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泾川·地望与人望--“泾川人”头盖骨化石

甘肃境内第一个有人化石的遗址：泾川泾明乡牛角沟5万年前的“泾川人”头盖骨化石

　　人类历史大书本来很薄，因为几十万年间原始人类的行为丢三落四了存在之物证，谜团和疑问把这本书填充得很厚了。又因为几万年间智人的存在行为增添了新的疑问，这本书变得更厚了。经过几千年间古人的文明实践，消解了一些疑问，这本书变薄了。又经过几十年间现代精英的解释和理解，这本书又开始变厚。现在，我们正遇到了人类历史大书最厚的时期，厚得不可想象，成百上千个学科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用程序和学问弄得人类自己不能解释自己，就遭遇了知识爆炸或信息爆炸的21世纪。

　　在很大的地域范围里，有为数太少的人，他们能把几十万年、几万年、几千年、几十年间的人类经历梳理得很清晰、简捷，他们往往从一片屋、一座城、一个县作为点，作为入口，能引导我们进入面上的人类历史风景线上的经纬框架，使我们聪明，使我们轻松，使我们能说清我们自己。

　　发现或创造了文明成果的人，对他的人生价值评价迟早是要从点到面出现的，只要是中国的成果，就是世界的成果，因为无论多么杰出的人物，都是在点上成功，在面上成名，以点上的文明成果影响、改变面上的人类生存状态，刘玉林先生就属于地域范围很大的面上出现的人数很少的人。

　　很多的人都知道，泾州从商周到隋唐宋一直有辉煌的名声和真实，朝廷对它格外器重，在于在几千年间的战争中，往往从陇山至萧关左右的口子里有戎、羌、匈奴、吐蕃等古代民族突然涌出，直取长安，先入长安为君，后人长安为臣，但每每被泾州所阻挡，许多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特大战争，非常事件都与泾州连在一起。丝绸之路西出长安，泾州是收留和释放乡愁、乡思、乡情的千里苦行者圣地。西下的外国人游历几千里之后，终于翻越六盘山，标志着踏入了中国内地，接纳、揉和人类人之常情的第一座文明古城也是泾州，它让域外男女首先接受中国文化之洗礼，熨平旅途上灵与肉的创伤，中外文化自觉与不自觉间在此磨合，外国的文明使者在这里把胸襟收拾干净，再恭恭敬敬地去长安见神秘的东方帝国之大皇帝。正因为安定（泾州）有安定，长安才长安。泾州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战争的绝好平台，丝绸之路的原创本意是中外经济利益的通道，幸存的或过往的人们随意间播种的却是文化的种子，挥霍剩余的正是文明物证，人走了，历史过去了，积淀在泾州的便是文化沃土。

　　刘玉林 ，泾川县城合子沟人，1963年从泾川一中考入甘肃农业大学，学习畜牧专业。毕业后， 分配到泾川县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到了文革后期，即1970年又被“下放”到泾明公社参加劳动，在农村整整干了8年时间， 正是在那段时间，使他与考古结缘，并悄然为以后命运的转变埋下“伏笔”。 他当学生时就喜欢历史，参加工作后便专注于考古这一爱好，特别是他结识了启蒙老师，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时任泾川县博物馆管理员的张映文后，他对考古就更加痴迷了，每次下地干活，他总要四处寻觅一番，以期有所发现。张映文下乡进行文物普查时，也总要叫上他，还时不时向他传授一些文物和考古方面的知识。后来，张映文调到原平凉地区博物馆工作，他们仍有往来。

　　有一年，他随社员下地干活时，捡到一个粗糙的石球，他根据初步掌握的考古知识判断，该石球不像是天然形成的，上面布满人工敲砸痕迹，便带回向张映文请教。张映文和他的看法一致，认为这个石球有可能是旧石器时代遗物。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贾兰坡到泾川县进行考古调研时，他把石球拿给贾教授看，贾教授肯定了他的“猜测”，说这个石球是远古人打猎时使用的，并提醒他以后在发现石球的地方多加注意，看能否发现古人类化石。从这以后，他就“多长了一个心眼”，在劳动过程中观察得更为仔细。1973年5月，泾明公社开展植树造林大会战，一天，他和社员们在郝白村牛角沟植树时，挖出额骨和右颞骨两块头骨碎片，这立刻引起他的警觉。他小心翼翼地继续再挖，又挖出左顶骨、右顶骨、枕骨等头骨碎片，经他对茬拼凑，形成一个不完整的人类头盖骨。这一发现让他欣喜若狂，但是，它是不是古人类头盖骨呢？他赶忙把这一发现写信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了反映，研究所的同志说，必须将实物带来考证。但那时，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未能去北京，自己保管着头盖骨，尽管多次搬家，对它始终珍爱有加、倍加呵护。

　　直到1983年8月，即他调到原平凉地区博物馆工作第三年，才背上头盖骨去了趟北京。他找到贾兰坡，贾教授经认真考证，证实这个头盖骨就是古人类化石，并委托黄慰文、林一璞教授专门进行研究。1984年2月，两位教授撰写出《甘肃泾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论文，发表在第3卷第1期《人类学学报》。论文证实：“甘肃平凉的人类头盖骨代表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青年个体，距今大约5万年，它在人类进化系统上处于晚期智人的地位。”此前，甘肃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所以，刘玉林的重大发现填补了这项空白。

　　出土于泾川泾明牛角沟的距今5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被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命名为 “泾川人”。被北京山顶洞人早4万多年。

　　1975年初，刘玉林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了几十件石器及中华鼢鼠、披毛犀、鹿、马、牛等动物化石。

　　刘玉林的发现证明，5万年前的泾汭河川，人类依水流而居，在泾汭流域的河谷、沟圈，水波倒映着山崖，披毛犀、野马、大象从容自如地来去，健美的女子们用粗糙的石头或骨头打磨件装饰着性别互动中的审美，友好的生态环境让所有生命尽享天性中的快乐。20多年前，围绕刘玉林的发现，我们就说，中华和世界的人类学史、地理史、地质史、历史地理版图，必须修改， 修改的这一个点就在泾川，是因为刘玉林的发现而必须改写以上历史。

　　一直到了今天，甘肃必须要讲甘肃人类进化系统和人种特征，就要说最早出现的人类代表是“泾川人”。

　　1976年以前，陕西蓝田发现了蓝田人化石，陕西大荔发现了大荔人化石，四川资阳发现了资阳人化石 。从陕西向西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正在期待发现人化石，但只有刘玉林在泾川发现了人化石。 当时是一个月月动土，年年挖坑的时代，改土造田和植树造林使地表层不断破裂也正好是发现历史的契机。在这之前，暴雨和洪水不时冲刷，历史的记忆以石头的形式不断地一闪而过，但对几千年间的千百万人来说，就毫无知觉地从这种发现的机遇中走过去了，也许曾经碰到过人类化石、石器，但他们不认识，而刘玉林就遇到了人类进化系统上处于晚期智人地位的人化石，他和人种特征与蒙古人种相符的智人代表“泾川人”实现了五万年之约。

　　在文化大发现和大创造的当代社会，人的智商革命和技术革命进入了不可想象结局的关头，在这时候，我们更坚信，刘玉林发现的“泾川人”，肯定让冷静后的21世纪写入21世纪版的《中国通史》《人类学史》《辞海》中，这些权威地令人毕恭毕敬的典籍，因为刘玉林的发现必须在泾河流域这一地球村落里修改对它的记载。改写古人类史，对刘玉林这样的发现者来说，也就不是神秘的事。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泾川人”5万年的年龄概念有可能修改。2006年5月10日，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教授、香港大学教授等专家来到泾川泾明乡牛角沟“泾川人”出土原地，考察了4平方公里内保存完好的处于原生态的古人类遗址间的山川水流，专家们初步作出了“泾川人”存在应在7万年前的预测，取了出土原地的原土，带往香港大学，作为重大科研项目，用最新科技手段，进一步研究，以期揭开“泾川人”最准确的年龄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