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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年01月13日 来源:作者原创 进入论坛 点击数:  我要评论 【收藏

  (对阮国史迹追踪的确认与补正)

  一、阮国早期的历史轮廓

  阮国是商朝时期由皋陶(封地在偃)裔孙阮髡建立的小方国,《通志·氏族略》说“阮氏,商之诸侯,国在岐渭之间。”这个“岐渭之间”当然不可能是岐山之南、渭河之北的地域,因为那里是早期周人的天下。稍为接近真实一点而言,当在岐山之北到泾河之间,可称之为“岐泾之间”。具体点说,阮国在今甘肃平凉市泾川县境的南半部,大致以今泾川县城关镇共池村为中心,北界在泾河之北,西境可达崇信县之东。黑河之南的邻国是强大的密须国——据有今甘肃灵台、陕西陇县和千阳以东至麟游西北的广阔地域。另外,在华亭县还有个卢国。1972年,泾川县在泾明乡蒜李大队庄底村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的头部二层台上,放置着一只铜鬲,侈口,直耳,三袋足,颈饰饕餮纹,腹内有铭文(族徽),高15、口径12.5厘米[1]。“简报”定其时代为“早周”。从墓圹结构、有腰坑、殉狗,出土有贝币来看,均具殷商特点。另外,在县窑店镇西门村、城关镇蒋家村出土的铜鼎,县博物馆收藏的铜觚,都是典型的商代器物(图3—5)。这些考古实物足以证明,阮国文明早在殷商时期的西陲就放射着耀眼的光辉,族徽也昭示着阮人前行的心路历程。

   

  周文王(西伯)被囚在殷的大牢“羑里”,后遇赦而出,还得到殷纣的赏赐与嘉许[2]。在名正言顺的幌子下,他为实施翦商的终极目标,在西方逐渐地蚕食着商的与国。他以“大邦”[3]的身份,从当时的“京”都[4]出发,先后征伐了犬戎、密须、耆国、邗、祟侯虎,接着把国都从岐下迁到了关中的腹地的丰。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在商纣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5]。周原甲骨163号上有“今秋,王西(是)克往密”,这就是《诗·大雅·皇矣》上说的“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的事。周文王利用密须侵犯阮国并向都城共(今泾川县城北水泉寺泾州古城)进发的机会,出兵征讨。不但占据了阮国的地方,还在第二年把投降的密人迁到了程(今咸阳市东北的汉安陵一带[6]。

  生活在阮国的先民们,从他们立国到灭国之后的长时间里,甚或是离开这一片故土之后,留下的文化遗存与传说似乎在诉说着辉煌的过去。清代道光初年,这里就设有“阮陵书院”(今县医院门诊大楼附近);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由阮陵乡绅士史文郁、史建功、赵静齐等出资,建有长达6公里的“阮陵渠”,可灌田五千余亩。至今在王村镇至城关镇水泉寺村之间,水渠依然在发挥着灌溉的作用;民国年间,在水泉寺附近还设有“阮陵乡”……。这些活动并非是无稽之举,在在都缘于水泉寺“共池”暗示着阮国国都所在的线索。还有城关中学背后的那座“五龙山”,当是阮国祭天的“积高”之地(图6)。古人为了通神,往往都要在高处设祭坛进行祭祀。礼县的秦汉祭祀遗址,就设在鸾亭山上;“雍州积高,神明之隩”(《史记·封禅书》),所以秦汉皇帝祭天都要去凤翔;汉甘泉宫本设在关中的高地,武帝设五帝坛仍然另筑“通天台”(东)和“通灵台”(西)……。那么,泾川县五龙山除过祭天之外,据说还有阮人祖宗阮陵的存在,故而也就称之为“兼山”。

  图6

  阮国不存在了,原阮国王族相约以国为氏。阮姓族群在周人统治之下,过着平静的生活。

  二、阮氏迁徙的印痕

  古代文献对阮氏早期的活动涉及甚少,从《诗经·大雅》中仅能获得一些密须“侵阮徂共”与周文王出兵的几句话,而阮国以后的存亡与状态却只字未提。但以后多家阮氏族谱,比较认同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中有关自己族祖历史的记述。这应当是靠谱的,因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姓氏考释专著。至于其他有关阮姓的著述多是对这一姓氏学研究权威的引伸与发挥,甚或在溯源上也多有攀附虚幻之嫌。不过,根据各地阮氏族谱的记载,结合近人学者的研究,去粗取精,阮氏迁徙与发展史的轮廓基本上还是能够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在泾川的阮氏传到第十五代,正是西周末季。那时,正值政治昏暗,社会动荡。戎人势力炽盛,天下不宁,周幽王被犬戎杀死于骊山。关、陇地区竟成了戎人驰骋纵横的天下,一向臣服于周的阮氏族群为避开争斗的锋芒,随着周平王东迁雒邑的趋势,开始了大迁徙。阮肥子与族人从西北泾川流向河南,但不是落脚成周,而是朝东到了郑国的故地。这里,在战国时期地属魏国。秦统一之后,阮人的住地被划归颍川郡的尉氏县。陈留郡是西汉时期设立的,属于兖州刺史部,一直延续到东汉未变。

  不过,从东周、秦到两汉期间500余年时间,阮人远离政治,埋头经营,在史籍中并没有留下多少显赫的业绩。但事实上阮人在韬光养晦中不仅人口数量增加,而且文化积淀增厚,一切的一切都在发展壮大。

  东汉初年,出人头地的阮人唯有阮况。他从功曹做起,后至南阳太守(《后汉书·任光列传》)。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的“永嘉之乱”,汉刘曜入洛阳、杀吏民三万、虏走怀帝,中原的士族大批南迁。在这次人口大迁移中,陈留阮氏中的一部分人也进入了第二次大迁徙的浪潮之中。阮咸之子阮孚“避乱渡江”,从子阮修及其族弟阮放、阮裕兄弟等,同其他中原士族一样也在“避乱南行”。虽然阮修在途中遇害,但阮孚及其家族终竟到达了今江苏南京。

  东晋及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中国社会陷入到极度混乱的状态,阮氏族群,也在发生着动荡。东晋成帝咸和年间,阮裕“去职还家,居会稽剡县”(今浙江绍兴市)过起隐居生活。会稽逐渐成为阮姓人继陈留之后又一个著名的聚居地。548年,又发生“侯景之乱”,历时长达三年零八个月,对南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还有遍布大江南北的农民起义,使整个社会处于昏暗、迷乱之中,只有广州、交州一带还比较宁静。那么,一些阮姓官员为了躲避战乱和宫廷的争斗,纷纷请求外任,于是广、交就成了阮人追求的理想之地。有的阮人远徙于今广西合浦一带,有的进入了越南,成了越南的大姓。

  出自仕宦、避乱、升迁、谋生等原因,由河南走出的“陈留阮姓”逐渐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落籍。尽管阮姓族人分散,避乱于江浙等地,依旧是名人辈出,高官不断。

  隋、唐以后,阮姓之人在前期迁移的基础上,分布在河南、江、浙和广州的阮姓人家,以这几处为中心,继续向其周边地区迁移,从而形成了今天南方的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的格局。隋一统后,有南朝阮姓回迁北方的,也有入居四川的。

  明清以来,阮姓人群向外流布,有渡海赴台者,山东之阮姓也有“闯关东”到达东北三省的。如今,阮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浙江、福建、山东、湖北等省为多,约占全国汉族阮姓人口的57%。当今西自甘肃、陕西、四川、云南,经河南、安徽、山东,东至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北起辽宁、河北,南至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都有阮氏人群。

  随历史的演进,社会文明的开启,阮氏族裔的足迹遍及越南、美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

  阮氏在历史时期进入海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越南。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越南的绝大部分都属中国的交趾郡。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越南归中国的交州刺史部,分为交趾郡、九真郡和日南郡。由汉中央政府派遣郡守,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阮姓人作为封疆大吏派驻越南的,有东晋交州刺史阮敷、南朝宋交州刺史阮弥之、南朝梁交州刺史阮研道、南朝梁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北)刺史阮汉,这不但把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了越南,而且阮姓在越南的政治高层有较大的影响,从而为以后阮姓在越南立国奠定了基础。只有到五代十国时期,越南才从中国分裂了出去。阮姓成了越南的第一大姓,而且建立了阮氏政权。阮福映建立阮朝,改国号"安南"即是“越南”。

  三、光耀阮人的最强音

  东汉末年,阮姓竟成了同东汉豪强地主匹敌的名门大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终于迎来阮姓发展史上的高峰。以陈留郡阮氏为主流的阮姓人物,有一大批人物在朝廷或地方做官,活跃在历史的舞台。

  东汉时的阮谌,字士信,生卒年月与职位不详。但《魏书·礼志》有“阮谌礼图并载秦汉已来舆服”的记载,《隋书·志》载有“三礼图九卷”,注作“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隋书·宇文恺列传》中宇文恺上奏中有“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的话知,说明阮谌确有《三礼图》一书的传世。但有说他受《礼》学于颍川綦毋君,而取其说,为图三卷的。

  阮谌的两个儿子和孙子都很有才能,据《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武字文业,阔达博通,渊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医术,撰药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晋太子少傅,平东将军;坦弟柯,字士度。……性纯笃闲雅,好礼无违,存心经诰,博学洽闻。选为濮阳王文学,迁领军长史,丧官”。

  在阮姓人口数量迅速增长、阮氏宗族日益兴旺的同时,阮姓人在人口数量增加与宗族势力兴盛的同时,文化水平也达到了历史时期的最高峰。 “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蝉联相继,“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遥相辉映,在中国文学史上,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成就。

  阮瑀(约165?~212年),字元瑜,三国魏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据《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记载:阮瑀曾受教于东汉大学问家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陈]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这中间有段故事,足见他的性格。裴松之引《文士传》说,曹操闻知瑀的名气,多次征召,就是不见。逼急了,阮瑀逃到山里躲起来。曹操烧山,才把他捉住。但在大宴宾客时,就是不同曹操说话。曹操一气之下,就把阮瑀放到伎乐人的行列里去。岂知阮瑀通晓音乐,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唱出“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容)。恩义茍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博得曹操大为高兴,延为知己。以后曹操征荆州给刘备书檄、征马超给韩遂书檄,都是出自阮瑀的手笔。据说,从曹外出,使作书给韩遂,马上具草,立就。曹操看后竟不能增损一字。因为阮瑀好文学,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同孔融、陈琳、王粲、徐干、应瑒、刘桢称为“建安七子”(《文选·魏文帝‹典论›》)。能诗,通音律,善作书。明人辑《阮元瑜集》5卷传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面对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高深莫测的政治风云,自阮瑀之后,阮氏大家族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追逐功名,通过仕途获取富贵;另一部分人则继承乃祖的隐逸成分,拒绝入世,漠视权贵,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或者入世也是淡泊无为而放浪形骸,无视礼教束缚,竟成了魏晋时期的名士。有意思的是,一条大道把聚居在陈留的阮氏一分为二,道北住的是“走仕途”一派,道南住的是视富贵如浮云的一派。道北的阮姓住有深宅大院,吃着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出门则华丽轻车;而住在道南的阮氏则不治产业,游山玩水,拼命喝酒,沉沦尘世之中,行为不顾之外,在喜笑怒骂中宣泄内心的苦闷,以躲避杀身之祸。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三国魏、晋尉氏人,住道南。父阮瑀。《晋书·阮籍列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称赞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资治通鉴·魏纪十》说阮籍同譙郡稽康、河内山涛、河南向秀、侄儿阮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遇友善,常宴集竹林之中,号“竹林七贤”[7]。他们“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还记“阮籍曾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居丧,饮酒无异平日。司隶校尉何曾恶之,面质籍于司马昭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谓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人!宜摈之四裔,无令污染华夏’。昭爱籍才,常拥护之。”阮籍狂放不覊,以醉酒避祸。晋文帝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求婚,而阮籍不想与他攀亲又不能得罪,于是酒醉60天,终于靠着“醉鬼”的名声摆脱了这场困境。他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他曾到广武,观看楚汉战场遗址,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阮籍能长啸,善弹琴。博览群书,尤好老庄,有《阮籍集》10卷传世(《隋书·经籍志》)。其八十余首《咏怀诗》也颇为有名,还著有《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明张溥辑有《阮步兵集》。

  阮咸,字仲容,父阮熙曾做过武都太守,是阮籍兄之子。晋尉氏人,也住道南。与叔父阮籍志趣相投,同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他旷达任性,放荡不拘,嗜酒如命,不顾场合,同猪共饮。阮咸视富贵如浮云,对道北的富阮冷眼相视。七月七日,当地有晒衣的习惯,面对道北富阮的炫富,他把自己的犊鼻裈用竹杆高高地挑起来晾晒。有人问他,他回答是“未能免俗,聊复尔耳!”此事被后人传为佳话。无礼教约束,在为母亲守丧期间竟然同姑姑的鲜卑裔婢女相恋,曾受到当时严厉的抨击。曹魏灭亡,西晋建立后,阮咸才在朝廷谋得“散骑侍郎”这样一个清职。山涛虽然曾向晋武帝司马炎举荐他出任吏部主持选举,但司马炎认为他嗜酒过度、行为虚浮而不予重用。后因为得罪了荀勖,被贬为始平(今陕西兴平市)太守,最终死在任上。阮咸妙解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变化了琵琶的原理,从而发明了一种新的乐器,形为长头13柱,有如今之月琴,音韵清朗,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为“阮咸”。

  阮咸有两个儿子,长子阮瞻,次子阮孚。性同乃父,嗜酒如命,无意政事。

  阮瞻,字千里,生年不详,约卒于晋怀帝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好读书,不求细节,但识大理,善弹琴。往见司徒王戎(字夷甫),戎问:“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说:“将无同!”意思是“大概差不多”。这模棱两可的回答,得到太尉的赞赏,竟任命他为掾属,所以当时人把这叫做“三语掾”(《晋书·阮瞻列传》)。王戎身为司徒,却不顾自己的身份,四处占田。尽管家资万贯,却仍不满足,整日盘算着新的财源。每天省吃俭用,连女婿借钱也不给好脸,直到女儿急取钱还,才显“释然”。家有好李,卖给人时怕复种,就把李核钻个眼(《资治通鉴·晋纪·惠帝元康七年》)。所以,他这个人虽有学问,但性极贪财、好利又吝啬,是极其有名的,属于“竹林七贤”中最俗的一位。他之所以欣赏阮瞻,正是自己“与时浮沉,无所匡救”行为的写照。不过,阮瞻性清虚寡欲,又能让人,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所以也受到太尉王衍的器重。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时,为记室参军,永嘉年间出任太子舍人。死时,年30岁。

  阮孚,字遥集,母鲜卑女。永嘉之乱后,阮孚避乱渡江,东晋元帝任他为安东参军,仍然是放浪形骸,终日酣饮,在官场上屡遭弹劾,元帝还是宽容以待,从不问罪。转任丞相从事中郎,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阮孚用官服换酒喝,遭到弹劾,但元帝依旧免了他的罪。明帝即位后,阮孚迁任侍中,并为江东明帝制礼作乐。因跟从明帝平定王敦有功,赐爵安南县侯,转吏部尚书,领东海王师,阮孚称病推辞。明帝下诏,准许他在家里办公。咸和初年,阮孚任丹阳尹。遂请求外任广州剌史。不料,还不及到任就去世了,时年四十九岁(《晋书·阮孚列传》)。

  阮籍从子阮脩作过太子洗马、族弟阮放作过交州刺史、放弟阮裕作到东阳太守,见于史书的记载,同样嗜酒如命,无意政事。处于乱世中,都是非等闲之辈。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象无形,阮氏人处于乱世,佯狂旨在避难。为官者,必是“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的奉法循理之吏——“循吏”(《史记·太史公自序》);为文者,则光彩灿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阮孝绪(478~536年),南朝梁陈留人,幼以孝闻,性沈静,年13通五经。既冠,已有超然远引之志,遂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亲友因呼为“居士”。所居唯一床,竹树环绕,读书其中,学养精进。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年),他有感公私坟籍,多所散夫,乃博采宋、齐以来公私所藏典籍,尽力罗致,对书目薄录,悉加研究。凡所遇图书,与官修目录悉家勘对。于普通四年(523)开始动笔,又得到刘杳的无私援助,普通末(约526)成《七录》12卷。体例仿汉代刘歆《七略》、南朝齐王俭《七志》的分类法而自定新法。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和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和仙道录。共著录图书55部,6288种,8547帙,44521卷。特别是增加“佛法录”,以集中反映社会上出现较多的佛、道之书。著录图书时,对作者事迹及书籍流传情况,悉加提要介绍,继承《七略》的分类法撰写提要的传统而成。《隋书·经籍志》称“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成为研究中国目录学的一篇重要的文献。卒后,门徒谥为“文贞处士”。《梁书》、《南史》均列入“儒士传”。

  图7

  阮卓(531~589年),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卒于陈后主祯明三年,年五十九岁。幼而聪敏,笃志经籍,善谈论,尤工五言诗。性至孝,其父随岳阳王出镇江州,遇疾而卒,卓时年十五,自都奔赴。遇侯景之乱,道路阻绝,卓冒履艰险,载丧柩还都。路遇贼,卓号哭自陈,贼哀而不杀之,仍护送出境。天康中,为新安王府记室参军,交阯夷獠往往相聚为寇,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贝珍怪特产,前后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还,衣装无他,人们都承认其廉洁。《陈书》、《南史》均有传。

  阮大铖(1587~1646年),桐城(今安徽枞阳藕山)人,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天启时任吏科都给亊中,是明末的政治投机人物。先依东林党,后附魏忠贤阉党,名列逆案,崇祯朝终以附逆罪罢官为民17年。明亡后,投靠福王朱由崧的南明朝廷,官至尚书。与马士英同领朝政,狼狈为奸,对东林、复社文人大加迫害。南京城陷落后,便乞降于清。后又同马士英等密请唐王出关,己为内应,事泄露,知罪不免,投崖而死。阮大铖为人反复变幻,臭名昭著。《明史》据他祸国乱政的行径,列为“奸臣”,称其“心狠”、“ 轻躁不可任”、“ 对客诩诩自矜”、“机敏猾贼,有才藻”。所作传奇今存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和《牟尼合》,合称“石巢四种”。

  阮丽珍(?~1653年),安徽怀宁人,生年不详,约卒于清世祖顺治中,阮大铖之女。美容色,长于作曲。大铖降清,传说她被豫亲王多铎掳入府中,一说阮大铖将她献给多铎。后被多铎福晋所妒,遂被鸩毒而死。有人据今藕山镇阮氏后人保存的清代《阮氏宗谱》卷二知,阮丽珍嫁曹台望为妻,生有数子,后奉清内院旨,以第三子曹柽为阮大铖嗣孙,相应改名阮柽。大铖所作《燕子笺传奇》,相传乃丽珍所作;此外,又作有《梦虎缘》、《鸾帕血》……等剧,其《梵天庐丛录》传于世。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清朝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嘉庆、道光年间,历任户、兵、工部侍郎,浙、闽、赣诸省巡抚,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清代历经三朝(嘉庆、乾隆、道光)的阮元,可以说是阮姓中最杰出的一位政治人物。历任江苏巡抚、浙江巡抚、福建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并协办大学士)等职,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官吏,《清史稿》为之列传,清府在杭州为其立祀。更为可贵的是,阮元在为官的同时,又在浙江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又组织学者从事编篡刊印工作,主编《经籍篡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他由经籍训诂求证于古代吉金、石刻,还扩大到天文、历算、地理。同时,还撰写了许多有创见的著述,在书法、金石、、诗文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其《畴人传》是研究我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的资料,《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则是研究古文字学的重要材料。所以说,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阮元都代表了明清时期阮姓之人的最高成就。有《揅经室集》存世。

  当代的阮姓名人也是不可胜数,除过政界人物之外,影视界莫如民国时期广州的阮玲玉(1910~1935年)。她以处女作《挂名夫妻》踏入影坛,成为中国早期的影星。先后主演过影片20余部,塑造旧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及走向进步的各类妇女形象,以自然细腻见长。因受恶势力的迫害,服毒自杀;

  阮次山,美籍华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学士、美国纽约St.John’s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美国纽约大学(N.Y.U)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现为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时事评论员,属于新闻界的姣姣者。他主持采访各国政要访谈的《风云对话》节目、作为《新闻今日谈》的主要嘉宾,收视率高,影响极其深远。

  群星灿烂,熠熠生辉。现活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阮氏人群,正在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着他们各自的聪明才智!

   

  注   释

  [1]泾川县文化馆刘玉林:《甘肃泾川发现早周铜鬲》,《文物》1977年第9期。

  [2]《史记·周本纪》:“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

  [3]“大邦”,即大国。《诗·小雅·采芑》郑玄注:“大邦,列国之大也。”

  [4]古公迂到周原,改国号曰“周”,所建之都称“京”。《诗·大雅·大明》有“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有命自天,命自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王季娶挚国任氏次女,文王娶莘国长女,都是在周的京都成亲的。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有个名叫“京当”的一个村子,正处于周原遗址的中心,应是古地“京”名的延续。

  [5]周伐密的时间,据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版)是商纣三十二年。还有“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的记载。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表明,殷纣在位的时间只有30年,即公元前1075年~前1046年。

  [6]周人同程的关系,据记载经过这么几个阶段:

  周人伐程,据而有之,并作邑城。《竹书纪年》说武乙“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逸周书·史记解》:“昔有毕程氏,损禄增爵,群臣貌匮,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文丁“五年,周作程邑。

  程是周人伐程之后所营之邑,大约在迁丰之前曾住于程。《路史·国名纪》:“程,王季之居”。” 《逸周书·大匡解》:“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左传·襄三十一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帝辛“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逸周书·程寤解》也说“文王去商在程。”

  周文王作迁丰之后,程成了密人的安置地。《诗·大雅》说周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西伯自程迁于丰。接着,文王使世子姬发营筑镐邑。《诗·大雅》:“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商纣“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

  程也即是“郢”,《地理通释》:“郢故城在雍州咸阳东二十一里,周之郢邑也。”地当今咸阳市东渭城区韩家湾乡的白庙村一带。史佚伐纣有功,周武王六年封于王季程都故地,称“程伯”,或曰程伯国。周文王的第十五子姬高是随同周武王灭商、辅佐周武王的元老重臣,封于毕,建立毕国,因以为姓,称毕公高。毕国版图包括了今咸阳市秦都区北部和渭城区的大部,也正因为毕国包括了程邑在内,才在“程”前冠上“毕”而成了“毕程”。因毕而遂有“毕郢”(《孟子·离娄下》)、“毕陌”、“毕原”等诸种称谓。

  [7]据考,七人年龄相差很多,高平陵政变发生的时候,最年长的山涛已经44岁,而最小的王戎只有16岁。此后有人步入仕途,有人选择归隐,未必能有“世说”中的雅聚。所以,说他们常常相聚竹林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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