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石窟寺之碑》临创印象

　　一路走来，与古为徒，快哉、乐哉。

　　平日习书，关注二王、苏米者多。但临的都是北碑墓志，唐楷诸家。自清以来，研碑者众。康有为尝言，习碑可以医俗也。吾以为然，亦常临之，去俗也好，骨力雄强也好，有益而无害耳。

　　我生于甘肃省泾川县，接触《南石窟寺之碑》较久。此碑原存南石窟寺，民国初年出土于泾川王家沟村，现存泾川县王母宫文管所。碑通高225厘米，宽105厘米，厚17厘米。题额阳刻“南石窟寺之碑”，笔意在篆隶之间。额上横列楷书“石窟寺主僧斌”六字。碑文楷书 23行，行38字，因下有断缺，现每行最多存34字，碑文记载了奚康生创建南石窟寺的功德。地方文化学者、民俗学家魏海峰先生认为，古泾州地处中原以远，错过了清代碑学中兴时期的学术关怀，且《南石窟寺之碑》出土于民国之后、早期金石专著多未著录，因而不为世人所知，但基于开凿南石窟寺的特殊背景，加之奚康生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参与，《南石窟寺之碑》的书写者当是一方高手，因而其书法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细审此碑，此言之不虚也。对于其风格，康有为有一个总体上的评价：“此碑与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

　　范寿铭在评价此碑书法时说：“书体雄朴，犹存太和时造像风度。”（《北魏南石窟寺碑跋》）

　　临习此碑尚浅，粗略谈些体会，求教大家：

　　其一、此碑隶意明显，用笔朴茂。尽管经过了刀刻，但从拓片来看，一些字还是基本如实地反映了书丹时的原貌，毛笔书写的痕迹依稀可见。透过刀锋去看书丹时的情形，书写者用笔的劲健、持重可见一斑。其中、侧锋自然、协调的变换以及笔画形态、粗细等方面的微妙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用笔再加上刀刻的作用，使得《南石窟寺之碑》“笔力丰厚凝重，方折峻利，充满了生命力和刚毅感，富有雄健的魏碑特点”。如，碑中有捺画的一些字，侧锋用笔，极为厚重；一些有长横的字，仍保留有隶书横画的波尾姿态万千。罗振玉认为此碑“从分隶出”，似与字形普遍横扁取势有关。《南石窟寺之碑》具有由隶向楷过渡阶段的特征，另一方面更为碑刻增添了一些庄重、古朴之美。

　　其二、结体多变，平中见奇。此碑在结体取势上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寓变化于平正之中。主要看起来，结字横扁、紧密，平正取势。甚至有些字达到了不能再扁的地步，如“酬”、“嚣”等字。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有些横画较多的字，横画的间距很小，几乎达到密不透风的地步。如“三”、“圣”等。

　　相对“龙门四品”，此碑则显得持重、温文尔雅，稳健、质朴，平正取势。但仔细分析，此碑在结字取势方面蕴藏着丰富的变化。比如，横画之间在走向上总有程度不同的区别，所以我们无论在单个字还是在整块碑中几乎看不出像《史平公造像记》那样一律的横画走向来；再比如，单字部件之间的位置安排往往突破常规，这可以说是《南石窟寺之碑》在结字取势富于变化方面最具特色的一个表现了。如：左右结构的，或左高右低，或左低右高，或左右错落等，将左右两部分重新组构成一个整体；《南石窟寺之碑》有一个特点，当左右结构的字左侧部件笔画数较少时，其位置往往被提得很高，而且大有继续“拾级而上”的趋势。这样的安排往往使得类似的字形显得稚拙而率真；有些笔画上下散开，离得很远，使得整字布局出奇制胜；有些“笔画左右互相谦让，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或者改变结构，分担重量，类似这样的巧妙安排，碑中还有不少，但表现的都是整体之重，险绝之感。

　　先摹而后创，习书之道也，然未得其一二。今拟其笔意，试书几纸，不知合此碑意否？倘若梦回北魏，遇见奚康生，定当讨教讨教！

　　书道漫漫，吾当躬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