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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三次发现佛舍利九次瘗埋佛舍利

2015年06月03日 来源:平凉日报 点击数:

泾川现存的北魏佛座即舍利石函及函身浮雕。

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顶部铭文。

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内大小铜函、佛舍利瓶。

《大正藏》载隋文帝《隋国立佛舍利塔诏》影印。

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及函身浮雕。

  第一次、第一处发现,1964年,武则天诏立泾州大云寺发现佛舍利

  此次发现过程世人熟知,不赘言。其所获殊荣至高,被认定为中国发现佛舍利的范例、佛舍利葬制中国化的标志、中国舍利塔基的代表,这些评价被载入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大事记》、《国宝纪实档案》、《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等。

  2005年,史上首次在首都囯展上出现佛舍利,泾川大云寺佛舍利与套函惟一选入,在中华世纪坛与世人见面,每人限时60秒。上世纪70年代至今,大云寺金银棺套函在美国、法国、英国、瑞士、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等国家、地区经年展出,全面记录与其见面的诸国总统、国王、政要、各界名流的盛况,则需专著可载。

  第二次、第二处发现,1969年,北周泾州宝宁寺佛舍利套函及佛舍利,北周、隋、唐三次瘗(音yì)埋供养

  宝宁寺遗址出土的是北周石函、隋代铜函、唐代供养器物。宝宁寺遗址出土的两个铜函大小有别,但形制完全一致,均为盝顶,与函身子母扣套合,函身素面无纹。其中1件高7.3、边长6.4厘米。宝宁寺铜函与陕西耀县神德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隋代铜函、山东济南神通寺隋代铜函和泾川宝宁寺遗址出土的两个铜函排列-起,可见形制即方形式样相同,可以说明其年代可能属于隋代。

  学者冉万里认为,隋代和唐代金属函的最大区别是,隋代铜函的盖和函身可以分离,没有合页和锁钥之类,而唐代的金属函盖部和函身以合页相连,一面有锁鼻和锁钥。仁寿年间新出现的方形铜函,既未见于北魏,也未见于开皇年间,是这一时期典型的舍利容器。铜函以素面为主,个别鎏金,其造型与石函相似,应是对石函形制的模仿,但无合页和锁钥等附属物。其翠绿色的舍利瓶也是隋代开始制作的玻璃器。宝宁寺遗址出土舍利容器的组合,也表现出隋代的特征。

  北周石函的存疑处。宝宁寺北周石函上有“北周”字样,按历史常识,北周人不能自称北周,应自称为“周”或“大周”,“北”是相对于“南”即指南北朝之后对南北朝的史称。但“天和二年岁次丁亥”确是北周年号。这一铭文及纪年当是北周之后朝代的人题刻。二是北周舍利石函内有隋代铜函,有唐代开元通宝鎏金币等数十供养物,证明在北周、隋代、唐代均有过瘗埋佛舍利大典、瞻礼佛舍利法会,有地位显赫、财富巨大的施主供养了鎏金币等。 

  疑点的焦点是,有“北周”字样的铭文为何朝代人所刻?

  为何石函内安奉着佛舍利,石函外壁铭文却不言佛舍利而专记造佛像事?

  北周之后的人为何要刻“北周天和二年岁次丁亥八月庚子朔廿三日”之朝代、年月日? 

  无论何朝代人所刻,北周朝代纪年刻在石函上是真,宝宁寺供养佛舍利肯定与北周这个朝代有关,可以证明宝宁寺佛舍利瘗埋供养,经历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三个朝代均举行了瘗埋安奉供养佛舍利大典,已不止一次,或上至北魏,下止宋代。这是一处三次瘗埋安奉供养佛舍利的史事发现,是能确定、无法否定的北周、隋、唐三个朝代三次瘗埋安奉供养佛舍利之史实。目前,宝宁寺四址尚不明确,期待未来全面考古之后,会解开悬疑,推翻揣测。

  第三次、第三处发现,2013年,“千年一现”泾州宋代龙兴寺瘗埋的“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

  第三次发现多有报道,不再重复。目前,陶棺整理正在进行中,陶棺内的舍利数量、佛牙佛骨、纸上文字、疑似丝织物、舍利瓶数量及造型等全部供养物尚待定论,瘗埋参与者与铭文作者及陶知福的身份、地宫形制等等,尚待一一研究。比如“赐紫义英”就在龙兴寺瘞埋现场,义英是朝廷赐给紫衣(紫袈裟)的大和尚,地位不低。

  第四处、佛舍利下入石函,公元601年,隋文帝给泾州大兴国寺分舍利,但至今未发现

  隋文帝于仁寿元年第一次给泾州大兴国寺等30州分舍利,史料完备,世人多知,需关注的重点有,《广弘明集》卷十七载隋文帝《隋国立佛舍利塔诏》中,有“隋文帝(自注一十六州等)”句,即隋文帝圈点了泾州大兴国寺。《广弘明集·舍利感应记》载泾州大兴国寺感应。《振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又载。

  《法苑珠林》载隋文帝分舍利于泾州大兴国寺,与《广弘明集》载隋文帝诏义同,不同处是诏名变,名后注释变,各州排名顺序变,泾州大兴国寺由原第十四排至第五,多“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刹物及正库物造”、“右此十一州随逐山水州县寺等清净之处起塔出物同前”二句,有数处变一二字。《法苑珠林·舍利感应记二十卷》、《法苑珠林?庆舍利感应表(并答)》载泾州大兴国寺立塔过程与上述同。《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六载隋文帝到过泾州暨大兴国寺,“其龙潜所经四十五州。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隋文帝未当皇帝时,去过四十五州,当皇帝后,四十五州同时建大兴国寺。即凡有大兴国寺的各州,隋文帝都去过。)

  李德林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为泾州大兴国寺撰碑文。

  宋《通志金石略》、宋《金石录》、明《统志略》均载:“泾州兴国寺碑,李德林撰,开皇十年十二月。”民国《陇右金石录》载:“泾州兴国寺碑,在泾川县今存。”即《陇右金石录》作者张维考证并记载,兴国寺碑1943年在泾川县尚存,时间过去72年,但愿此碑还存世间并能找到。

  李德林是隋代朝贤、五朝元老、9位皇帝爱卿、隋朝初年第一文豪,能为泾州大兴国寺碑撰文,足见泾州大兴国寺在中国之地位。李德林撰泾州大兴国寺碑是在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可知当时的大兴国寺已朝野闻名。11年后的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下诏颁舍利于泾州大兴国寺。

  泾州大兴国寺悬疑,隋文帝给泾州大兴国寺所分舍利至今并未发现

  一、泾州大兴国寺、塔及地宫是隋文帝敕建,有统一形制的塔下铭,还有《法苑珠林》载“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刹物及正库物造”的佛舍利打刹物。隋代全国同日所下石函的30州,已有几个地方发现塔下铭。隋文帝诏书中两次出现“打刹”词,打刹物应是起塔后开光法会大典所需法器及一应物品,“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刹物及正库物造”指起塔后开光法会大典所需法器及一应物品由朝廷内府营造司颁给,朝廷赐的打刹物应是金属、宝石等质地,是被高僧连同舍利、熏陆香一百二十斤一同从朝廷护送至泾川的,(“马五匹分道送舍利”隋文帝诏书语)这些宝器和佛舍利、石函、佛舍利塔下铭同时进入地宫,当是史实。唐代孟诜等人并未发现上述佛宝,证明隋文帝给泾州大兴国寺所分舍利,至今并未发现。

  二、《广弘明集·舍利感应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舍利感应记二十卷》、《法苑珠林·庆舍利感应表(并答)》四史记载的“泾州于大兴国寺起塔。将造函。三家各献旧磨好石。非界内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称。”的石函至今并未找到。 

  三、三家到底是泾州哪三个寺院、团体或个人?

  四、三家在各自不知时各磨上好石材,拿到一起就是规矩相称而完整的石函?三处(件)石料如何合一为石函?

  五、非世间所有的好石,到底是何种宝石?        

  六、武周时泾州大云寺发现的石函是否为隋朝泾州三家石料合一的石函?

  第五处、古塔余基,公元694年,武则天时孟诜等人发现的古塔余基

  1964年发现的大云寺地宮,是发现舍利石函之后再制金银铜棺椁成五重套函而迁于大殿之下瘗埋的。石函铭载“爰有古塔余基,在兹寺之右,高惟及仞,袤劣无常,壤甓既零,榛芜遂积。”此段记载之意易知,曾被认为是隋文帝所分舍利之塔基所在,又何以无隋文帝颁舍利之塔下铭和打刹物?存疑如下:

  一、“爰有古塔余基,在兹寺之右,”即在大云寺之西,还未发现。

  二、目前所见石函、硫璃瓶、舍利十四粒肯定是大云寺舍利石函铭记之“爰得石函,中有硫璃瓶舍利十四粒。”但舍利十四粒是否就是被认为的隋文帝所颁舍利?石函是否就是隋文帝诏书钦定“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之石函?

  三、大云寺石函铭文讲述,孟诜等人得石函之后,于是“复写兹瓶,方下神粒。于函之侧,乃勒铭云”,目前所见孟诜撰石函铭文是否就是被认为刻在隋代石函上?

  四、从铭文看,孟诜、大云寺维那出法、泾州长史史藏诸、安定县令陈燕客、大云寺僧徒们只是见到了无刻铭、不知来由的“石函,中有硫璃瓶舍利十四粒,”而未见到有塔下铭的隋代石函,也并非未保存隋代塔下铭、在铭文中不提隋代塔下铭。

  五、隋朝结束于公元619年,距建大云寺的延载元年(公元694年)75年,延载元年距大兴国寺下石函的仁寿元年(公元601年)93年。诚如1940年前后泾川民众建的土窑洞、房舍距今70多年,还在住人,而70至90年的隋塔已壤甓分离,草木丛杂,只剩不足一丈高的古塔余基?

  六、在延载元年这个非常时期,当朝不言前朝事,孟诜有意不提隋塔事?

  武则天建大云寺、在建大云寺时发现佛舍利,殆泾川一例,不知别处考古发现的武则天时期的佛寺碑刻是如何称谓隋朝事的,武则天时期是如何评价隋文帝三次分舍利之历史大事件的。 

  这是泾川瘗埋佛舍利的又一次、又一处。今后如有考古证据发现,将真相大白,或许永远发现不了。但这是否定不了的曾经的历史存在。已有论者认为,此古塔余基或是泾州姑臧寺阿育王塔塔基。图13      

  第六处、瘗埋佛舍利,北魏,泾川北魏疑似佛舍利石函与宝宁寺北周佛舍利石函图案题材惊人的相似

  这是泾川县王小刚《北魏石佛座与北周慧明造舍利石函对比蠡测》一文的发现,由此引出又一次瘗埋佛舍利的曾经史实。

  馆藏北魏被认为的“石佛座”,编号001343,高22厘米,长44.5厘米,宽33厘米。20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于泾川南石窟寺院内,当时做香炉使用,有燃蜡、焚香痕迹,“佛座”内经后人用水泥浇灌和修补,凹槽内深度不详。发现是,北魏“佛座”与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的形状相同,即长方体。造像布局相同,即边框凸起,分三格。造像题材相同,都有托盘、摩尼宝珠、两位供养人、双蹲狮。北魏“佛座”正中浮雕一高柄托盘,上盛摩尼宝珠;北周舍利石函居中浮雕一飞天形象且头顶托盘,上盛摩尼宝珠。北魏“佛座”与北周舍利石函之间的雕刻风格基本相似,或为承袭。

  最大的相同处是“佛座”顶面凿一长方形凹槽,顶边沿有嵌合口部的内凸缘,似为子母扣状。既有卯眼特征的同时,上方边沿又有梯状凸起,表现出其子扣特征。这已经被北周舍利石函的形制旁证。

  以“佛座”的子扣特征,联系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的形制,“佛座”上方是应该有母扣顶盖的。或者顶盖上有刻字。 

  这应该是又一处佛舍利塔基及佛舍利石函。母扣的顶盖有刻字的石函盖和石函内套函、佛舍利供养宝物还在地下,或在某人某团体珍藏中?

  第七处、瘗埋佛舍利,北周,因笔误引出的泾州姑臧寺塔

  世人多知印度阿育王分舍利八万四千份,建八万四千舍利宝塔,华夏得十九份,建十九处宝塔,也称阿育王塔。阿育王塔是历史上第一批佛真身舍利传入中国的标志,绝大多数都早于隋文帝三次颁诏在全国诸州建113座舍利塔之前,亦被认为中国供舍利为此十九塔最早。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写本P2977,有十九塔“第九在泾州姑臧寺”之写本记载,多被认为“泾”是“凉”之笔误。

  该文献写成于并州称北京时期(公元723~761年之间)或其后,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大致要晚一个世纪左右。原来没有名称的舍利塔先后被命名,这可能就是晚出的敦煌写本对塔名的记载却比早出的三史更全面、更准确的缘由。凉州姑藏寺塔之“凉”被误写为“泾”。是十九塔记载中惟一塔与地址不相符合的。 

  “泾州姑臧寺”敦煌写本写成于公元723~761年之间,在隋文帝三次颁舍利公元120至160年后,在武则天建大云寺发现舍利40至70多年后,证明泾州与佛舍利之缘影响极大,写者或到过泾州或对泾州极为熟悉,知道隋文帝给泾州分舍利、武则天建大云寺、泾州有舍利塔并供养舍利之史实。

  姑臧寺之外的因缘是前凉创建者和扩建姑臧城的人正是泾州籍人张轨,1976年,在泾川玉都镇太阳墩村(十六国时期的安定乌氏县城,张轨家乡)出土了“归义侯印”及窖藏文物一批,共10件,均为铜质,其中有被认定为早期的重要标准器式的十六国华盖鎏金铜佛像(公元304―439年),归义侯即张天锡,是张轨曾孙、前凉末代帝王,张天锡在归降前秦后被苻坚封为“归义侯”。在张轨家乡出土前凉佛像文物和家族印信,可见张轨家族与故乡有着密切的互动。姑臧塔为北周建,距张轨主凉州晚200多年,当然没有直接关系,但其家乡泾州取姑臧作寺名以纪念泾州出的帝王的可能应当存在。

  巧合有二,一是十九塔中,武威姑臧寺塔是至今未找见遗迹的四座塔之一。二是把凉州误写成的泾州正是多次瘗埋佛舍利、三次发现佛舍利之地。

  九次如此合计

  第一次、第一处发现,1964年,武则天诏立泾州大云寺发现佛舍利,瘗埋一次;

  第二次、第二处发现,1969年,北周泾州宝宁寺佛舍利套函及佛舍利,北周、隋、唐共瘗埋三次;

  第三次、第三处发现,2013年,“千年一现”泾州宋代龙兴寺瘗埋的“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瘗埋一次;

  第四处、佛舍利下入石函,公元601年,隋文帝给泾州大兴国寺分舍利,瘗埋一次;

  第五处、古塔余基,公元694年,武则天时孟诜等人发现的古塔余基,瘗埋一次;

  第六处、瘗埋佛舍利,(年代待考),泾川现存北魏石佛座疑似佛舍利石函,瘗埋一次;

  第七处、瘗埋佛舍利,北周,因笔误引出的泾州姑臧寺塔,瘗埋一次。

  故且合计,泾川境内瘗埋或称安奉佛舍利9次。  

  九次之外的悬念:任家寺遗址发现过陶棺

  有青年才俊负责任地调査过,上世纪80年代土地平整中,泾川县某村名任家寺的遗址发现过陶棺,体量不小,据称陶棺还存在。该遗址面积不小,还出土过大量的唐“开元通宝”至金“大定通宝”,多为集中在宋真宗至孝宗年间和金海陵王时期的钱币。这是2013年泾州龙兴寺发现陶棺后,村民闻知,随之提供的线索,此调査还在继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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