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文化人类学者的贡献和价值

　　——以张怀群及其研究为例

　　人类学在其发轫阶段，以“他者”眼光对异民族文化的关注、命名、书写和评价是普遍的现象，而在今天，这一现象已经并在继续改观。一批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又在本土传统文化滋养中成长起来的基层和乡土知识分子，开始以自我主体身份写地方、写文化、写民族、写历史，重新发现“大传统”所忽略的“小传统”及其价值，弥补专业人类学家田野作业的不足。他们不再是只为专业人类学家提供资料的讲述者和地方知识的代言人，而是具有独立意识、反观视角、自我体验和表达能力的研究者，其中有一些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表明，他们堪称“田野”文化人类学者或者本土人类学者。在全国各个地方，在不同的基层单位，都有这样一些情况不同、数量不等的研究者，他们有的几十年如一日默默的奉献，有的终其一生呵护着我们的文化，但他们及其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在严格的学科壁垒和某些守旧的体制中，这些未经“规训”的学者，其价值未能真正实现。笔者认为，虽然“田野”人类学者或者本土文化研究者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但就他们工作的性质和意义来说，无论是满足当前文化研究的需要还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他们应该得到与专业人类学家同样的尊重，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支持，他们的成果应该得到承认，他们的研究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以张怀群为例来谈谈“田野”人类学者的贡献和价值，以期引起注意。

　　在陕甘交界的陇东腹地、泾河岸边，有一座历史文化悠久、充满神秘魅力的县城——泾川。那是我魂牵梦萦的家乡。近年来泾川在传统文化的发掘、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泾川西王母信俗”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王母祖祠主体建筑相继复原，海峡两岸西王母论坛在台湾、泾川交替进行；大云寺重修，佛舍利塔拔地而起，舍利子来源得到澄清；全国关内最大的完颜宗弼﹙兀术﹚后裔聚居区在泾川完颜住区发现，引起国内外史学界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连续播出“大云寺舍利套函”、“泾川百里石窟长廊”、“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镇海寺碑”；甘肃电视台连续播出“泾川访古·西王母传奇”、“探秘大云寺”、“寻踪百里石窟长廊”、“梦萦西王母”、“走进神秘的完颜部落”，以及“南石窟寺”、“西王母祖庙”、“泾川民俗”等等电视节目，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散落在民间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得到了收集与发掘，民间庙会、祭祀仪式重新唤起民众的兴趣，地方传统文化得到复兴和弘扬。泾川已经成为西北和两岸的一颗文化明珠。而这一切与一位基层文化工作者张怀群的长期努力和无私奉献密不可分。

　　张怀群是甘肃省泾川本地人，曾经当过工人，后来任县文化馆馆员，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对泾川地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之后任公务员。已出版著作37部1000多万字,其中有关西王母祖祠圣地、大云寺佛祖舍利供养圣地、泾河百里石窟长廊、西王母民间信仰、西王母地望与人望、台湾泾川西王母朝圣之旅等文化遗产类论著和文学作品21部，600多万字；编注集16部﹐430多万字。即将出版的有《西王母民俗录》《梦幻西王母--张怀群创意作品集》《台湾泾川西王母朝圣之旅图记》《翅膀上的地球. 诗集4部》等7部。他担任顾问、接受采访的电视专题片并在省以上电视台播出的有28部(集),其中担任顾问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等5集电视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连续5天播出,3部在台湾东森电视台播出。他现在是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平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泾川西王母民俗学会理事长、兰州大学宗教研究所兼职教授、台湾中华道教文化研究学院教授、海峽两岸西王母论坛(台湾聘请) 西王母文化首席专家。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辉煌人生历程，也是他的研究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过程。20多年来，他坚持不解，发挥熟悉本土文化的优长，做出了常人无法做到的努力，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果。

　　想对张怀群的研究进行介绍和评价的冲动已有很长时间，这不仅因为感动于他对故乡文化的整理和弘扬，更出于对他的工作精神和研究成果由衷的敬佩和欣赏。但当我真正进入工作时，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这不只因为他走过的历程的艰辛、思考的问题的深入、所作的研究的广泛、取得的成果的丰厚远远超出了基层业余文化工作者的范围，使人震撼之余，感到概括的困难，而且还因为对他的成果进行归类和评价，既定的标准常常失衡，对他的角色和身份进行认定，也感到往往不得要领，因为他做的地方文化方面的事情可以说事无巨细、涉猎极广，他所关注的问题说大很大、说小很小，说世俗很世俗，说神圣也很神圣，说他是乡土文化的记录者也行，说他是一个基层文化人类学家也不差。他既是传统文化遗产的发掘者、守护者，也是文化事业的组织者，特别是文化研究者、传播者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者。如果要对他及其地域文化研究进行简单概括的话，“继往开来”一词也许比较贴切，就是一方面守望传统，“发见”历史，一方面面对现实，启迪未来，发挥自己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作用。

　　张怀群的研究成果在报纸、杂志和网络（如“百度”）等重要媒体已有大量报道，其详情不再赘述，这里就其主要方面略作概述。

　　第一，是关于泾川大云寺佛祖舍利的重新评价、研究和促成大云寺的重修。甘肃泾川是1964年发现佛祖舍利和唐代金银棺的佛祖舍利供养圣地。据张怀群研究，佛祖舍利在隋代传入中国后，隋文帝给泾州等30个州各分了舍利，同时起塔，以石函盛装入地宫供养。到目前其他各地并未都一一发现舍利，泾川是发现舍利14粒和舍利套函很完整的地方。舍利传到泾州，后失传，武则天时代重新发现，后又失传。1964年被当地耕作的农民偶然再发现。该发现被评为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但是，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被埋没。张怀群的《中国以地宫棺椁瘗埋佛祖舍利制度的开始：世界之宝甘肃泾川〔泾州〕大云寺佛祖舍利及棺椁发现记》（发表于中国文联出版社《泾川与世界遗产：西王母圣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1月╱《丝绸之路》2004年7期 ）全方位首次披露了这一考古发现的过程并评价了它的重要意义。张怀群认为，泾川大云寺地宫在塔基地宫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将中原传统的棺椁之制纳入佛教，开创了用棺椁瘗埋舍利的先河。这不仅表明佛教的汉化，同时在学术上也具有断代的意义。佛祖舍利最早在印度用口小腹大的罂坛盛装，供养在塔上部的“覆钵”部位，传入中国渐以地下棺椁形制供养，而以墓室形貌在塔基下建地宫，以金棺代替罂坛，泾州大云寺为最早。这就是说，泾川〔泾州〕大云寺地宫具有“中华第一佛宝地宫”的地位，大云寺金银棺具有最早的金银棺的地位。张怀群的这一研究，初步澄清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正是在这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重修大云寺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得到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将之纳入文化建设的项目。现在大云寺重修已初具规模，大云寺佛塔和一批富有特色的佛教建筑屹立在泾河岸边，构成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独特的文化遗存重放异彩，遥远的历史回声在泾河岸边荡漾，人们仿佛徜徉于历史的长廊。

　　第二，澄清《大云经》的真伪争议。泾州大云寺因《大云经》而名，这又牵扯到关于《大云经》是否是伪经的问题。在历史上，武则天颁行的《大云经》历来被认为是“伪”经，而张怀群发现，《大云经》是古印度人昙无谶北凉时在敦煌译出的，时在公元422年左右，武则天颁《大云经》时，《大云经》己存在了260多年。历史真实是《大云经疏》“伪”了《大云经》原意，《大云经疏》百多年前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即是佐证。这里的前因后果，经张怀群的钩沉探析被厘清，其学术意义自不可小觑。

　　第三，关于西王母文化的研究和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组织。围绕西王母神话研究及文化传播，张怀群起码有几下几方面的功绩：一是，找到了清代以前回山西王母祖庙108庙全图并解读，为泾川是西王母祖祠圣地找到了依据；二是，提出了西王母文化研究的“五个入口”，即五个方面：民族、神话、道教、民俗、文学艺术，使西王母文化的学术研究别开生面﹐其《西王母五论》研究成果精华在《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发表﹔三是，组织海峡两岸关于西王母文化研究交流活动的开展，他联络、参办了四届海峡两岸西王母论坛；为“台湾泾川西王母朝圣之旅21年”形成做了大量的联络、考证、推介、组织、主持工作；与台湾的民间交流已成定规，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凝聚两岸民众文化心理做出了独特贡献。四是，促使回山西王母建筑群重修并已成为西王母祖祠圣地，王母宫景区晋升为国家AAAA级景区。五是，经张怀群的牵头联络运作，史上西王母金身首次离开大陆、离开祖祠甘肃泾川回山王母宫，去宝岛台湾绕全境保平安。张怀群的这些努力，获得重大收获：“泾川西王母信俗”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学界对泾川西王母文化研究逐步取得共识，西王母的民间信仰和祭祀仪式得以承续。官方的认可、学界的推崇、民间的尊奉，已经使得泾川西王母文化遗产得以复兴继承、发扬光大并超越了前代，其贡献当载入两岸文化交流史册。

　　第四，揭秘完颜宗弼(兀术)后裔泾川聚居区。张怀群发表的《全国关内最大的完颜宗弼(兀术)后裔聚居区：泾川完颜住区解密》(《平凉日报2003年8月12日》)一文，在全国历史学界和媒体间引起轰动，解开了关于完颜宗弼(兀术)后裔之谜。金源文化发源地——哈尔滨阿城区区委书记亲率专家团队，到泾川完颜村一探究竟并认祖归宗。几年间，双方互动频繁，连接起了阿城——泾川金源文化纽带。阿城区金上京博物馆专家几赴泾川，深入完颜村进一步实地考察完颜文化遗存。这表明，张怀群的地域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深入史学领域，为“正史”补苴罅漏。

　　第五，百里佛教石窟长廊的重新发现和保护。泾川的“南石窟寺”因历史悠久而闻名全国，但泾川的百里石窟长廊却鲜为人知。张怀群第一次提出组合思维下的泾河川百里石窟长廊，把泾川数千件（处）佛教文化遗址遗产整合，使佛教文化圣地内涵更加博大丰厚。

　　第六，地域传统文化的钩沉和探撷。 二十多年来，张怀群发现、挖掘、研究、推介了大量的泾川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信息，撰写编注出版了《甘肃泾川与西王母文化》等20多部地方文化遗产研究书籍。他的《泾川是柳毅传书原发地之一》的论文，论断柳毅传书与泾川和洞庭有因果相承关系，原发地北在泾川、南在洞庭。文章在《中国集邮报》等十多家媒体发表后，促成了2004年国家邮政局批准在泾川举行《柳毅传书》特种邮票首发式等。他大量翻阅古籍和泾川古县志，找到了300多首古人写泾川与西王母的诗歌，其中汉乐府《上之回》、《全唐诗》内的《回中》诗，堪为泾川与西王母的“史诗”，他将这些诗歌编注成《回中诗选》出版，复现历史文化精神。他还提出：阮姓起源于周代泾川境内的封国阮国，渐次传承到我国南方和越南，泾川现存有阮陵渠，阮陵当为阮姓始祖之陵，等等。张怀群先生因之被人称为泾川籍出版文化遗产研究著作和文学专著著作最多的人，为重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第七，民间文化的整理、阐释和地方性知识叙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怀群就深入田间地头搜集民间故事、谚语、歌谣并编纂成集，其工作得到政府和学界的褒奖，先后获得国家艺术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先进工作者奖和第四届全国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个人奖。20世纪七十年代末，张怀群开始活跃在文坛，曾在《人民文学》、《文艺报》等百多种报刊发表作品1300多篇，出版散文集、小说集、纪实文学集、剧本集、诗集《见夜》、《动性》、《你的造化》、《遗产的陇东》、《放飞新思絮》、《泾州之秘》、《泾州写真》、《泾川小吃录》《回中之旅》、《静静的汭河》、《千年万里》、《女儿山》和论文集《泾川与世界遗产：西王母圣地》《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台湾泾川西王母朝圣之旅20年—台湾女子回泾川娘家记》等著作，其作品被多家媒体转载。这些文艺作品的题材大多与本土文化相关，具有地方志和人类学诗学的特点。写文化是人类学的重要方法，张怀群重视地方记忆，具有人类学者的眼光。他或通过民间故事的收集，或者以散文的形式，整理了大量的泾川民间文化、民情风俗，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域文化的记录者和阐释者。

　　以上是对张怀群文化研究的粗略梳理，就这些成果，我认为已经超出了某些专业研究人员的贡献，而他给我们的启示则越超出了一般文化工作者的学术意义范围。

　　启示之一：乡土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精英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文化学者。这里的前提是他应是一个有主体身份、有文化自觉意识、具备了“他者”眼光和思维方式的本土知识分子，能够以人类的眼光和世界性公民的意识反观自己故土的文化。这时候，他处处有发现，时时有惊奇，他才能从俗常中发现常人所看不到的意义和价值。张怀群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本土文化自觉的学者。他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泾川是一个点，一个窗口，从这里可一览五千年前后的中华灿烂文化和精彩历史风光，因为西王母、佛祖舍利、帝王皇后行踪等重大题材已超出了泾川地方文化范畴。我想最基本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记录奉献当代、留给未来吧！因为，这些材料大部分地方史志均未录入，但如果现在不做，许多原地遗迹、遗物，包括一些人物可能就都不在了，到时候找也无法找，所以，就算是一个记录、一个积累吧！我们的祖先认真地记录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去查找许多东西，我们也一样，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记录。”张怀群其所以几十年坚持不懈、乐此不疲，以“苦行僧”和“拼命三郎”式的执拗研究本土文化，就是这种知识和信念成为他内在的驱动力，他的冲动来自于他对泾川本土文化价值的理解和情怀。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本土文化学者，一旦具备了文化研究的综合素质，他的潜力和作用有时会超出一个专业研究者，其能量会持续地发挥，因为他深知故土有多丰厚的文化“矿藏”，有多重的分量和多少精华。这表明他能将地方文化的研究置于了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去估价其意义。

　　启示之二：小地方有大道理，基层文化人类学者，可以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中发掘出人类的相通性和精神上的共通感。张怀群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如果说“现代性”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那么“全球化”则涉及全球与地方和民族的关系。全球化不是一体化、单一化、趋同化，文化要“和而不同”，保持多样性，而文化的单一、趋同，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文化生态的被破环与自然环境的破环一样可怕，甚至更难以恢复。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对于传统文化和地域性文化独特性的守护，就具有了迫切的当代意义和人类学的价值。比如关于西王母的研究，张怀群跳出了地域文化研究者常常把某种文化形态的研究落实在历史或传说人物出生地的思维局限，以开阔的视野，研究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西王母神话传说。他认为，西王母，可能是远古母系社会一个民族生活的地域和地域名，是远古母系社会一个民族的名称，是西王母部落的首领名，代有其人。第二，西王母是神话偶像，西王母是先有作为人类童年期先民的精神向往而后成神话的。第三，西王母是道教女神。第四，西王母是民俗事象，是最广大的民众把人类、神话、道教、文学中的西王母记忆以自己所知所记收集到一起生成意象，并演化成民俗事象，各地的人都叫她王母娘娘是一种文化现象。第五，西王母是文学艺术表现的艺术形象和题材。在研究思路上，张怀群具有了整体历史观和考据实证的方法，结合陶器、青铜器等地下发掘的文物，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脱离了臆想和猜测，他说，遗产不能夸张，但最怕的是低估或庸俗，他发现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遗产，即泾川文化遗产虽很具体，但它也是整个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全身”的一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它人类文化就不完整。基于这种理解，他的《西王母五论》，发现了西王母涉及历史﹙人类﹚、神话、道教、民俗、文艺五个方面及相关学科，科学地回答了西王母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找到了破译西王母等古文化遗产的方法。基于同样的视野，张怀群对泾川的地域文化时空有了整体的把握和客观的评价，他认为，60万年前的泾川大岭上古人类遗址，5万年前的“泾川人”头盖骨化石，是古人类史必写的一页；有2100多年历史的泾川王母宫，在人类西王母遗产画卷中，应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分布在中国、世界各地的佛祖舍利中，包含泾州大兴国寺﹙大云寺﹚供养的佛祖舍利；泾州大云寺金棺银椁石函是舍利葬制中国化的开始；14位帝王与泾州佛事有缘，泾川百里石窟长廊是丝绸之路东段﹙陇山以东﹚最大的丝绸之路地上遗址之一；唐初第一大战战场在泾川薛举城，李世民在这里战薛举一十八月险胜，大唐初建与“大秦”割据对峙的玄机在一念之间解除；今日仍姓“完颜”的关内最大的完颜宗弼（兀术）后裔数千人聚居区在泾川，九顶梅花山是金代神秘王陵，被誉为金源文化的活档案；李商隐在泾州入仕、成婚，无意间陷入“牛李党争”漩涡，从此仕途受挫终生不能自拔，却在泾州因爱妻王氏引发的爱情诗为其奠定了爱情诗大师的诗人坐标；泾川是古泾州和安定郡驻地，安定城楼因李商隐代表作之一《安定城楼》而名垂青史，他多年调查，终于找到了保存完好的安定城楼原址，写出了复原安定城楼的论证文本和建议案，被“十二五”规划采纳；因李世民敕封的泾河龙君而衍生的泾河龙君次子与洞庭龙女恩怨，成为《柳毅传书》原地之一；范仲淹、滕子京同知泾州军政，滕子京因泾州任上事谪守巴陵郡而催生出岳阳楼和《岳阳楼记》；朱元璋孙韩恭王及夫人墓和家谱在泾川﹐证明朱元璋后裔1000多人定居在泾川……上述林林总总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碎片，远远超越了泾川一个县或甘肃省行政“级别”和区划中的遗产概念，而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能发现这些“组成部分”，能发现、觉悟到“不可或缺”这个高度，并考证、研究到这个程度，具备了一个基层文化人类学者的素养和能力。甘肃省社科院院长范鹏教授在了解了张怀群的研究成果后认为：他把王母文化现象分为神话、宗教、历史、民俗、艺术五种类型、五个层次进行研究，在不同层面上说明不同的问题，这一方法可以破解很多文化难题，比如对伏羲文化，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挖掘 (见“范鹏的个人空间”)。这种研究，以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文化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字文本中心主义对文化研究的束缚，使民间活态文化、边缘文化受到重视，获得重新阐释与解读。

　　启示之三：基层文化人类学者的地域文化研究，同样可以凝练出学术成果和提升学术品格。基层地域文化研究，其所以得不到社会公正的对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域文化研究者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夸大局部文化现象的价值和意义而又缺乏学理支持，他们的研究成果无意识中被看作主要是资料的收集和地方性知识的提供，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获得与专业研究成果同样的评价。其实，随着当代文化的交流、普及和提高，特别是电子化信息化所提供的新技术使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得一些乡土文化研究者意识发生很大转变，具备了新的视角，也在实践中逐步提高了研究水平，自觉不自觉地综合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始突破自己的局限，其中有些研究凝练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有些见解接近专业水平却又有自己的学术品格。他们的局限在于学科知识和理论基础，而他们的长处则在于深知地方文化的精髓，具有现实精神和人文情怀。他们一旦开始克服自己的弱点，就有可能升华与超越地域传统文化。在长期的研究中，张怀群走出泾川，与中国社会科学相关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兰州大学专家和台湾学者相互交流，大大开阔了自己的研究视野，提高了自己的研究水平，得到了专家的支持和高度评价。张怀群的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其价值和意义，但他的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却非常简单朴实，他知道，对文化挖掘、研究，成果的出版在大地方本应是通过课题项目的立项和资金的资助来进行的，但是重大历史文化的研究课题项目却到不了县上，他的研究既没有劳动报酬，也没有相应的评价。这种研究是一种无功利的自觉活动，研究文章基本是在节假日完成的。他说，这些年虽然很辛苦，但研究与写作的动力主要来自需要和尽本分，“主要是希望能对现实有一点作用！”这就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无功利的功利性，就是一种无我的境界，一种精神领域的自由追求。而这种精神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的深层动力来自于现实的需求，来自于民间的滋养，来自于历史深处的民族感和责任心的呼唤。我们可以想象，这需要怎样强烈的激情，需要怎样的将强烈的激情转换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冷静思考和辛勤笔耕。当我们今天共同品尝他的胜利之果的时候，我们会生出一种怎样的感动和敬佩！“田野”人类学学者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他们的研究及其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公正评价。

　　（作者为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社科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甘肃文联特邀评论家，甘肃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甘肃省创新拔尖人才。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