这一辈人一则年少，二则辈份太低，连上香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和外姓的孩子们在一旁看热闹。祭礼完毕，族人代表入席就餐，少不了大吃大喝，开怀畅饮，屋子里院子里猜拳行令，热闹非凡。我们一伙孩子围在院子看得馋涎欲滴，谁也不想离开。宴席散后，“领份子”开始，院子一角的大案板上堆着一大堆切好了的熟肉，两蒲篮（竹编的大盆状物）馒头，一人称肉，一人发馍，一人核对名单。领份子的人一字排列，井然有序，我对这一程序了如指掌，宴席还没有散的时候我就守在大案旁边，一开始我就领到“份子”。核对的人在我爷爷的名字上边划了个钩。我拿到份子如饿虎得食，用不干净的手抓着肉片往嘴里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肥肉吃起来特别香，以后经常吃肉，总觉得不如那次的肉好吃。

　　清明节的另一项活动就是上坟烧纸，这一习俗由来已久。老戏《唐王游狱》（又名《大上吊》，《十万金》）中有一个名叫胡烧纸的人，身为乞丐，却有个胡烧纸的怪癖，每有一点钱财，别的什么都不干，便买了纸钱烧化，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烧化的纸钱不计其数，临终到了阴间积攒的金钱达10万余两。唐太宗梦游地狱，无钱打点，曾向胡烧纸借钱。由此看来，烧纸的习俗至少在唐代就有了。人们以为活人要花钱，没钱不能生存，死后到了阴间也得花钱，否则也不能做个舒坦鬼。于是人们以胡烧纸为榜样烧起纸来，但绝不胡烧，只烧给自己的祖先。同时，不随时随便烧，只在逢年过节，如过大年，清明节、十月一送寒衣等与鬼魂有关的节日里烧纸，纸钱是用真钱换来的，花活人的钱太多，活人也是不干的。我能记事的时候，方孔铜钱不再用了，银元、铜板、关金、金元券都在流通。但给死人烧的纸钱还是旧制，比较讲究的是买十几张金银箔，大斗方纸，用纸凿打成方孔圆形，一串串连在一起，像一串串金银钱币，这种东西叫金银纸。另一种是用一种叫大红金的小块金银箔，约有烟盒大小，每包一百张，有金银两色，这种纸比斗方纸的质量差得多，是用金银粉涂在纸上制成的，每两张可以折叠成一个元宝，在我看来倒像一只小船，这叫金银锞子。后来又出现了一种仿银元样子做成的纸制金银币，和现在的五分硬币大小相似，只是上面加了冥国银行的字样，看来阴间在民国二十多年的时候也有了银行，大概是现在的银行家或金融家兴办的企业。后来又出现了冥洋票子，都是木板刻印的，面值大的惊人。随着时代的变革与进步，现在给死人殉葬的东西花样更多，有汽车、电视、房屋，甚至金山、银山之类，不过都是纸糊的。后人们用这些廉价的纸货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我最喜欢和老人们在一起叠纸锞子，我的小手很快，受到长辈的表扬就更卖力了，叠完满满一箩筐才结束。这一准备工作一般都在节日的前一天下午进行，第二天清早去上坟。上坟时母亲按照惯例要炒一盘韭芽粉条肉丝的新鲜菜，蒸一笼雪白的馒头，拿一瓶酒装在篮子里，孩子们跑在前面，老人们走在后面，一路说说笑笑，像赶庙会一样高兴。

　　我家祖坟在汭河川道的七里头沟外的南山脚下，清明节川道上柳丝吐蕊，杨花初绽，百草萌芽，一片新绿。清晨，河道里的雾霭还未散尽，汭河两岸的山峦笼罩在轻雾里，像一层层透明的淡蓝色轻纱，层次分明。汭河像一条银色的绸带，弯弯曲曲向东流去，一座座菜棚错落有致，勤劳的人们早已在自己的菜园里开始了劳作，整个阳保川道里春意盎然。上坟的路上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呼吸新春的泥土芳香，使我们感到无比的快乐。穿过一排排杨柳交织的林荫道，进入七里头沟地界，向南眺望，一棵小山似的大树映入眼帘，这是我家祖坟的标志。这棵老槐树不知生长了多少年，树杆要4个人手拉手才能围住，树冠像一把大伞遮天盖地。这棵树虽然年龄很大，但生机勃勃，每年都枝繁叶茂，也没有虫蛀，显得格外年轻，精神抖擞，站在树下，使人不由得会产生敬畏和恐惧。老人们把它看成神树，不准我们触摸，树下是坟地，约10多亩大，四方四正，四角有石雕拴马桩，里面到底埋了多少代人谁也说不清楚。在我的印象中，这里没有新坟，所有的坟堆都光秃秃的，有的还有一些痕迹，有些已陷为平地，整个坟地是黑乎乎的一片，长满了低矮的小草。每年除了清明节之外，很少有人上坟。上坟的人很少，而我家的人是去得最多的，从没有变更过，年年如此。青草季节，牧羊人有时也到这里放羊，其余时间这里死气沉沉，无人光顾。

 　　每年到坟地以后，我祖父总要在坟园里漫步一阵，发现鼠洞、陷坑之类，便叫同去的人一起在周围的田地里抱些土块填塞、踩实，若发现各个坟头上压有白纸，爷爷总会自言自语地说：“你××爷今年比我们来的早。”从他的话里，我似乎感到偌大一座家族墓地，如今上坟祭奠的几乎没有几个人了。从此我决定，长大后每年都要上坟烧纸。祭祀活动非常简单，所有的人跪在大槐树前一个用土坯围成的小方框前摆好祭品，然后点着烧纸把要烧的东西一点点扔进火里。当烧完一大半时就停下来，等到纸货都化为灰烬，便叩三个头起立，剩下的纸张由孩子们拿到各个坟头上用小石块压上几张，一会儿坟院里白花花一片，好似一朵朵白花。压完纸，大家聚在老槐树前，由爷爷领着我们在其中的几座坟前分别烧了纸，现在回想这几座特别受优待的坟，可能是爷爷的直系祖先，难怪他要带这么多纸钱，即使有这么多，分到众多亡魂手里，恐怕也所得无几了。烧完纸钱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泼散”，就是把带来的酒菜献果之类的东西向各个方向撒出去，让亡灵能美餐一顿。其实人们是很吝啬的，把一个馒头掰成碎块向四面八方撒出去，酒也是如此，每个方向洒一些。出门烧纸是不能带筷子的，撒菜的时候先在野地里找几根硬一点的草杆做筷子，用它夹着菜向各个方向撒出去，然后大家坐在草地上和祖先们共进午餐。泼散后剩下的食物很快就被活人吃个精光，吃得最多的当然是我们一伙小孩子。这时候不见祖先的影子，坟园里飞进来的乌鸦、麻雀早已把我们给祖先的祭品一扫而光了。解放后，土改、合作化等运动中，都没有人动过这块墓地。1958年以后，坟地被开垦为农田，那棵不知活了多少年的老槐树也不见踪影了。从此，刘氏家族的祖坟园不复存在。刘氏家族日渐没落，家道不济

　　我太爷刘全世像

　　我家也有自己的坟园，在汭河北岸距瑶池沟半里的纸坊湾，背靠回中山，面临汭河，左右两山环抱，可谓是风水宝地。坟园南面是铁佛寺，寺内正殿三间，殿内除泥塑神像外，因供有几十尊铁佛而得名。两面各有一个偏殿，一个供奉山神、土地，另一个供奉黑虎灵官。解放后，寺院成了小学。每当烧完纸，老人们还要领着我们到寺内敬香，院内有几块石碑，一块记载民国初年维修铁佛寺之事，碑文和书法都是我曾祖父的作品。坟园里埋葬着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四曾祖父、爷爷、奶奶、三爷、三奶。曾祖父的坟上有一块大石碑，刻满碑文。解放后碑被推倒，断为两节，“牧儿打碎龙碑帽”，碑身成了磨刀石。文革中，坟园被平成了篮球场。1999年，瑶池村把坟园卖给了当地农民，修建了房屋。据在场的人说，挖出来的骨头满地都是，后来用架子车拉着倒到山沟里。从此，刘氏家族和我的家庭都没有了祖先。我的父亲80多岁还健在人世，小时候我在老槐树下许下的心愿，再也无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