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石窟长廊：佛阁高浮碧水涯

西王母最初的造型

    从今平凉市泾川县城西侧有名的王母宫石窟开始，东至泾明乡太山寺石窟，沿着泾川县境内泾河两岸绵延的直线距离不足百里的山体，分布着512个佛教石窟、5眼窟中石井。据当地学者张怀群、杜玉明等考察研究的诸多资料显示，如果把石窟依山脉自然走势无规则分布的实际地段和延伸至南北深沟内石窟所及的里程相加，则超过百里。因此学界称此为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据说该石窟群的开凿不仅早于敦煌，而且其规模宏大，令人难以想象。对此清乾隆年间诗人李植元有一首诗描述到：“佛阁高浮碧水涯，氛浓团殿散晴霞，登峰放眼藤萝洞，千顷琉璃十丈花。”

    记者获悉这一情况后，兴致勃勃，驱车泾河两岸，考察了以王母宫、千佛寺、罗汉洞和南石窟寺为主的这一胜迹，因此了解了一壁辉煌的文化遗存。

泾河上飞翔的白鹤

泾川何以有百里石窟？

    虽然天气寒冷，泾河水也有些浑浊，但是河面上还可以看到飞翔的白鹤和一群群嬉戏的野鸭子。泾河两岸的树木已经泛黄，火红的枫叶和柿子树点缀着正在凋敝的景色。

    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分为王母宫、千佛寺、罗汉洞、太山寺、丈八寺、南石窟寺六大石窟群以及吊吊塔(倒吊经塔)石窟群。记者从王母宫开始，赴以降几十公里范围进行了参观。

    王母宫石窟，北魏建造，以中心塔柱式和四象驮四塔有名。最大的石窟群是罗汉洞石窟群，共有窟龛近200个，长达25公里。从千佛寺以东，有杏树湾、吃水泉、青龙庙石窟群，此间崖顶凿一石井，保存完好，可从井中下至三、四层的石窟中。罗汉洞主窟群向东一里许，南入韩家沟，这里初见26个洞窟，有独立的形如麦积山的巨石上凿出的3个洞窟，巧夺天工。再向沟底进入，两崖窟龛相对呼应，诸多秘窟诡谲奇巧，摩崖百褶千皱。据说罗汉洞石窟最迟建于六朝，从李植元的诗来看，可以想象罗汉洞曾经的规模与气势。而远近闻名的北魏石窟南石窟寺，现已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两岸石窟面泾河而立，才有李植元诗歌中“佛阁高浮碧水涯”之说。

    据杜玉明的研究文章介绍，由于佛教初传中国时，首先是从京都皇族宫庭向民间普及的放射式传播，并非由西向东波浪式推进的，因而洛阳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致，造成当时出入京都长安、关陇咽喉之地的古泾州滞留了数以万计的沙门四众。又由于当时连年战乱，导致经济匮乏，根本无力改变滞留在古泾州僧侣们的基本生存条件，所以，围绕当时的嵩显寺(今泾川高峰寺)，古泾州在北魏前后大兴佛教和开凿石窟寺，同时建造大量无佛像的简陋禅窟、生活窟、僧房窟等，是解决僧侣们活动场所和居所的惟一抉择，也是古泾州“何以有百里石窟长廊”的基本线索。

罗汉洞石窟外的北魏石佛

北魏开创建窟隆盛之举

    现泾川县，古称安定、泾州，是今甘肃东大门，也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东越陇山进入京都的关陇咽喉。而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中的禅窟、生活窟，据目前的发现来看，其规模居全国之首。

    相关研究资料显示，无像无画的窟比有像有画的窟开凿时间早。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并不造佛像，僧众们以菩提树、脚印、莲花、佛塔为偶像，认为佛是神圣和超人的，人造做佛象是对佛的不敬和亵渎。佛在心中，僧众凿一个可供自己打坐的小窟，面壁修禅即可。泾川现在发现的400多个石窟，即为无佛像的禅窟、生活窟等，分布在百里之间。由此推想，中国首批石窟无疑有泾川石窟，泾川也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之地。最早的“支提窟”和有高超石窟艺术的南石窟也非孤立存在，而是连绵不断依泾河而居的一个整体。

    据记载，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此间的十六国四足方座二重圆背项光莲瓣圆伞盖金铜佛像，早在泾州供养，是现在全国唯一的绝品。足见当时的佛教及僧侣和信众在古泾州已势如破竹。开凿石窟当早于此，也先于敦煌。北魏永平二年(509)，古泾州沙门刘慧汪率僧众起义，震惊了北魏朝廷，也使泾州籍当朝太后胡充华惊恐万状，先由其夫宣武帝“敕赐嵩显寺之碑”，同时，速派当时华州刺史一边镇压，一边建造现存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陇东双明珠——北、南二石窟寺。实际上，在这之前的太和二年(479)，孝文帝在古泾州王母宫山下，已建造了大型中心塔柱窟。这一时期前后，还建造了罗汉洞、千佛寺、石嘴山、太山寺等石窟。这一批较早的石窟文化，已为古泾州佛教兴盛开创了规模宏大的空前隆盛之举。数年前，由当地学者张怀群、杜玉明等普查，才惊奇地发现，泾川共有512个石窟龛，竟然在泾河两岸形成了百里之遥的长廊，其规模巨大惊人。

罗汉窟的精美塑像

泾川石窟为佛窟之祖

    甘肃是丝绸之路经过里程最长的省份，泾川石窟长廊是丝绸之路途径甘肃东端最丰厚、坚实、确切的见证。由此可见，泾川也是当年非常繁荣发达的地区之一。

    据资料记载，世界上最早的铜佛像存在于美国，是后赵建武四年(338年)由中国制造。而泾川出土的华盖鎏金铜佛(四件套装)，埋藏于西秦(431)末年，它的制作时间当更早一二百年，应是世界上最早的铜佛像之一，是泾川目前可考的最早的佛教遗存。以此推断，有学者认为泾川首批石窟开凿要比铜佛铸造年代早得多，比如支提窟，即塔庙，有“佛窟之祖”称誉，现存于南石窟之西。这种中心圆柱窟是西印度佛教初创时期所造窟中才有的。同时南朝活动着很多高僧，如安定僧慧等人。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弟子中的道温、僧契也是来自泾州的僧人。十六国时高僧竺佛念也曾驻于安定。同时，泾川石窟的封闭性强，防御功能好，也是丝路要塞泾川经历了太多战争、兵燹和禁佛而僧众求生存的历史见证。

    张怀群曾撰文介绍，长廊中的佛教文化遗存规模之大、品位之高世所罕见。长廊西端，有北魏宣武帝敕建的嵩显寺，唐宣宗敕建的高公佛堂，有隋王朝敕建的华严海印寺、水泉禅寺为代表的庞大的著名佛寺群落，有200多尊历代佛造像，有北魏二碑，有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帝师八思巴文碑，明王朝敕建的华严海印寺碑等文物。

    更让世人钟情的，是在长廊西端的古安定城(水泉寺)内，1964年出土了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14粒，其精美绝伦、价值连城的金棺银椁铜匣石函为武则天敕赐的唐代物事，舍利是隋文帝下《立舍利塔诏》在全国范围内“再开龛窟，敕葬舍利”时分给泾州的。1969年出土了北周比丘慧明舍利石函，有铜棺、石函、硫璃瓶、佛舍利。由此证明，泾川不仅为“佛窟之祖”，也是古代佛教文化圣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