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南石窟寺考证记

　　南石窟寺是北魏泾州境内众多的石窟寺之一，位于泾川县城东7·5公里的泾河之北岸。据原存于寺内的《南石窟寺之碑》记载，它创建于北魏永平三年(510)，与北去45公里的庆阳北石窟适成对称，是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开凿的南北对应的一对石窟，所以这个石窟被称为南石窟。

　　奚康生是北魏的权臣名将，曾出任过南青州、华州、泾州、相州刺史。《魏书·列传》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又“向信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南石窟正是他任泾州刺史时所建。奚康生于永平二年(509)正月，奉诏讨伐泾州沙门刘慧汪起义而出任泾州刺史；永平四年(511)十一月，“诏奚康生、李崇治兵寿春”而终止任期，前后共3年时间。在这短短的3年之内，奚康生同时开凿南北两座石窟，工程是相当巨大的，仅南石窟就要凿石近3000立方米才能成窟，再加上精琢细刻各种佛像，其时间的紧迫性是可想而知的。在营造期间，大概也使用了“多所杀戮”的办法，才造就了这座灿烂的艺术宫殿。奚康生一面以武力镇压农民的反抗；一面又大肆开凿石窟，倡佛事，向人们展示着人间的另外一个天堂。这既是当时社会尚佛的反映，又是武力镇压后对百姓安抚的举动，同时也是由于奚氏因杀戮过多，惧怕“天谴”，故以敬佛来求得心灵的解脱。

　　南石窟寺，现存石窟5个。从东往西，1号为奚康生所凿魏窟，是南石窟的主体；4号是唐窟；2、3、5号已成空窟。

　　1号大窟是横长方形佛殿窟。内雕七世佛及2尊弥勒菩萨，佛两旁各有一胁侍菩萨，共l4尊。这种形制和造像内容与庆阳北石窟奚氏所建的今编号165窟完全相同，或者说是出自一个模式，唯石窟规模略小而辅助造像亦略少于北石窟而已。但南石窟的造像成就要精于北石窟，如果说北石窟的造像继承了云冈石窟古朴雄伟的风格，那么南石窟则借鉴了龙门石窟清秀曲雅的格式。南石窟1号窟高11米，宽l8米，深13.2米；窟顶为覆斗式，方门，门上设明窗。门外有经后代补塑的二力士立像，显得气势恢宏，浑然一体。在约238平方米的洞窟内，沿窟壁于东、北、西三面雕有7身身高约6米的大型立佛像，其头部与身体的比例为1：5.5，个别是l：6，较之常人，略显头大而身短，但比北石窟立佛头身1：5之比已有显著的进步。每尊立佛两旁各塑有3.5米高的胁侍菩萨一尊。南壁窟口两侧，各有一尊高5米的弥勒菩萨坐像。

　　七佛的造像历史可上溯到世纪初，公元1—2世纪盛行的犍陀罗艺术中就有这种例子。公元428年以后，我国北凉的造像则多采取七佛与弥勒菩萨的组合。北魏承袭这一风格，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有此类造像，但规模都不大，尚未构成七佛窟，而真正将七佛与二弥勒菩萨完整地排列于一窟则从南、北石窟始。一窟之所以雕七佛二弥勒菩萨，是因佛教中有释迦牟尼前有六佛，释迦牟尼继六佛而成道的说法，而释迦牟尼之后，弥勒菩萨则将主宰佛国。南石窟寺l号窟的制式正好是这一概念的形象化。

　　1号窟的7尊立佛像，右手一律掌心朝前自然端起，左手则抬起后平伸于前，掌心朝外指略弯，作号召或说法状。其形态也基本一致，简化螺髻，高鼻齐额，硕耳垂轮，鼓目半合，面部丰满，表情端庄、慈祥，尤其是那威严中透出的几分微笑，使人既感觉到佛的神圣不可侵犯，又能体会出佛的博爱无边。在衣饰上，7尊赤足立于石级上的大佛，均身披通体袈裟，垂及膝下，两袖宽大，褶叠反卷，颈项袒露，于胸前结丁字缨络，腰带作结状。衣纹的雕刻非常精致，平直流畅，阴阳有致，层次分明，有随风飘动之感。造像的整个艺术风格显得淳朴、实在，但又温文含蓄，别具一格。

　　14尊胁侍菩萨，有石胎泥塑，也有纯泥塑。她们头戴宝冠，身着通肩袈裟，裙垂脚面，有袒胸者、披巾者、胸前挽缨者、系飘带者。衣饰紧凑舒美，有贴身裹体之韵。面部塑造皆以女性为模，细眉秀目，悬鼻小口，聪慧秀丽，健康俊俏。体型修长，婀娜多姿，或双手合十，或一手下垂，一手横于胸，或一手按胸。姿势活泼生动，栩栩如生，宛若一群心地善良、对生活充满美好企望的人间少女，与佛的庄严神威形成鲜明的对照。

　　南壁的两尊弥勒菩萨双脚交叉坐在宝座上，因此又称为交脚菩萨。其头戴宝冠，身着袈裟，面庞丰满，两耳硕大，右手上扬，左手置于膝头，作说法状。这种装束和姿势，充分表现了他们虽为菩萨，但又是佛的继承人这一特殊身份。

　　窟顶及壁满布浮雕，有树木、山峦、飞鸟、屋舍、宝塔、飞天及佛教故事。正披(北披)浮雕似乎包括了佛教徒乘象入胎到树下涅槃的较为完整的佛本生故事，可惜现首尾部分残缺。前披(南披)刻有舍身饲虎故事，因风化严重，现仅余三骑，疑是三王子出游情节。飞天赤身，披巾舞凤，笑容可掬，生动异常。整个雕刻，刀法纯熟精到，以简练概括的手法，生动流畅的线条，准确地表现了每个造像的神态和内心世界，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能。

　　4号窟，今名罗汉洞，内存有l8尊罗汉像。1925年，在对南石窟调查时，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用考古方法清理出数尊塑像，确认为唐代所塑，此窟乃唐代所开。因当时窟中塑像损坏得较严重，后进行了重新修饰，使其成为如今所见之样。

　　原存于南石窟l号窟的《南石窟寺之碑》颇值一提(该碑现藏于泾川县文化馆)，此碑高2.25米，宽1.03米，厚0.17米，碑文23行，每行38字(现每行存34字)。碑额阳文隶书“南石窟之碑”及刻有“石窟寺主僧斌”的题名。碑文为魏体正书，从今尚可辨读的650余字中可品味出其独有的风格。曾有人赞誉道：该碑书法“瘦硬通神，风采奕奕。郑文公碑系永平四年，此则三年。足以奴视张黑女，一弟蓄郑文公”。意即《南石窟寺之碑》的书法比北魏的名碑“张黑女碑”、“郑文公碑”更胜一筹，是书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佳品，为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所珍视。

　　《南石窟寺之碑》的历史价值极为宝贵。首先，正是由于其碑尾结衔是“大魏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f-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乎四将口(军)□□泾□(二)州刺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所以我们才确切得知南、北两石窟的开凿时间和主造者。其次，从碑文所书“命匠呈奇，竞工开剖，积节移年，营构乃就”的记载中，能够体会到当时开窟的艰难，这座绚丽多彩的艺术之宫，是经千百名工匠穷年累月的艰辛劳动而完成的。第三，从《南石窟寺之碑》碑阴的施主题名可以知道，奚康生在修建南石窟寺时，不仅征集了许多能工巧匠无偿为其劳作，而且动员了全泾州的头面人物捐资。在碑阴题名的59人中，包括平西将军府隶下的各级官吏，陇东诸郡太守及下属，泾州所辖15县的县令等，实可谓动员了全泾州的人力物力为之效力。

　　第四，因该碑是永平年间所凿，其比后代所修《魏书》当有更大的可靠性，可正《魏书》之误。据《魏书·地形志》，泾州领6郡17县。《南石窟寺之碑》载5郡15县，无平原郡，无车槃、鹑阴两县。嵩显寺的《敕赐嵩显禅寺之碑》亦同。又《魏书·地形志》称泾州首县是临泾，两碑所载是安定。还有泾州所领5郡的郡守，唯安定郡称内史，其他4郡皆称太守等，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1925年2月，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在陪同美国哈佛大学旅行团前往敦煌途中，在西安购得《南石窟寺之碑》拓片，在与店主攀谈时得知，该拓片来自甘肃，陈先生在研究拓片时，见上有“泾州”字样，遂断定该窟在甘肃泾州一带。途经泾州，在县城南门文庙内见碑，陈先生等甚喜，随后便寻至南石窟，对南石窟进行全面考察，详细地拍照、画图、测量、文字记录。并在1号窟发现了《南石窟寺之碑》的碑首，该碑首上雕有二龙戏珠图案，极为精致，不知何故未与碑身一起移至文庙，陈万里先生将其带回北京，藏于当时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室。此次对南石窟的调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在对4号窟考察时，溥爱伦想要弄清塑像成像年代，便将塑像的外层全部剥去，结果断定塑像石胎为唐代作品。但毁坏佛像之事，引起当地6邮(村)群众不满，将他们围在南石窟寺达2小时之久，经陈万里先生的反复解释、调停，翟阴、溥爱伦等再三道歉，并出资66元以做重塑佛像之费用，才得以返城。这次考察不仅清理、认定4号窟为唐窟，而且还找到了《南石窟寺之碑》的碑首，并进一步论证了北石窟存在的必然性，为北石窟的发现作出了很大贡献。29年后，在距南石窟北约45公里的荒郊，终于找到了北石窟寺，证明了陈万里先生判断的正确。

　　1963年，南石窟寺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政府先后拨款7次对南石窟寺进行必要的修整。l988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