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其隆：党原“黄团”抗暴斗争

　　民国18年（1929），因年馑和国民党当局的残酷压榨，在泾川北部原区引发了一起农民反抗活动，这就是鲜为人知的党原“黄团”抗暴斗争。

　　民国17年（1928），我国西北地区发生特大旱灾，尤以陇东最烈。是年未降过一次中雨，即使降雨，不是蒙蒙细雨，便是稀哩哗啦的几点雷阵雨，终天赤日炎炎。夏秋两季几乎绝收，农家全年收获的粮食不够三个月度用。到七、八月间，天旱更甚，错过农时，农村普遍未种上冬小麦。当时，每枚银元只籴得小麦3斤，民虽则精打细算，计粒入锅，也难熬到次年秋收。至18年春，旱情更趋严重，再加上当时军阀割据，战争频仍，农民除交纳田赋外，军阀和地方官吏们的苛捐杂税、杂差事非接踵而来。在这种残酷剥削和严重天灾的双重为害下，到处饿殍载道。广大农民不是倾家荡产，便是铤而走险。

　　同年六、七月间，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农民乞雨求神的迷信活动。在党原有城刘、党张、高寨三社家，玉都有康家的大圣马脚等，日夜烧香拜佛，游村串镇，求降甘霖。同年冬季，各地土匪四起，抢劫无常。稍有积畜的富裕农民，为了保护其私有财产，便联聘拳师，攒起堆子（学拳的组织）教授他们的子弟。如党原张家庄请来丰台一个称“地蓬头”的王某当拳师；玉都请了李明道、任世元等；高寨请的是平凉的赵奎。这些学拳的堆子与乞雨的马脚，如“二郎马脚”张锁处，自号“梦仙”的赵某、号称“精脚佛”的赵步堂等，联合起来，秘密自制黄旗、黄马褂、黄腰带，以及矛子、马刀等武器，一面练拳，一面书符念咒，拉刀试武，习练闭避刀枪的法术，从此，黄团组织的雏型开始形成。

　　18年农历正月23日早，突有土匪杨老二率部，号称马步两千余人，沿陇山一带经华亭、崇信到王村，欲经玉都转镇原县的屯字，北上固原、宁夏。前哨上北原至党原所属的半坡冯家，闻钟声鸣响，始知党原有黄团组织，即传令该部转经党原，扬言要踏平黄团。其实黄团以为是零星小股土匪，击钟是为了使其闻声而远去，不料却引来了土匪，遭受了一场浩劫。杨匪马步大队在党原驻扎3天，到处搜人，抢夺牲畜、财物，枪杀和熏死党张村两户农民、16人（后有3人被救活）。城刘村两名妇女被追赶跳崖身亡，开店的樊某被暴尸街头，凡被抓到的无一幸免。众匪在洗劫后，即于25日离开党原，经玉都窜向镇原县的屯字。黄团100余人，暗中尾随，直追到固原交界，经大涝巴、山岔、草庙子等地，历时两个多月，于农历4月初返回驻扎在玉都镇的文楼上。此时黄团组织已发展到四、五百人，公开打出了黄旗，穿上了黄马褂。

　　是年春，黄团决定攻打泾川县，开仓放粮，让饥民吃饱肚皮。自愿加入黄团的农民日益增多，众至千余人。当时，泾川驻防军是一军的后勤部队，只有一营人。闻黄团已到水泉寺驻扎，县长杨书元慌了手脚，即令紧闭城门，断绝行人往来。派遣2名代表到水泉寺黄团驻地，以慰问为名，晓谕黄团撤回党原，终遭黄团的严词拒绝。农历4月8日，黄团便南渡泾河，大举进攻县城，行至宫山桥前，驻军又派2人前来欲止，即被黄团战士立砍于桥上。遂即喊声大震，冲过大桥，直扑北城门前，城门紧闭，不得入，城上驻军便开枪射击，西城门的驻军亦同时侧面夹击，黄团战士拼斗多时，终因武器原始，靠口念咒语，身披符录，不能抵挡官兵枪林弹雨的射击，而伤亡八、九十人。但幸存者坚持不退，拼命将战旗插到王母宫山顶上，随风飘扬，官兵数日不敢登上山顶。

　　黄团攻城失败的消息传回党原，人们即悲痛又不安，一日数惊。传闻官府将派大军抄洗党原。带轻伤的战士暂回家乡或亲戚家密藏养伤，未带伤的则躲避远方。家人携眷牵牛，日夜逃躲。

　　农历5月间，县府派员带领一帮捕快班役，以处理善后事宜为名，搜捕黄团战士。据说黄团撤退县城时，将190多人的主要成员名单遗失在城郊，被官府拣去。官府这次派人依照名单逐户搜捕。被捕的黄团主要领导人有党张的张锁处、张荣儿及赵家的赵步堂3人，即押送泾川解往平凉。抓不到黄团战士的，则捕其家属，严刑逼拷，搜刮财物，勒令限期交人。绅士、乡约则趁伙打劫，与官府上下勾结，里外打通，鱼肉乡里，持续了1月之久。除张锁处等3人以主犯的罪名捕送外，其余被捕的人，由绅士、乡约出面会同党原工商界三社家族的头面人物联名作保，予以释放，按人索取银元40个，共约5千多个，中饱官府人员私囊。八、九月间，张锁处被枪杀于平凉，赵步堂、张荣儿在平凉监狱里管押，后由党原地方人士联名具保，获释回家。赵步堂回家后，因受惊恐和折磨过度，得了狂癫症，不久死于家中。往事迄今50多年，人们回忆起来，顿觉人物依旧，事迹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