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土生土长的泾川文化人

—纪念何思文先生

　　去年回泾川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何思文先生早期的书画作品，无限感慨。何先生是生不逢时，因天时、地理的限制，使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才未能赶上自由发展的好时代就与世长辞了。何思文先生去世已经有10年了（1926-1998），看到他的遗作，不免勾起许多对往事的回忆。

　　何思文先生祖籍泾川县高平镇西家洼村，距高平街约5华里。出身于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弟兄四人，他为老大，只读过小学（泾川文庙小学），上世纪50年代，曾任过初小（小学四年制）教师，那时师资短缺，小学毕业任小学教师的事是常有的。老二何相元，军人出身，曾在南京军事学院任体育教官，转业后在平凉市工业局工作，三年困难时期也回家务农；老三何春相，一直从使农业；老四何思禄幸运，被招工，后在平凉电厂工作。作为长兄，肩负着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只凭小教一点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生计，因此，辞掉小教，一方面耕耘，一方面在高平街上经营一个文化用品和图书之类的小店，并兼刻图章，取得些许收入，补贴家用。1958年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席卷全国，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公社化。由于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不允许资本主义私人财产存在，小小文具店和兼刻图章的营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起初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虚报浮夸风蔓延，征购增加，次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举世震惊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摧残着中国大地，社会己是百业凋零。在这非常时期，恰逢《泾川报》社需要招收一名美工，负责标题画和版面的美化工作。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诱惑着多少人啊！经过考核、面试，结果这一幸运居然降落在他的头上。我想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运气，是与他具有一定的书画技能和在当地小有名气的缘故有关吧。

　　随着对公社化中的“共产风”和各种“左”的思潮得以逐步纠正，到1963年底，全国开始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政策允许农村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集市贸易与个体手工业也初步放开。何先生又回到高平，重操旧业，并与别人一起，合办了一家小印刷厂（其实就是只有两台圆盘印刷机的作坊），印制一些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作业本和企业用的账本之类印刷品，他的一切活动，始终与文化事业及文化用品相连系的。

　　以后的十年“文革”中，城市陷于一片混乱中，比较而言，在偏辟的农村相对安定，这给他提供了一个读书，习画的良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癖”，平生中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读书，绘画，并起了一个雅号自称“好诗翁”。家里藏有许多书籍，大多是有关书法、绘画及古典诗词之类。“文革”中，全国大搞“红色大海洋”、“三忠于”活动，他便成了“红人”、忙人，大队、公社的大标语、各种宣传画，大多出自他手。当时在泾川南塬的高平、飞云、窑店三个公社中，高平的“红色大海洋”搞的很出色。街头路边的字画，给人一种新的感觉，使集镇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看好的是，它们不只是宣传品，可以称的上是艺术品。来往赶集的人们无不为之赞扬，大家知道，都是因为高平有个何思文的缘故。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土地承包了、市场开放了、发财致富的口号震天家响，甚至有“谁发财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之说，发家致富理直气壮了，农村经济也开始活跃起来。随着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后，对文化市场发展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许多消失的及前所未有的文化行业也应时代的要求重新出现，各类民营的文化娱乐业兴起，文化与市场的结合，使市场意识这才真正开始深入到文化当中去。文化工作者更关注老百姓兴趣与口味，在文化内容上也繁荣多彩、更贴近大众，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同时许多文化行业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上世纪80年代起，书画作品开始又以一种商品的形态进入市场，许多书画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作品与市场需求联系起来。

　　作为国粹的中国书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传统的书画艺术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然而中国书画更需要有才华、有功力、有悟性的人去传承，去发扬乃至以毕生的精力为之献身而去苦苦追求。但是，在众多的书画艺术追求者中，能够登堂入室的人却还是少数。一个农村出身“土生土长”的书画爱好者，自幼酷爱书画，自学成材，虽然尚未形成独特风格，也不是什么大“家”，但是，他的作品还是很受人们喜爱的。在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大好环境促使下，他以满腔热情，挥毫泼墨，听说这一时期创作了100多幅书画，有人建议举办个人画展，但因条件限制，未能如愿，不久何思文先生就与世长辞了。我与何思文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大约是1992年10月回乡时，那是在去泾川县城路过高平时在高平街上相遇的，由于时间仓促，未及深谈，便匆匆分手，谁知这便是最后一别。有幸收集到了早期有关何思文先生的几张照片，公布于此，以示怀念。我认识何先生那还是在飞云小学上学的时侯。由于他是飞云刘家洞的女婿，所以有机会常来飞云，也经常到飞云小学做客。他的个头不高，文质彬彬，第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实在、直爽热情的人；脸上有一种文气，是那种不用介绍就能从相貌上看出来的文化人。他来学校时，老师们好像与他都很熟悉，不是相约一块打篮球、就是摆开画案，一起切挫技艺。那时的老师大多是平凉师范（柳湖）的毕业生，师范生在学校是很注重书画练习的，有些老师偏爱书画，经常习字作画，一有机会就要切挫一番。他虽是一个连初级书画训练也未受过的人，但是，略通文墨，很受老师们的敬重，都乐于同他交流。我最早看到何先生的书画，还是在儿时，大约是1950年，好像是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那年过年，我家一改往年过年贴门神的旧习，各个门上贴的是用彩色帖纸手工现画的水墨画。大体有松竹梅、荷菊兰、桃李杏；年年有余（鱼）、踏雪寻梅、山水垂钓图及飞禽走兽之类。每幅画都配有相应的诗词，一些名句如：“松竹梅岁寒三友，工农兵天下一家”和那首《梁父吟》：“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麟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在儿时已能背的滚瓜烂熟，尤其是后两句，特别形象生动，至今尚未忘却。这些“门画”使人耳目一新，给那个新年增添了不少新意和欢快，赢得许多亲朋、邻里的赞扬和喝彩。当时听家父说，这些门画是何思文画的，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早就听说何思文是个多才多艺的“秀才”。前文提到何思文先生是飞云刘家的女婿，其岳父家就住在飞云东街，与我家相隔不远，虽同为刘氏一族，但不是同“朵”（五服内）。他的岳父也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喜好书画，尤其擅长画脸谱，每年正月耍社伙，刘家洞社伙的脸谱在飞云四城角各庄中技压群芳。思文先生受其岳父真传，高平每年耍社伙的脸谱也出自他的手笔。我因很早就离开家乡在外地学习、工作，难得有机会与何先生相聚。早闻何先生长作书画，但从未有机会亲眼目睹他的作品，去年在泾川一个亲戚家偶然看到他的早期书画作品，又是一个晚上，借助闪光灯拍了下来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