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灵太后与北魏晚期佛教

    论之，她在故乡陇东也应有所举动，况且其父“雅敬佛教”，而她又非常孝顺父母。陇东地区石窟众多，至少有三十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魏晚期奚康生主持开凿的庆阳北石窟寺和泾川南石窟寺。北魏后期，陇东一带农民起义频频发生，其频繁程度超过了中原其它地区。太平真君七年(446)，安定卢水胡人刘超等聚万众起义，响应关中以盖吴为首的胡、汉、羌、氐等族的起义。延兴元年(471)，泾州民张羌郎发动起义。正始三年(506)，秦州屠各胡人王智率民暴动，推举吕苟儿为主，以建明为年号，发殿到10万人。泾州人陈瞻又率众响应。这次起义遭到了北魏大将元硕的镇压。但事过刚三年，即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又聚众造反，秦州沙门刘光秀率众响应。这次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但遭到了北魏战功显赫的奚康生的镇压。奚康生，河南洛阳人，素信佛教，处处表现出对佛的虔诚。
　　
　　史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B27509年，在镇压了刘慧汪、刘光秀暴动之后，奚康生被任命为泾州刺史。他所到之处，都以大兴佛教事业为务，曾动用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开创了规模宏大的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其开凿活动可见于南、北石窟寺碑刻记载，如北石窟寺165窟内有一块宋碑，虽已很残，但仍可辨出如下之字：……□泾州节度使奚侯创置□历景□□……□屡经残毁。泾川发现的北魏《南石窟寺之碑》末尾则有着更为确切的记载：大魏永平三年(510)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使(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B28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推崇佛教之因素外，还应与刘慧汪、刘光秀本身为沙门，其发动暴动利用的又是佛教这一史实不无关粒很显然，北魏统治者是在有意利用所谓的“正统佛教”的威力来消除邪教的影响，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当奚康生任泾州刺史(509～512年)时，宣武帝尚健在，胡灵太后的地位还没有后来那么显赫，但无法否认，胡灵太后当时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否则不可能在宣武帝去世之初就能很快独揽政权。“向信佛道”的奚康生之所以能出任泾州刺史，并在那里大兴佛教，或许就与当时身为宣武帝宠妃和太子生母的胡灵太后有关。北魏太和十八年(494)，云冈石窟落成。油漆未干，孝文帝便在新都洛阳营建规模更大的石窟群—龙门石窟。它们因分处南北二地，故又称南、北石窟寺。奚康生于泾州所开南、北石窟寺，想必是对两京石窟模式的仿效。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奚康生的作为就一定是按朝廷的的授意干的，最少应得到朝廷的默许，否则区区泾州，安敢与京都相匹亚。泾州何以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我们推测还应从胡灵太后为泾州人有关。奚康生于泾州大兴佛事之际，胡国珍尚闲居在安定老家，胡氏又是当地敬重佛教的大族，奚康生不可能不与该家族发生密切的往来。或许这就是当胡灵太后倚重的权臣元叉于正光元年(神龟三年，520)七月囚禁胡灵太后独揽北魏权柄后，身为元叉亲信的奚康生却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胡灵太后的一边，于第二年三月发动了旨在反对元叉专权以支持胡灵太后还政的未遂政变的原因。

　　B29这一戏剧性变化当与奚康生与胡氏家族有着更深远的关系和更为接近的宗教态度有关。除了北、南石窟寺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庄浪县诸石窟的开凿。虽见不到明确记载，但从现在石窟遗迹看，其最早的造像也可以追溯到北魏晚期。陈家洞石窟的三佛石刻，面目清癯，肉髻高耸，两耳垂肩，施无畏印，足踩莲花。其造型相当生动，刀法非常流畅，为典型的北魏造像。在庄浪石窟中，同属北魏晚期的佛教造像尚有佛沟寺石窟中的大型摩崖造像，同样也是三尊立佛。二者的造像风格与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所见极为相近，给人以他们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的感觉B30。这一因素使人很自然地就会把庄浪石窟的出现与奚康生和胡灵太后家族对佛教的提倡联系起来。
　　
　　注释
　　①《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9页。②据《魏书》卷9《肃宗纪》、《资治通鉴》卷148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正月条，该年正月改令为诏。③《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337～338页。④《魏书》卷83《胡僧洗传》，第1836页；《北史》卷80《胡僧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89页。⑤《魏书》卷83，第1936页、《北齐书》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69页及《北史》卷80，第2690页。⑥《魏书》卷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338页。⑦《魏书》卷83《胡国珍传》，第1834页。⑧杨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然郦道远水经注》谷水条称其“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魏书·释老志》称：“永宁寺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按范祥雍先生之考证，应以四十余丈为确。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载《考古》1973年第4期，第204～206页；《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载《考古》1981年第3期，第223～224、212页；《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2页。⑩《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31页。B11《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85～186页。B12《洛阳伽蓝记校注》，第251～252页。；《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2页。B13《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54页，引任城王元澄奏。B14《洛阳伽蓝记校注》，第349页。B15《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8页。B16《魏书》卷53《李传》，第1177页。B17《魏书》卷67《催光传》，第1495～1496页。B18《魏书》卷67《催光传》，第1496～1497页。B19《魏书》卷78《张普惠传》，第1737页。B20《魏书》卷66《李崇传》，第1471页。B21《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44～3047页。B22在楷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中，有专节收录“北魏造像题记”，但这几则题记都未见收录。本录文为龙门石窟研究所张乃翥先生所抄赐。谨志此鸣谢。B23该题记拓片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卷第4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6页。B24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B25刘汝醴《关于龙门三窟》，载《文物》1959年第12期(收入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56～61页)。B26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5卷《龙门石窟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0～151页。B27《魏书》卷73《奚康生传》，第1633页。B28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庆阳北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页。B29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5～297页。B30程晓钟、杨富学《庄浪石窟》(《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别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