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黄土地—泾川

　　1969年11月，甘肃省泾川县党原镇卫生院来了一名城里医生。他，就是为响应毛泽东主席“6·26”指示精神，离开当时的北京医学院人民医院，带着一家三代六口人辗转千里而来的王富庆。在这里，他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党原的农村卫生事业。

　　黄土地需要他们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泾川农村条件十分艰苦，农民都住在窑洞里，党原镇卫生院只有几间土坯房。王富庆一家仅分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

　　当时的农村不仅没有电，连生活用水都严重缺乏。王富庆记得很清楚，自己用辘轳转了84圈，才从井里吊上一桶混浊的水，沉淀几个小时后才能饮用。

　　党原山大沟深，交通十分不便。每次王富庆去县城开会、购药，只能骑着自行车往返四五十里山路，上下坡时只能推着自行车慢行。

　　生活条件的简陋，王富庆很快就适应了。可是工作环境的落后，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党原镇卫生院只有一台手提式高压消毒锅和几把血管钳。几名医生挤在一间房子里接诊，每人只有一支体温表和自备的听诊器，没有任何辅助科室，仅有的两台血压计还得大家传递着用。一到冬天，由于没有取暖设备，连开处方用的墨水都能结冰。

　　生活上的巨大变化，环境上的巨大反差，让大城市来的医生情绪有些低落。但是，当王富庆看到病人饱受病痛折磨的无助神情后，医生的责任感被唤醒。他和曾经同为北京医学院人民医院医生的妻子霍瑞莘下定决心，要留在党原为这里的群众看病。

　　从骨科医生到全科医生

　　党原沟壑纵横，当地群众经常摔倒落崖，重者造成各种骨折。在北京时，王富庆从事的是骨科专业，到这里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当时的党原卫生院没有石膏、绷带，更没有骨科设施，王富庆就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医小夹板治疗各种上下肢骨折，同时也治疗了许多关节脱位病例。

　　每次回到北京，王富庆顾不上走亲访友，而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向各科室医生请教一些自己不熟悉的医疗问题和新的医疗技术，同时也购买一些必要的参考书籍，带回党原细心研读。他希望自己早日成为一个能够适应农村医疗工作的全科医生。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党原镇突发流脑，当时正值王富庆夫妇管理病房，共收治12名流脑患者。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抢救，患者在王富庆夫妇日夜精心的观察护理下全部治愈，无一例留有后遗症，创造了流脑治疗不出乡的先例。

　　在救治中毒性消化不良时，由于当地农民认为小儿腹泻不能喝水，所以前来就诊的小儿大多出现脱水甚至昏迷。王富庆在抢救治疗过程中，向群众不断宣传补水的重要性和一些卫生常识。小儿腹泻好转后需进行流食、半流食的膳食治疗，他亲自做米汤、粥等补充水份和营养的食物，用实例说服了群众。

　　在此期间，王富庆还和妻子因陋就简建立了简易的临床化验室，虽然只能做血、尿、便三大常规和血沉等几个单项化验，但对临床的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王富庆在基层的医疗实践不断丰富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几年下来，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疾病治疗他都得心应手，方圆几十里的患者都慕名而来找他看病。

　　调不走的农村医生

　　王富庆很快成为卫生院的业务骨干，并且被任命为党原镇卫生院院长。

　　虽然当了医院的负责人，可是王富庆的临床工作并没有一点减轻，反倒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农村群众没有上下班的时间观念，更没有节假日，医生一般都是24小时值班，病人随到随诊。因此，王富庆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作息时间。

　　由于卫生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有限，凡遇到危重病需转往上级医院的患者时，他都会认真仔细地检查，做出较为明确的诊断，告知家属应转到哪一级的医院救治，减少危重病人的反复转诊和经济负担，并争取了抢救时间。同时王富庆还经常回访转诊的病人，从中验证自己转诊前的诊断是否准确，以提高业务水平。

　　王富庆在党原镇的辛勤耕耘赢得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富庆被选为泾川县政协副主席，这需要离开党原镇到县城工作。王富庆再三请求让他继续在卫生院工作，并完成政协分配给他的各项工作和任务。

　　1985年，国家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王富庆当时可以要求回北京工作。但是他觉得回到北京，不如在基层发挥的作用大，而且基层的广大患者也需要他，所以放弃了回京的机会。

　　1994年，王富庆退休后回到北京居住，但他们夫妇俩每年仍坚持回一趟泾川县，一般要待一两个月时间，一如既往地给老百姓看病，党原镇卫生院至今保留着他们的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