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生：暴雨成灾忆涝坝

　　涝坝，泾川土语中名词之一，即“池塘”或者“水潭”也。筑于元末明初的泾川县城，西南傍合子沟，东临水泉沟，西北两方有汭、泾二河交护。这四条沟、河互相联络，自然形成一巨型的拉丁字母“U”。这“U”字拱卫着“三里之城，七里之都”的泾州城。城正南有嵩山矗立，“回中道”从陕西凤翔（古称“雍”）穿高山，越深涧，跨黑河，达泾州后在嵩山西麓顺合子沟走向，开凿出一段蜿蜒曲折的“胡同”，这便是回中道上一段最险要的部分，泾川人旧时称其为“州坡”。这州坡南端为原面与沟壑交汇处的太平关（俗称“疙瘩关”）下的“凤翔路口”，北端为泾州古城的南门“南薰门”。长度为十华里的州坡，端得“两旁山峦，略无缺处，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日”，其险要比之于战国“孙庞斗智”之马陵道，有过而无不及。怪不得古人有一联语赞泾川形胜曰：二水中分安定驿，一城高枕太平关。泾川称“长安门户，关陇锁钥”真正名不虚传。

　　古语云：“有一利必有一弊”。先人们把泾州城安置在这三面绿水、一面青山的环境中，万一暴雨突降，河涨沟溢岂不“人或为鱼鳖”，蹈水泉寺古城之覆辙？这个问题你尽可放心。我们的先民早有妥善安排，他们秉“天人合一”理念，承“大禹治水”余烈，从实践总结经验，对如此虽百年也不一定一遇的特大洪水早作常备不懈的防范。泾州城地形是东南高而西北低，西、北方又濒临泾、汭二水及合子沟，存在着水灾隐患。所以在城垣外西北两方，掘有百米多宽三米多深的城隍（隍，本义为护城河，作为神名是后起之义）。城隍面宽底平，其南端在今煤建公司地磅处，向北直到今“盛世皇朝大洒店”后，顺势与汭河连接。城隍面积可达数千百亩，有洪时蓄储来水呵护州城，无灾时平畴沃野宜耕宜种，菽麦菜蔬郁郁葱葱，又是旱涝保收的“负郭”良田。我们王氏宗祠（今祥园泡馍馆院）就有数十亩“户地”在城隍岸，每年地租收入作祭祀费用，后归北关生产队所有。城隍岸的地名一直沿用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北关队遣散，泾崇路建成，合子沟北岸至汭河岸边原泾崇路两旁的机关民居大楼、平房，包括回中广场，全都修建于城隍之中。民国末年为遏制全国解放的步伐，国民党在泾州城垣东、西、北三面，距城墙约两三米处的城垣外围，强征民夫，挖城壕约两千多米，城壕宽约七米，深约五米，把县城包在“U”形的城壕内。城壕除了人所共知的军事作用外，蓄拦洪水、保护城邑的功能也不可低估。解放后农业兴修水利，就把西城角（现烟草局、兽医站后）至东城墙末（原建行，现县医院门诊大楼南）的大部分城壕改作水渠，灌溉城北（原县苗圃，现泾川饭店）向东至薛家堡良田万亩。此渠上世纪八十年代，县城扩建时湮废，至今仍断断续续，依稀可见其遗迹。

　　城隍，城壕，构成了拦洪保城的两道防线，防洪效果十分明显。一九五八年合子沟水库未建之先，每年夏秋洪水滔天，洪水过后，沟滩上布满了大若碌碡、小似排球的“圆泥蛋”，人们叫它为“浪疙瘩”，它们大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正圆形球体。我曾好奇地抱了一个碗口大的回家作玩具。但几天后，干裂成碎块，原来里面净是小石子和胶泥，看来是洪水冲得近似圆形的石头滚动沾上泥沙，越滚越大，其原理和“滚雪球”、做元宵是相同的。洪水退了后合子沟畔的垂柳稍子也沾满泥桨，而柳梢与地面的距离，少说也有两三米，可见合子沟山洪之大，大概是1954年吧，泾、汭二河皆发大洪水，北门外车马店、饭馆（今回中饭店一带）、公路段、汽车站、苗圃（今中山北路至宫山御园一带）都成为水乡泽国。我和几个小伙伴登上北门城楼看，城外一片汪洋，分不清哪里是河流、哪里是田地，只有河边几块芦苇地，像几块横七竖八大小不一的草坪。城内却雨过天晴，学校上课、店铺开门和往日没多大异样。由此可见城隍、城壕的防灾抗洪功效了。而1992年秋天，合子沟发了洪水，冲下来的杂草乱树堵塞了机械厂后门外的公路桥洞，洪水溢出沟道沿西街灌入了城内，低凹之处积水成潭，房倒屋塌，人民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三元宫一带灾害尤巨，几十户人家全数受灾，除墙倒屋塌外，巷道、淤泥深至膝盖以上，如无政府救济款物度灾，便有流离失所沦为“难民”之虞。试想，假如城隍、城壕尚在，这场灾难就可避免了。

　　以上说的是原泾州老城垣外围的防洪设施情形。至于城内，当初州城建造设计者则因地制宜，采取了“可排则排，不可排就蓄”的防内涝思路，把暴雨造成的突发性洪灾，化解降至最低程度。先看排：就是设计好合理通道，让雨水自流集中到一起，再流出城垣，顺畅地注入泾河。在泾州原有的三街六巷中，城垣布局设计者选中了地势最低走向合理的营门街为城内雨水汇聚并出城入河的通道。营门街，今称新建街即南起电信局、北至泾济局的这条街。筑城当初，就在营门街北端北城墙上留下一个高约一米宽与街面相仿的门洞。洞内安装上栅栏状铁门，水能流通而人不可出入（两三岁小孩可以钻入，但据说那里有狼窝，所以多不敢去）。这个门就称为“小水门子”。一逢大暴雨，中山街上段、县衙街、学院街（今公社路）、隍庙街、察院门、前街（今新建街南段，至小南门）、背街子（公安局占了一半，今残存一半）的水，皆自流至营门街，出小水门子，过西兰公路（今北新街）涵洞直向北试验场东界（今宫山御园）农渠向北穿中山林（八十年代亦毁，今泾水新村、技术监督局家属楼、312国道占其地）流入泾河。对那些因地形或其它原因不能从城内流出去的，就蓄起来，化害为利，一举两得。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题目。

　　泾州地处西北地区东部，属黄土高原沟壑区，人口远比同属关中地区的陕西所属县分为稀，更难比中原地区和沿海。泾州城内人少隙地多，查阅资料，泾州明初为2765户，至嘉靖时减少至1100户（祝世林《平凉古代史考述》），按每户平均五口人计算，则明初为13825人，嘉靖时仅剩下5500人了，全州人口尚不抵今日一小乡镇。筑城的古代技工巧妙地利用了人少隙地多的这一优势，在城内低凹之处，设计安排了几个“涝坝”以蓄洪防灾（有些涝坝可能是当时筑城取土留下的坑）。古泾州城营门街（今新建街）以西，西门街（不是今日西街，原在今“星鼎”南门店大门处），隍庙街（今安定街中段）以北，约城垣内面积的二分之一的地方内就有大小不等的四个“涝坝”：三元宫大“涝坝”，三元宫小“涝坝”，石家巷内常平仓口“涝坝”，北城门东侧常平仓后、中山街、营门街中间的鱼池。除上边说的这四处涝坝外，还有些低凹闲隙地，暴雨来临、泥水横流时也可蓄水减灾，如城垣东北角的永庆寺院（今倚林家园及幼儿园一带），西城门西侧（中街小学操场北墙外，天主堂及肋子缝巷后，现西街南侧）一带都可起蓄水防洪作用，雨过水干后就恢复了往日模样，仍旧是寺院，仍旧是树林，故只可称为季节性“涝坝”。

　　说起三元宫大涝坝，称得上名贯大西北。它的出名一来是和“水淹回中府，南店改泾州”同时创建的三元古宫，更使这个涝坝生辉的则是一个美妙的故事。三元宫大涝坝周围，是泾川刘氏聚族而居的地方。大约清代中叶，这里一户刘姓人家生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男孩。这男童长到两三岁时，一天忽然有一个陌生的喇嘛找上门来，见了这个男孩二话没说便“五体投地”大礼膜拜。孩子的父母搀起喇嘛细问究竟，这是西藏某个寺院的喇嘛，该寺活佛于前些年“圆寂”（去世）临终时说他离却本寺将于某年某日转生中土，希望这个弟子勿惮辛劳，务必将转世再生的活佛迎回原寺供养。喇嘛当即出示了一张“活佛转世的地图”，说是按佛祖指点画的。男童父母一看，上面清晰可见三元宫、大涝坝以及自己家住宅的图景。喇嘛还不假思索地说出了男童的出生年、月、日、时，与实际分毫不差，男童父母感到无比惊异。一思忖“当个活佛”也好，强似留在老家生计艰难，说不定还有过不去的坎呢！于是就答应了喇嘛的请求，允许喇嘛把男孩带走，父亲在与儿子即将分别时，热泪盈眶地作最后一次嘱咐：“儿啊，今日一别，后会无期，你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记住“三元宫、大涝坝白杨树，要记下！这十二个字，是你的故乡，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并拿出一件棉袄给儿子穿上，说：“这是你妈连夜给你缝的，我把这十二个字写在纸上，就缝在这棉袄的衣领里，希望你把这件衣服妥善保存，这里可有你的根底啊！”这个男童后来结果怎样，故乡无人能说清楚，也一去再没有回来。“三元宫、大涝坝”的声名从此大起来了，西北几省都知道。小男孩到底成了活佛与否，不得而知，但这个故事却口传心受，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证实着三元宫大涝坝的悠久历史。大涝坝为正方形，边长约八十多米，枯水期水深三米左右，平均常年储水量约两万多立方米。雨季则蓄水量更大，但水色也变成土黄色，平时水呈浅绿色，像一面镜子，四围的杨柳树、屋舍、城垣、行人都倒映其中，一抹轻风掠过水波涟漪，水中景物都变了形，这时大涝坝就成了一面其大无比的“哈哈镜”。

　　由大涝坝西岸向南过一条笔直的小巷和巷旁两三户刘姓人家的大门，就到了三元宫小涝坝，小涝坝是一个专为蓄洪防灾用的水池，天旱时会干涸，成为一个长方形的瓦砾坑，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50米，深约3米，雨季蓄水量可达1万立方米，加上三元宫大涝坝容量可达3万立方米。这两个涝坝，有效地缓解了古泾州内四分之一地区的暴雨之灾。

　　由三元宫大涝坝向东出戏楼口（是三元宫和北城楼关帝庙的戏台，为东、西向，皆可作正门的两层三开间阁楼式戏台，设计奇特，一楼中间为三元宫山门，毁于上世纪70年代），横过中山街入石家巷至城隍庙东侧又有一个涝坝（今财政局后院及电信局家属楼一带）。这个涝坝呈八卦形，长宽各50多米，深约4米，容量可达1万多立方米。除了容纳石家巷、隍庙街、察院门（今电信局办公楼）、营门街西侧的雨水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为国家粮库防火，因为就座落在明清两代国家粮库——常平仓门口的西南方几步之遥，在八卦之一“离”的方位（离属“火”，火对仓库的威胁是严重的）辟一涝坝，既可补水，又可救火，十分相宜，正应以“水”克“火”之象。

　　由常平仓门口大涝坝进仓门，径直沿十来间廒房向北过仓神庙（供韩信）山墙，庙后又是一个涝坝——鱼池（今经典商城东部及工商局住宅区）。鱼池呈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60米，深约4米，容积当在24000立方米左右。池心有一长方形小岛，上无建筑，生长着茂密的菖蒲，岛长约10米，宽约6米。池中水终年不涸，每值春、夏时节，碧波粼粼，蛙声呱呱，菖蒲似剑，方岛若舟，颇有塞上江南之风味。这个涝坝名叫鱼池，但从我记事起，没见里边有鱼，只有青蛙、蝌蚪、水钉子（水蛭）等。岸沿直陡，水很深，据说深有一丈三、四。每当雨季，石家巷以北、中山街以南、今新建街北段西边的雨水都注入其中，只见池面升高了几尺，水色因雨水搀入而变成浅绿，其他特征并无大异。

　　以上这四个涝坝容量达6万多立方米，它们可以绰绰有余、轻而易举地把霪雨、暴雨造成的小灾不动声色地化解掉。还有诸多便民、环卫生态平衡等功能：一、大涝埧旁住户，因积水之利多养鹅、鸭，多的达十多只成群而来、结队而去，蝌蚪、水蛭、孑孓成为取之不竭的饲料。三元宫大涝坝还有鱼、鳖等物生活其中，有邻人捕得一鳖，颜色乌黑，背甲直径约五十公分。二、洗涤衣物之便，我家祖居大小涝坝间的三元宫，儿时常能听到“垹垹”的棒棰棰衣声（旧时衣服为棉布衣料、棉布纽扣，洗时边洗边棰容易洗净，胶木玻璃纽扣广泛使用后，棰时易损衣物，故“棒棰”今已消亡），当时去垢用“皂角”，故对衣物无不利影响。衣服一经穿脏，便可随洗随穿。偶有建房的，洗刷木料，和泥和灰都在涝坝取水。或就在涝坝浸泡，并洗去旧木料上烟熏火燎的黑色积淀。还可供家畜饮水。三、候鸟栖息之所，深秋，早春，总有大雁、野鸭（当地人称“水鸭子”，我想也许是“鸳鸯”）在涝坝中和家鸭共同游戈嬉水。野生水鸟都是乌黑色，所以很容易和家鸭分辨，每当发现野水鸟后孩子们便扔瓦片石块追打，于是它们就展翅飞过城头不见了。四、近旁儿童的乐园，如果有一块木板放在涝坝里，可吃劲了，大一点的（比如一扇门）可当小船或木筏，一个孩子坐在上面沉不下去，还可飘来飘去；小一点的（比如一个板凳面），小孩可以抱住一头，用双脚不住轮流交替打击水面，就像鱼的尾巴在摆动，推木板前进，就可成功地由涝坝这边航行到岸，涝坝就成了孩子们意想中的汪洋大海或梁山水泊。在没木板的日子里，更多的是用柳梢打蜻蜓，在浅处抓蝌蚪或“水贼”（一种四条脚可在水面奔走的水生动物）、青蛙等。隆冬时节，这四个涝坝又成为四个天然滑冰场，成为全城青少年的“冰上乐园”。

　　不要担心，流水冲来的泥沙和人们的生活垃圾，会把涝坝堰塞填满，就如现在如果不是环卫工人每天打扫保洁，泾川县城早被垃圾掩埋了！但五六十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理念都和如今不大相同。比如一件衣服，讲究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穿过九年后，实在不能再穿了，就拆开来，大块的作“补丁”补到另一件破衣上，小块的抹褙子、沓鞋底，做成手工布鞋穿在脚上，不像现在旧衣服不穿了，送亲戚不要，只好扔进垃圾桶。当年人们把炉灰、葱胡子、蒜皮子、枯菜叶拿到厕所压粪，粪堆攒大了，自有郊区农民按粪堆大小掏块儿八角买去，人担、驴驮运到地里作肥料。所以每天送出户外的垃圾基本没有。至于水流冲入涝坝的泥沙，也被农闲季节进城担粪的杨柳、纸坊湾甚至茂林的菜农铲去作肥料了。据这些菜农说“泾州城里的土，上到地里肯长！”这些农民不但清理了涝坝中当年的淤泥，连历年的陈“淄泥”（多年沉淀的又黑又臭的泥）也运回地里去了。所以涝坝不但不会因淤积而缩小，还有增大的趋势。这就是建城六百多年涝坝不淤满的原因。

　　解放初，美国侵朝并发动了“细菌战”，新中国政府动员人民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提出“打死一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敌人”的政治口号。城内的这些涝坝就变得“声名狼藉”、每况愈下，成了“革命对象”。当时的领导者认为：泾川城内这些涝坝是蚊、蝇孽生之源，是影响泾川跨入爱国卫生运动先进行列的“绊脚石”。好像一旦消灭了涝坝，蚊、蝇就会“断子绝孙”似的。于是给这些有数百年“蓄洪保民”之功的涝坝们戴上“污水坑”的帽子，吹响了填涝坝号角。大概领导考虑要“速见成效”吧？三元宫小涝坝被选为第一个“消灭”对象。笔者就生长在小涝坝旁，当年景象历历在目：在西城墙上挖取黄土，两人一只筐，装满黄土，抬着倒入涝坝，再去装满抬来，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收工。西城墙距小涝坝约有四、五十米，数十人同时劳动，两三个钟头，填入涝坝的土，也不见得多，何况每次行动，总是选在县上开大会的时候，比如“教师学习会”、“三干会”等，就以爱委会名义，抽调与会人员来参加填涝坝劳动。一年中也就三、五次，填不了多少。经过秋、冬两季搜肥，前半年所填的土，就尽被郊区菜农当“淄泥”搜去上了地，作了肥料，三元宫小涝坝比原来更深了。小涝坝的“填”、“掏”拉锯战进行了一、二年，就再无人管了。不理想的结果使决策者暂时放弃了填涝坝行动，使涝坝的寿命延长了几十年。上边提到的这四个涝坝1966年“文革”时还在“苟延残喘”，在这一年秋洪水冲跨新建的泾河大桥。这次特大洪灾中，涝坝们显示了最后一次作用，又一次使城内、机关、住户“化险为夷”。

　　泾川县城内这四个与城俱来，有着悠久历史和巨大功勋的涝坝的泯灭，是1975年以后的事。当时泾川县工作出色，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县委决定对旧县城进行改造，挖除东西城墙，辟出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安定街，与原县城主街道中山街垂直交叉成十字街格局。安定街不走原来的西门街，截弯取直，一路向西，路面把三元宫小涝坝占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先为良种场占有，后归粮食局劳动服务公司，最后在2006年粮食局劳动服务公司又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现建成六层六开间住宅楼一座，楼盘销完，小涝坝也“寿终正寝”了。三元宫大涝坝在1975年原北关生产队遣散后，连庙带涝坝还有庙东一家完姓的宅院一起划为县木器厂的“领地”。木器厂填了涝坝修了厂房。填涝坝时为应付四近居民的抗议还特地在厂院留了二、三十平方米的涝坝，并在厂院墙下留了居民家雨水流入涝坝的通道。这一切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城建局加高三元宫道路，木器厂破产卖掉了房产、地皮而结束了。开发商把涝坝、庙宇、庙院及原占私人宅基一齐建了几栋商品楼，三元宫大涝坝却永久消失了。假如那个若干年前被喇嘛请入西藏的“活佛”遵父嘱，回乡寻根谒祖，面对幢幢高楼也只能发出“涝坝不存人民非”的失望和哀叹了。至于石家巷内，城隍东侧，常平仓口的涝坝和周边的多所民居，一并被邮电局和财政局辟为住宅区盖起数幢大楼。北城墙下的鱼池，其西被二轻机械厂所占（现经典商城东半截），其东部则为工商局家属院所占用。如今被定罪为“蚊、蝇孽生之源”的污水坑——涝坝早已不复存在，它们在这近五、六十年中历尽坎坷，终归寂灭。

　　涝坝是古代留下来的防止城镇内涝灾害的工程，它们在地广人稀的时代不失为防水的得力“措施”，在人稠地狭、寸土寸金的今日，它们退出历史“还地于人”是合情合理的。一切事物都有由辉煌走向衰落的过程，也就是“与时俱进，优胜劣败”。如果今天再为解决水灾问题推倒楼房，挖凿涝坝，岂不可笑？但应该考虑的是，在党和政府着力关注“民生”的今天，怎样妥善解决百姓的排水问题呢？这是使我久久困扰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