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侃：泾川儒学考略

　　一、 儒学发展概况

　　儒学在元、明、清时代为府、州、县设立的学校，供生员读书，教授儒家经典，故称儒学。

　　汉武帝“始兴学”。西汉平帝年间（公元1—5年），令天下立学官，郡国学校逐渐兴起。东汉推行“独尊儒术”政策，把儒家思想推到了顶峰。隋唐兴起科举取士制度，唐开元27年（739）以后，“州县莫不有学，学皆有庙”。唐宋以来，推行科举选士制，元、明、清因袭旧制。科举的发达促成了儒学的繁盛。

　　泾州儒学，由于少数民族及汉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先后交相统治，朝代更迭，加上州治迁徙，史籍淹没等原因，所以元、宋以前，无处可考，见于州志的，自元末至正13年（1353）后，有进士、举人、贡生名录，亦有学宫规制，但州学状况无详细记载。

　　据《四库全书·甘肃通志》泾州儒学载，学宫在州治西，明洪武年间，同知李彦恭建，即现今中街小学校址。确切记载，泾州儒学建于明洪武7年（1374）。26年（1393）知州陈希秀及正德16年（1521年，一说正德14年）知州宋灏任内两次修缮。到了嘉靖24年（1545）,州学建成已经历170多年，“庙学颓蔽几尽”，知州张髦士，山东沾化县举人，为官清廉，他很重视教育，大力修葺学宫。到了清雍正13年（1735）,知州张儒又复加修葺。学宫从建成至乾隆19年（1754）,中经380年，其大型扩建修缮共有4次，同治年间毁于战乱之中。据《泾州采访志》载：“学宫规模尚存，坍塌过甚，一切礼器乐器书籍兵燹后，散佚无存”。

　　二、学宫规制

　　泾州学宫，按一般规制，建戟门（学宫大门皆立戟，故叫戟门）3间；大门东侧面街处为宫墙万仞，牌坊1座；西侧建忠孝祠1座；二门为棂星门（棂亦作灵。《鱼龙河图》云：“天镇星主得士之庆，其精下为灵星之神”。学宫称棂星为取得士之意）。棂星门后为泮池，池上有桥通往大成殿。旧时称学校为泮宫，新考取的生员须入学拜谒孔子，必经泮池，故称入学为入泮或游泮。泮池后建大成殿3间，供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左右列祀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叫“四配”，还列祀闵子、端木子、卜子、仲子、有子、宰子、言子、冉子、颛孙子、朱子为“十哲”。东西两侧还建有偏房6间，叫东庑西庑，祔祀孔子弟子及历代名儒。棂星门左右两侧建礼门、义门，前方左右建乡贤祠、名宦祠各3间。大成殿后为崇圣祠3间、明伦堂3间；再后为明嘉靖3年（1524）创修尊经阁一座，清雍正13年（1735）重修，这座建筑专为藏书之用，供生员参阅披览。另有学宫祭器、乐器等设备。光绪21年（1895）,知州章鹤年，捐廉重修棂星门。学宫西侧有射圃亭址，据云为武科生员外考场。据此可知，泾川过去也非常重视尊儒兴学。

　　三、儒学管理

　　学署，为州教育行政机构，在学宫东侧临街处，清顺治12年（1655）知州宋法祖重修。至于学官，历代各异，元代至正年间曾设儒学学正1名，明时为散州，设学正1名，训导3名。学正专管所属生员，训导协助学正工作。清代虽为直隶州，但州学制度基本上沿袭明制，设学正1名，训导裁为2名。学正、训导均系未入流官员。清代学正训导，每个人发支俸银15.76两，自乾隆元年（1736）起，依八品官对待，增加俸银为48.48两。这一制度直延至清末。光绪末年宣布学堂章程，令各州县设立劝学所，代行地方教育行政事宜，学正训导之设，明文废止，但宣统年间有李泮芹曾任过学正。看来在新旧体制变革过程中，曾有反复。

　　四、儒学学额

　　明时，岁、科考取的生员名额，已无处可考。清代初年，基本上沿袭明制，据《泾州志》载：泾州直隶州学额，为岁贡三年二举，廪生30名，增生30名。岁额考取文生16名，武生12名，各科考取文生16名。州县学考试与科举联系密切，从童生中招收。这一规定一直延至光绪28年（1902）废科举兴学堂时停止。随之于光绪31年（1905）成立县高等小学堂。

　　泾州生员，过去一直去平凉应试，同治9年（1870）署州牧邵杜，就东关行台基址拓建考院一所。从此，生员应试方便，不必远去平凉。

　　五、儒学学田

　　学田，属于儒学的田地。它以地租粮和纹银收入，作为祭祀孔子、教师薪俸和补助廪膳生员及贫寒学生的费用，也用于学官俸外补助。

　　据《甘肃新通志》载：清初泾州直隶州实有学田87亩，岁缴租银3.5两。乾隆年间学田有所增加，玉都宁神道有30亩，城西十五里铺有42亩，城北门外有1亩，城东门外临河地有45亩（《泾州志》）。以上4处实有地107.65亩，每年收入租粮、银支使。据《泾州采访志》载：“实有学田346.7亩，应征学租银2.42两”。民国2年（1913）,北洋政府内务部通令，以学田收入充小学经费，但一般多为地方乡绅所把持，用于学校的甚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废止。

　　私塾概略—高其隆

　　私塾是旧社会家庭、宗族或教师自己设立的教学单位。

　　旧时，泾川各地均设有私塾。有的一村一个，有的数村一个。还有个别富豪人家办有家塾。私塾的教师大都是从秀才中聘请的，有时请不到秀才也请落第的童生当老师。私塾的教学条件一般都很简陋。地址多是利用无人居住的旧庄子或庙宇。桌凳全由学生自备。教师的食宿多数由附近的学生家庭轮流负担。

　　教师的工资（当时叫“束修”），是按学生的年龄、学历长短、学业程度，由学生家长决定，教师则不争多论少。每年给教师端三、四次节，即端阳节、中秋节（或孔子诞辰节）、腊八节。有钱的家庭端钱，没钱的出粮。除端钱外还有酒肉、干鲜果等。由校董和学生中的“大学长”（班长）用盘子奉上，领着全体学生给先生叩头，并开有学生花名单，每人端节钱多少，共计多少，请先生点收。在国民党还没有发行纸币以前，除银元流通外，人们普遍用的是麻钱和铜元。学历长的大学生每节给先生端麻钱有一串的（1千枚），也有五、六百的。最小的学生也端一、二百。私塾里学生一般都很少，普遍20来人。一个私塾老师每年的工资收入一般略高于一个长工全年的工资。有些偏僻山区，因读书人少，要到外地去请老师，工资就多一些。

　　私塾里的学生不分班级，多数是在一只窑或两只窑里上课。教师对大学生讲课不是在自己住的窑洞，便是在院子里。老师坐着讲，学生围着听。对初入学的小学生，一般先分配给大学生教认字。学生每天早晨都要把昨天指定的和已读过的课文一起背诵给老师听，老师对学生写仿（大楷字）、作文、对对子等作业抓得很紧。私塾里的教本，在清末科举制尚未废止前均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到民国初年，为《共和国文》、《修身》、《女儿经》及《四书》。初入学的儿童则读《三字经》、《百家姓》等。私塾多在每年农历2月2日开学，除收麦、收秋外，至古腊月初八放学。

　　泾川大部分乡镇的私塾停办于民国23年以后。在这以前，县城内和党原、王村、高平等乡镇均设立公办小学多年，但在距离乡镇小学较远的地区基本还以私塾为主。自国民党的保甲制度普遍实行以后，各保都设立有保国民初级小学。从此私塾才完全被废止。

　　书院考略—何九如

　　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代。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教育机构，在历史上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书院在教学过程中，贯彻自学与讲习相结合，教师的个别指导和学生的切己体察相结合的原则。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更重视智能的开发，因而为国家培养过不少有用人才。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如宋代的“白鹿洞书院”，就是著名的学者、理学家朱熹主持的。明代著名的“东林书院”，就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主持的，当时到他那里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东林书院有一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学生除认真读书钻研学问外，还要关心国家大事。

　　泾川书院的建立，约在明嘉靖年间。明分守关西道参政迟凤翔（山东人，嘉靖甲辰进士）执政时，于嘉靖37年（1558）在高峰山脚下，创建书院。因处高峰山麓，故曰“麓城书院”。规模不大，有堂屋3间，偏屋6间，也没建围墙，后胡松（嘉靖巳丑进士）接任参政后，始对书院修建了围墙，进行粉饰、维修。取《诗经》“高山仰止”之意，更名为“仰止书院”。他还写了“仰止书院记”，刻石立碑以记其事。现在碑石已下落不明，其碑文被收录在清乾隆时编印的《泾州志》中。在“仰止书院记”中，对其书院的位置说：“……麓城半在麓而麓又甚高，俯视城下观寺居民历历在足下……”，其原址在高峰寺靠北的山脚下，叫后城的地方。对书院周围的环境，有这样的描述：“……登麓，仰顾高峰，俯瞩泾汭，回中映带左右，而又鲜喧哗啾洳之逼。信学子讲道游艺之所也……”。其环境安静、幽美，是读书的好地方。

　　到了清朝，将书院由后城迁至东门外，又更名为“阮陵书院”。同治初年，泾州遭了大年馑，加上匪乱兵灾，书院遂毁于战火。光绪9年（1883）,知州胡韵兰（湖北籍举人）上任后，筹集资金另在南关修建书院（现土窝子小学），共建校舍40余间，规模可谓宏敞。在甘肃省使陆廷黻的参与下，研究定名为“镜清书院”。当时书院的负责人叫山长。教材不外乎“五经”、“四书”及八股文章。由山长主讲，按月还请知州作辅导讲课。每月由山长出题目，作八股文。按学生的学业成绩及作文的优劣等次，分别给予奖励。还逐月给学生酌发灯油费。书院经费很困难，原有课银基本金仅3千串钱。光绪年间，有个蒲城举人王建，包收泾州税款，他很热心教育事业，看到书院经费困难，即捐纹银百两。书院即将此银贷给商户生息，以补充经费不足。

　　据零星资料记载，在“阮陵”、“镜清”书院先后担任山长的有贾葆业、赵其昌、杨国俊、闾佐武、许颖悟等人，他们都是德高望重，学富力强，勤守供职，深受群众拥戴的地方贤达。如许颖悟老先生（县城人，为光绪巳酉科拔贡），生性耿介不徇私情，工作尽职尽责，主讲镜清书院，管理经费20余年，款目公开，丝毫不苟。故督学使者给题赠“陶铸文教”的匾额，以奖励。又有职员任廉（光绪3年恩贡）督修镜清书院，管理财务账目20余年，廉洁奉公，点滴归公。督学使者以“其行能符其名”，题赠“文林模范”的匾额，以奖励。

　　光绪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仍把持朝政，但是“废科举、兴学校”的浪潮已波及全国。在此形势下，泾州知州张元森于光绪31年（1905），将“镜清书院”改为“泾州高等小学堂”。

　　辛亥革命后，改“泾州高等小学堂”为“泾川县第一高等小学堂”。民国6年（1917）县劝学所成立，遂改高等小学堂为高等小学校。但在四十年代初，书院曾遭一段厄运，被三青团泾川分团部占驻达6年之久。他们只使用，不保护，不维修，到解放前夕，书院已是满身疮痍，破烂不堪。

　　解放后，这个古老的书院焕发了青春，破旧的姿容被维修一新，建立了小学，为新中国又在培养人才。

　　书院自诞生到现在，已经历了三种社会，100多年的风风雨雨，它是我县教育事业由废到兴的唯一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