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泾州行政建置的一方官印

（“泾州之印”印面）

古代印信是用于标识身份、行使权力或作为凭证的印章，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是古代文明中重要的政治、文化载体。泾川县博物馆就藏有一方金代的“泾州之印”，被文博界专家老师誉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该印于1976年出土于泾川县城关镇，为国家一级文物。用黄铜铸造，印面为正方形（7.1厘米×7.1厘米），通高5.3厘米，重1065克。印纽为长方直柄，整体造型庄重规整。印面采用九叠篆书“泾州之印”四字，体现了金代官印的典型风格。印背右侧刻楷书“礼部造”，左侧刻“承安三年十一月”（即1198年），上侧边刻“泾州之印”，明确标注了铸造时间与机构，它是研究金代泾州建置的重要印件资料。

历史上的泾州位于今甘肃平凉泾川，地处泾河上游，在北魏之前属雍州安定郡辖；北魏太武帝时期设泾州，这是“泾州”之名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领6郡17县（安定郡、陇东郡、新平郡、赵平郡、平凉郡、平原郡）。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泾川县及周边灵台、镇原、崆峒及陕西的长武、彬州等大部分地区，当时，泾州、安定郡、安定县三级治所均在泾州古城（今泾川县城北）内，地位重要，是扼守关中与陇右的交通要道，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战略支点。唐代的泾州属关内道，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也是朝廷抵御吐蕃等侵扰、控制河西走廊的重要据点。宋代泾州先后隶属于凤翔路和泾原路，众所周知的范仲淹、韩琦曾任泾原路安抚使并在泾州建立府署。1130年，金将完颜宗辅首次攻占泾州，但在8年后的1138年宋金议和时泾州复归于宋。又过了4年，即1142年，泾州第二次纳入金朝版图，一直到1222年被元朝所替代。“泾州之印”正是泾州第二次纳入金朝统治后的地方行政官印。作为官方铸造的行政官印，其使用标志着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直接控制，是地方行政合法性的象征。

（“泾州之印”印背及印钮）

泾州属金朝的庆原路，辖泾川、长武、灵台等四县，也是金朝控制西北边疆的关键节点。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改州治保定县为泾川县，这也是泾川县之名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当时的泾川县仍为泾州治所。

元代泾州初属陕西行中书省平凉府，后升为省直隶州。明洪武三年，泾州降为散州，隶属平凉府。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泾州再次升为省直隶州，领灵台、镇原、崇信三县。至民国时期的1936年，泾州旧地划归甘肃省第三行政督察区，泾川县成为现代行政单位，标志着泾州做为州级建制的结束。这么盘点下来，从北魏始设到民国改置，“泾州”这一行政区划名称共计使用长达近1500年之久。

这方印章是怎么被发现的呢？经查阅档案并走访相关人员得知，1976年原城关公社天池大队吕家塬修建水利工程时发现，随即由参与发掘的张拉银（已病逝）等上交给县文化馆，后移交县博物馆收藏。当时的出土现场情况已不得而知，我们也无从考究此枚官印的埋藏原因。但据印面背部刻“承安三年十一月”的纪年，或许可以做以下推断：“承安三年”，即1198年，是金章宗的第二个年号。这一时期，也是金代由盛转衰的开始。随着蒙古的兴起，西夏、金和南宋政权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背景下，泾州一带几番易主，直到金哀宗时最终被蒙元政权占领。而泾川县博物馆馆藏的此枚“泾州之印”，应该是在泾州被蒙元攻陷时，由金代泾州一带的地方官员所藏埋的。在他藏埋的时候，或许他还想着有朝一日，朝廷还能重新收复泾州，就像之前被宋、西夏攻陷之后又重回到了金政权一样……可历史终究碾过，蒙古的铁蹄踏碎了女真人的残梦，铜印就此沉寂，直到七百年后，以文物的身份重返人间，成为泾州千年建制更迭的无声证人。

（“泾州之印”印模）

泾川县博物馆藏的金代“泾州之印”是泾川三千多年历史上留存下来并唯一被馆藏的代表地方行政建置的印鉴，是研究金代官制、行政区划及古代印章艺术的重要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首先从艺术价值上来说，其印文采用九叠篆，笔画反复折叠、均匀填满印面，是宋金时期官印的典型特征，体现了篆刻艺术的程式化与政治权威的象征性。从铸造工艺来说，印体厚重，铭文錾刻清晰，反映了金代铜器铸造的高超技术，尤其是“礼部造”标注，凸显官方制作的规范性。从学术研究价值来说，它印证了金代“泾州”建置的延续性，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从北魏至金代，“泾州”之名沿用近800年，此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物证据。从官制来看，金代官印多由礼部统一铸造，此印的铭文格式为研究金代官印制度提供了典型范例。总之，金代“泾州之印”不仅是泾川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更是中国古代官印制度、金代边疆治理与陇东历史研究的珍贵实物。其历史价值、艺术特色与社会功能的多重属性，使其成为连接古代政治文明与当代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