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及泾川佛教文化地位确立(上）

　　一、平凉佛教的传入

　　印度阿育王最先将佛教向印度半岛各地及其周围邻国传播，途径有三条，最先越过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后入内地。其时间一说始于秦，一说始于汉。我们以为，佛教传入平凉当始于西汉末东汉初。

　　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陆上丝绸之路自长安至西域诸国开通，为佛教大量传入中国创造了必要条件。平凉作为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华夏文化的西行，印度佛教的东渐，自然会在这方黄土地上留下踪迹。佛教文化在这里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嬗变、发展，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支脉。《魏书·释老志》有张骞使大夏，“始闻有浮屠之教”的记载。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引鱼豢《魏略》，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王使者伊存到汉朝向博士弟子秦景卢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陕西佛学研究专家也认为，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早在西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陕西关中地区，包括泾川、华亭、崆峒区。

　　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派蔡愔等12位使者去西域求佛法。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印度僧人摄摩腾等携《四十二章经》来华，“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始在河南白马寺建立中国土地上第一座佛寺。平凉作为僧人使者往来必经之地，对平凉佛教传播起了推动作用。东汉后期，佛风渐盛，史载，经学大师马融研究佛教，并资助译经活动，在学馆内讲析佛经。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成州(今甘肃成县)凤凰山即建有大云寺。“中国佛教经典翻译史，始于永平十年后(约八九十年)，东汉桓灵二帝时代”(见黄忏华《中国佛教史》。可以断定，两汉在泾州建临泾、安定二县，东汉将安定郡治及高平、鹑觚、朝那同时迁入泾州，朝廷对其地的倚重必然会让世人对泾州产生向往，平凉、泾川一带虽未见佛教建筑，但僧侣频频，传教活动一定有了相当规模，其活动中心初露端倪。晋时，释道安开始废俗姓而以释为姓。东晋元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羯人石勒建立后赵，重用高僧佛图澄，宣扬佛法，“甘肃东部庆阳、平凉等地区的官吏百姓逐渐信佛”。魏晋南北朝时，上自皇帝，下至贵戚大臣、州郡牧守，虔心崇佛，大做“功德”之事，开凿石窟、广建寺塔，北魏辖地有佛寺6478处，僧尼77258人。今人有诗“佛法西来河陇先，摩崖竞凿接于阗”。佛教在平凉一带空前的发展。泾川玉都镇太阳墩出土的华盖鎏金铜佛和同时出土的“归义侯”印为之佐证，铜佛的制造时间至少应在前秦建元前期或中期(公元365-384年)。其后有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著名的王母宫石窟和位于今崆峒区四十里铺镇泾河北岸潘原古城附近的禅佛寺(见其遗址出土的寺庙部件的铭文)。至北魏宣武帝时，各“州郡造寺庙13000余处”。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敕赐建嵩显寺，第二年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监造宏伟的南石窟寺，这些是平凉境内建寺最早的记载。属于北魏西魏的尚有今泾川县境的罗汉洞丈八寺、罗汉洞石窟群(东西15里，计有大小窟龛160多个)、泾明乡太山寺石窟及静宁西岩寺，庄浪县境的云崖寺石窟、陈家洞石窟，华亭县境的上关、河西建沟的石佛群和西华乡的洪蒙寺碑，崇信县境的黄花原石佛造像、铜城乡峡门石佛寺，灵台县境千佛碑，静宁县北魏石造佛像等等，均可窥见此时平凉佛事活动之盛，而活动中心即在泾川。西魏二年(公元555年)，平凉以东法门寺已建塔成寺。

　　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在今泾川水泉附近建宝宁寺。隋文帝杨坚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六月，文帝60岁生日，诏令在全国30个州建塔30座，以供奉佛教圣物舍利。泾州起建大兴国寺(即武则天时大云寺的前身)及佛塔，僧人、传教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从诏文看出，当时组织佛事活动，僧侣多则360人，其次240人，至少也有120人。同一时期，灵台人彭发安学佛于太白山九龙精舍，曾伴炀帝游泰山、征辽东。北魏武帝以后的几次灭佛，僧人逃离长安进入深山，部分西出避难于泾州一带。可以说，北魏至北周百年时间，平凉佛教活动达于巅峰。

　　唐朝统治者除武宗李炎外都信奉佛教。太宗开礼佛之先河，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等8位皇帝每隔30年开启法门寺地宫，迎佛舍利于皇宫供养。此一时，长安以西泾州的佛事活动不言自明。唐太宗曾钦赐田宅，由仁智禅师在崆峒山创建明慧禅院，凿石辟道至绝顶建成红莲寺(现在皇城)，崆峒山的宝庆寺、峥嵘寺、舍利寺、舒花寺等皆为唐代兴建。今灵台县独店乡有夏家寺，显宗、圆贞二僧在寺内授徒，圆贞骸化，由其徒建塔收骨。唐寺还有平凉市东的延庆寺(宋改汉平寺，元重修)，仪州(今华亭)石柜山寺、莲花台及灵台县的胜果寺、崇信县的兴教寺。特别是武则天称帝后的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诏令全国各州建大云寺以珍藏《大云经》，第二年即宣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前。大云寺于大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七月初一竣工，十五日举行舍利石函安放仪式，僧尼、官员和信众可谓摩肩接踵。这时，佛教的宗派兴起，寺院经济发展到鼎盛阶段。

　　五代、宋、元、明、清到近代，佛教逐渐衰落。泾川县龙马寺、华严海印寺、主山寺及镇东庵、袁家庵等为五代时建。

　　北宋天圣年间，平凉的“天圣铜钟”铭文，记有多名僧人法号。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兵入境，范仲淹督庆、环州修筑城寨防御，崆峒山僧众奋力抵御，得朝廷嘉奖。次年，陇山以西建德顺军驻防。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曾雕制石经幢立于崆峒山法轮寺。建于宋代的还有今静宁县的华岩寺、灵台县的至定寺和云寂院等。金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崆峒山修准提庵和弥陀庵，其后铸铁钟置于中台真乘寺。

　　元朝建立后，遵成吉思汗嘱咐，给各教以平等地位。安西王忙哥剌在公元1272年重修崆峒山东台宝庆寺、舍利寺，竣工后，赐银印统管陕西、四川、西夏诸路佛教事宜。随后，崆峒山绝顶原属道教的真武殿亦改奉佛教。同时修葺原有寺院，并新建香山寺、观音庵。泾川县现存的镇海寺蒙文碑文，记载元世祖忽必烈颁发的保护镇海寺和僧尼的圣旨。元代时，汉传佛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相融并蓄，均有发展。

　　明代，分封于平凉的韩王，信奉佛教，仅平凉城及其附近，就有延恩寺、崇福寺等。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慈圣皇太后颁赐大藏经3万余册，藏于崆峒山新修建的藏经阁。神宗曾钦赐匾并降旨树碑，将崆峒山中台辟为十方院寺，内设供百僧食用之大锅。佛教活动的重心渐向平凉城区特别是崆峒山转移。从建寺规模看，除前边提到的以外，今崆峒区境尚平凉有圆通寺、段家寺、太子寺、张和尚寺、王常寺、寄骨寺、乐平慈化寺、韩二府寺、南庄寺、韩六府寺、褒四府寺、毛家寺、马家寺、胡承奉寺、花家庄寺，崆峒五台寺、大佛寺、塔寺、观音庵、滹沱等寺。平凉宝塔，原为佛寺旧址。

　　泾川境有高公寺、毘卢寺、华严海印寺、丈八寺、石窟等寺。

　　灵台有胜果寺、至宝寺、俱岳寺、横渠寺、景行寺、永光寺、目连寺、观音殿等。

　　静宁有华严寺、治平寺、大佛等寺。

　　庄浪有家寺、杜家寺、慈化寺、刘家等寺。

　　华亭有古塔寺、灵岩寺、观音堂等。

　　崇信有崇佛寺、龙泉寺、丈八寺、香山寺、石窟等寺。

　　清康熙年间，仅崆峒山即创修了文殊庵、七佛阁、茶庵寺、居士林等20多处寺庵。诗人王源瀚写道：“东关浮屠起七层，禅房罗列夜传灯。韩藩好佛人多化，处处经声处处僧。”崆峒山佛教活动保持强势，次为泾川、华亭、灵台3县。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泾川208个村庄49种351个庙、寺等建筑中，称佛寺、庵者153处。

　　民国年间，平凉佛教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寺院衰败没落，到处是断垣残碑。36年(公元1947年)后，平凉佛教徒为625人，崇信33人，华亭6381人，静宁533人，庄浪157人，灵台679人，泾川1250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一度对宗教活动有所限制，特别是经过1958年的反宗教特权后，佛事活动基本停止。此后，泾川南石窟寺、平凉崆峒寺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佛教寺院和佛教活动场所关闭。1979年后，落实宗教政策，佛事活动逐渐恢复。1988年，平凉崆峒山等寺院响应联合国世界和平号召，举行了世界和平祈祷活动。

　　2002年，依法登记的佛教寺院8处，佛教职业人员37人(比丘26人，比丘尼11人)，佛教徒20837人，皈依居士5172人。2012年，批准开放的佛教场所12处，信教群众4.5万人，教职人员54人(僧侣35人，僧尼1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